白嘉轩是作者的一个重大发现。现当代文学史上，虽不能没有原型，但的确没有人用如此的完整形态，如此细密的笔触，如此的评价眼光描写过他。在经济上，他当过地主，尽管因解放前三年鹿三已死他未再雇长工，恰好“漏了网”，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不具备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作者写他，不是纠缠在常见的阶级斗争眼光下的善善恶恶，也不是接着常见的反面形象的模式来处理，而是超越了简单化的批判层面，从文化的根因上来写。对于他的狡黠，迷信风水，视土地如命，作者倒也没有放过。小说开始不久，他就精心策划了一场买地戏，内心欲火中烧，外表上显出可怜和无奈，可谓深谙人心之道，目的则在把鹿家的风水宝地弄到手，保佑白家福运绵长。这不是典型的地主阶级的思维吗？但这些不是白嘉轩的重心所在，由于他终生不脱离劳动，生活方式与自耕农并无不同，他表达的实际是农民的思想情绪，这个深沉的精灵似的人物远不是一般的地主可以望其项背。其实，在静默的、较为封闭的农村，至今我们仍能嗅到自嘉轩的灵魂的残余气息，这种封建精英人物长久地活在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恬中，陈忠实终于捕捉到了他。
白嘉轩一出场，就以他的“六娶六亡”以至不得不娶第七房女人的传奇经历先声夺人。小说劈头第一句话便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有人发现这一段有声有色的描写与后面的情节关系不大，就认为不过是有趣的楔子或哗众的手段罢了，或认为无非是写其传宗接代的生活目标而已。其实不然。这里既有生殖崇拜的影子，又在渲染这位人格神强大的雄性的能量，暗喻他的出现如何不同凡响。作者写这位白鹿原的族长，有意疏离其社会性，强化其文化性。白嘉轩对政治有种天然的疏远，他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内省、自励、慎独、仁爱上去，监视着每一个可能破坏道德秩序和礼俗规范的行为，自觉地扞卫着宗法文化的神圣。控制他的人格核心的东西，是“仁义”二字。“做人”，是他的毕生追求。“麦草事件”中，于情急中长工鹿三代他出头，他大为感动，那评价是这样一句话：“三哥，你是人！”这个评价也是他自己的心迹表露。人者，仁也，包含着讲仁人，重人伦，尊礼法，行天命的复杂内涵。他未必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但他对儒家文化精义的领悟和身体力行，真是活学活用，无与伦比。他淡泊自守，“愿自耕自种自食，不愿去做官，”一生从不放弃劳动。他的慎独精神仿佛是天生的，说“人行事不在旁人知道不知道，而在自家知道不知道”。他的心理素质的强韧，精神纪律的一丝不苟，确实让人惊叹。他有如一个逆历史潮流而行的舟子，一个悲剧英雄，要凭着自身的最后活力坚持到最后一息。正是这种精神力量，使他享有桃李无言的威望。
按说，白嘉轩所信奉的文化，所恪守的戒律是最压抑人性的，他却表现出非常独立的人格，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这大约也是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吧。如果权且抛开阶级属性和文化属性仅仅作为一个人来欣赏，白嘉轩沉着、内敛、坚强、豪横，不失为大丈夫、男子汉，具有强大的魅力。他的身形特点是“腰板挺得太直太硬”，后来被土匪打断了腰，自然“挺”不下去了，佝偻着腰仰面看人，如狗的形状，但在精神上，他依然“挺得太直太硬”。这个人，真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勇毅，“尚志”精神贯彻始终。当然，这里的独立人格与近代民主思潮所谓个性解放、人格独立不可同日而语。
为了维护他的人格尊严和他所忠诚的纲常名教，白嘉轩遭受的精神打击异常残酷。在家族内部，他把教育视为头等大事，言传身教，用心良苦。他深夜秉烛给儿子讲解“耕读传家”的匾额，惟恐失传，强令儿子进山背粮食，为的是让他们懂得“啥叫粮食”。长子白孝文新婚后有“贪色”倾向，被他警觉，及时遏制；小女儿白灵是他掌上明珠，任其娇纵，可是一发现白灵有离经叛道的苗头，他即不惜囚禁，囚禁失效，他居然忍痛割断父女关系，“只当她死了。”凡是事关礼教大义，他就露出了很少表露的残忍性。对于白孝文的堕落，他痛心疾首地说：“忘了立身立家的纲维，毁了的不止是一个孝文，白家要毁了。”孝文倒向荡妇田小娥的怀抱一节，是深刻揭示白嘉轩的灵魂最有力量的情节。起初这只是“杀人的闲话”，等到眼看就要证实的瞬间，作品写来真有惊天动地、万箭钻心之力：
“白嘉轩在那一瞬间走到了生命的末日走到终点，猛然狗似的朝前一纵，一脚踏到窑洞的门板上，咣哨一声，自己同时也栽倒了。”这真是灵魂的电闪雷鸣！能够承受一切的白嘉轩，在这个静静的雪夜体验了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死亡和彻底绝望，他被真正击中了要害。我们不能不赞赏作者的诛心之笔。然而，即使面对如此摧毁性的打击，白嘉轩也还没有倒下，只见他的精神之可惧，生命力之泼旺。他说：“要想在咱庄上活人，心上就得插得住刀！”鹿三的一句：“嘉轩，你好苦啊”，道尽了他为维持礼教和风化所忍受的非凡痛苦。
白嘉轩的人格中包含着多重矛盾，由这矛盾的展示便也揭示着宗法文化的两面性：它不是一味地吃人，也不是一味地温情，而是永远贯穿着不可解的人情与人性的矛盾--注重人情与抹煞人性的尖锐矛盾。这也可说是《白鹿原》的又一深刻之处。白嘉轩人情味甚浓，且毫无造作矫饰，完全发乎真情，与长工鹿三的“义交”，充分体现着“亲亲、仁民、爱物”的风范；对黑娃、兆鹏、兆海等国共两党人十或一时落草为匪者，他也无党派的畛域，表现了一个仁者的胸襟。可是，一旦有谁的言行违反了礼义，人欲冒犯，天理，他义刻薄寡恩，毫不手软。他在威严的宗祠里，对赌棍烟鬼施行的酷刑，对旧小娥和亲生儿子孝文使用的“刺刷”，令人毛骨悚然。他的一身，仁义文化与吃人文化并举。田小娥死后，尸体腐烂发臭，后来蔓延的一场大瘟疫据说就是由她引起的，村人们无不栗栗自危，对这昔日的“淫妇”、“婊子”烧香磕头，还许愿要“抬灵修庙”。白嘉轩却不顾众怨、沉静如铁，说：“我不光不给她修庙还要给她造塔，把她烧成灰压到塔下，叫她永世不得见天日。”他果然在小娥的旧居上造了塔，连同荒草中飞起的小飞蛾一并烧灭。这个最敦厚的长者同时是最冷血的食人者。
的确，白嘉轩把“仁义”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他的私德也几乎无可指摘，这容易使人产生作者是否无条件地肯定传统文化的疑问。只有把与白嘉轩对立的另一人物鹿子霖拉出来一起考察，才能看出作者的思考是深刻的。如果白嘉轩是真仁真义，鹿子霖就是假仁假义。白、鹿两家的矛盾贯串始终，这两家也确乎为争地争权发生过一些冲突，特别是鹿子霖的巧设风流圈套拉孝文下水，深重地伤害过白嘉轩。但我以为，白、鹿两家的矛盾并不像有些作品，纠缠于一般的政治、经济纷争，它是高层次的，主要表现为人格的对照，精神境界的较量。鹿子霖是白鹿原的“乡约”，是反动政权布置在村杜里的爪牙。他贪婪、阴险、自私、淫荡，舍不得放弃任何眼前利益。他也耐不住半点寂寞，“官瘾比烟瘾还难戒”，他被欲望和野心燃烧着，一面在上司田福贤面前摇尾乞怜，一面在田小娥身上发泄疯狂的占有欲。他的两个儿子都很成材，兆鹏是中共高层领导，兆海是国民党内的抗日军官，他除了在不同时期从儿子们身上分些余炎，夸耀乡里，并无多少真挚的骨肉之亲。真是尊长不像尊长，父亲不像父亲。白嘉轩对官职坚辞不受，他却为谋官极尽钻营；白嘉轩不靠官职声威自重，他却必然借一个官名撑持门面。冷先生一语：“你要能掺上嘉轩的三分性气就好了”，点穿了他极端自私的卑污人格。他有时毒辣得惊人，看着因捉奸而气昏倒地的白嘉轩，“像欣赏被自己射中倒地的一只猎物”；有时又怯懦得可鄙，受儿子牵连入狱后逢人表白，以泪洗面。当然，他也不是天良泯绝到了万劫不复，“麦草事件”中他与儿媳妇在性心理上一报一还，耳热心跳，潜台词丰富，但终究还是在乱伦的边缘收住了脚。再说，他的贪婪燥热、急功近利对白鹿原的沉滞生活也许还有点推动作用呢。作者把白嘉轩的道德人格与鹿子霖的功利人格比照着写，意在表明：像白嘉轩这样的人，固然感召力甚大，但终不过是凤毛麟角，他所坚持的，是封建阶级和家族长远的、整体的利益，他头上罩着圣洁的光环，具有凌驾一切富贵贫贱之上，凛然不可犯的尊严，但是，真正主宰着白鹿原的，还是鹿子霖、田福贤们的敲诈和掠夺，败坏和亵渎，他们是些充满贪欲的怪兽，只顾吞噬眼前的一切。于是，白嘉轩的维护礼义，就面临着双重挑战：一面是白鹿原上各式各样反叛者的挑战，一面是本阶级中如鹿子霖们的挑战。江河日下，道将不存，他怎不备感身心交瘁呢！
毫无疑问，白嘉轩是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那么独特，那么深刻，那么富有预言性质，关系到民族精神生活的长远价值问题，以至写出这个悲剧的作者也未必能清醒地解释这个悲剧。质而言之，白嘉轩的悲剧性也即民族传统文化的悲剧性，就是二十世纪末叶的今天，这个悲剧也没有绝迹，现代国人不也为找不到精神家园和文化立足点而浮躁、焦灼吗？我们看到，虽然白嘉轩在白鹿原上威望素着，但在几十年颠来倒去的政治斗争中，他愈来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空间，愈来愈陷入无所作为的尴尬。怀抱着广义信念的白嘉轩发现，昔日滋水县令授予“仁义白鹿村”的荣耀已成旧梦，暴动、杀戮、灾祸、国难、流血的武装斗争却接踵而来，他无力回天，只能和他的精神之父朱先生一起，把白鹿原喻为“烙烧饼的鏊子”了。纵观白的一生，可谓忧患重重，创巨痛深。他为反对横征暴敛发动过“交农事件”，大革命他被游街示众，事后并不参与血腥报复；他被土匪致残；他经受过失女之痛，丧妻之悲，破家之难，不肖子孙的违忤之苦……，但这一切都不能动摇他的文化信仰。他坚持认为，“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到祠堂里头。”他的文化态度决定了，他既看不惯共产党，也看不惯国民党，在现实斗争中无所凭依，就只能做些积德行善，维持风化的事务，到了最后，他除了在冷寂中续续家谱，已无所事事。这不是一个抱着农民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吗？
究其根本，白嘉轩的思想是保守的、倒退的，但他的人格又充满沉郁的美感，体现着我们民族文化的某些精华，东方化的人之理想。我同意这样的看法：“白嘉轩的悲剧性就在于，作为一个封建性人物，虽然到了反封建的历史时代，他身上许多东西仍呈现出充分的精神价值，而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却要为时代所革除，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就显出浓厚的悲剧性。”0我想，只要我们懂得把封建思想和传统文化区别开来，白嘉轩的某些精神品性在今天仍具某种超越性和继承性，是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在于，作者缺乏更清醒的悲剧意识，小说临近尾声如强弩之末，白的悲剧性本应愈演愈烈，作者却放弃了最后“冲刺”，遂使“生于末世运偏消”的悲剧力量的挽歌情调大为减弱，实为全书最大之遗憾。
《白鹿原》终究是一部重新发现，重新发掘民族灵魂的书。在逆历史潮流而行的白嘉轩身上展现出人格魅力和文化光环，这是发现；但更多的发现是，在白嘉轩们代表的宗法文化的威压下呻吟着、反抗着的年轻一代。《白鹿原》一书中交织着复杂的政治冲突、经济冲突和党派斗争、家族矛盾，但作为大动脉贯穿始终的，却是文化冲突所激起的人性冲突--礼教与人性、天理与人欲、灵与肉的冲突。这也是全书最见光彩，最惊心动魄的部分。无数生命的扭曲、荼毒、萎谢，构成了白鹿原上文化交战的惨烈景象。人不再是观念的符号，人与人的冲突也不再直接诉诸社会观和价值观的冲突，而是转化为人性的深度，灵魂内部的鼎沸煎熬。
如果抛开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成见，我们将发现，黑娃也好，白孝文也好，田小娥也好，他们都是直接从生活中提取的异常复杂的形象。田小娥不是潘金莲式的人物，也不是常见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她的文化内涵相当错杂。她早先是郭举人的小妾，实际地位“连狗都不如”，是一种特殊的锦衣玉食的奴隶，性奴隶。她与黑娃的相遇和偷情，是闷暗环境中绽放的人性花朵，尽管带着过分的肉欲色彩，毕竟是以性为武器的反抗。她和黑娃都首先是为了满足性饥渴，但因为合乎人性和人道，那初尝禁果的颤栗，新锐的感觉，可以当作抒情诗来读，小娥的人生理想不过是当个名正言顺的庄稼院媳妇罢了，可这点微末的希望也被白嘉轩的“礼”斩绝了，不准她进祠堂因而也不被白鹿原社会承认。黑娃出逃后，她伶仃如秋燕，无依无靠，鹿子霖趁机占有了她，她虽出于无奈，但也带着出卖性质。社会遗弃了她，她也开始戏弄社会；她是受虐者，但也渐渐生出了施虐的狠毒。只是，她常常找错了对象。她的诱骗狗蛋，已有为虎作伥之嫌，至于在鹿子霖的教唆下，把白孝文的“裤子抹下来”，则已堕为宗族争斗诡计的工具。白嘉轩用“刺刷”当众打得她鲜血淋漓，这固属封建礼教对她的摧残；她以牙还牙，诱白孝文成奸，给“清白”泼污水，也不失为予与汝偕亡的决绝；可是，受鹿子霖操纵，等于助纣为虐，又使仅有的一点正义性消失殆尽。这是多么复杂的纠葛！善耶？恶耶？是反抗，还是堕落？是正义，还是邪恶？实难简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