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小说倒也并不缺乏形象的丰满度和生动性，池大为和马垂章两个主要人物就写得很有深度，既是当下活生生的人，又是当今现实某种流行思想和起支配作用的精神的代表，其复杂内涵令人深思。马垂章那深得做官三昧的做派和嘴脸先不去说，单说他池大为“杀死过去的自己”的过程则尤为惊心动魄。一开始他作为一个崇尚先贤，保持平民尊严，愤世嫉俗，决心要为天下、为民众而活的耿直青年，是很可爱的。他的道德理想和价值基础，与他的父辈们的追求，与我们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传统紧密相连，于是表现出刚健，仁爱，慎独，自强的情怀。后来，他发现自己“无欲则刚”了好几年，却一无所有，郁郁不得志。在物质环境的挤压和别人的劝诱之下，他忽然“大彻大悟”，心中的神圣感逐渐摧毁，并欺骗自己说，为了赢得自尊，首先必须放弃自尊。一旦抛弃操守，蔑视永恒，他就活得轻松多了。他逢迎，拍马，出卖，讨好，无所不为，短短几年，他几乎什么都得到了。也许最耐人寻思的是，他后来成为反腐明星，在官场如鱼得水。当然他并非不知道他失去了什么，只是他也无可奈何。他的精神沉沦，以及他良知未泯的反省，均有相当的深刻性和警世意味。这部作品可谈的东西还很多，我想指出这一点或许是最重要的。
闷暗、滑稽与美丽--读《一朝县令》
假若有人要了解90年代中期我国西北地区基层社会的政治氛围、社会心理、人际关系方面的真相，我愿推荐南台的这部《一朝县令》。作为长篇艺术，它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是，我很惊讶作者的记忆力，惊讶他还原生活的能力。多少年过去了，在他笔下，一切宛如跟前，清晰可触，他用细密而灵动的笔触，把那一段生活的荒唐、麻木、沉闷，生动地描绘出来，也把那时压抑小住的青春火焰和美丽的激情抒发出来。这部小说似在告诉我们：要记住，我们曾那样不堪回首地生活过，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不仅要懂得应该怎样生活，更要明白不应该怎样生活，面且，噩梦般般的往事虽说已经消逝，但并未断根，某些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合适的气候下，还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因而，这决不足无关痛痒的回忆：有人形容这部小说像农村妇女纳的千层底的鞋底子，针脚密实，还形容它像西北人爱吃的“锅盔”，干、硬、沙、香、耐咀嚼。这些比喻我都赞成。
这部小说的时间，是“四人帮”垮台前的一年，小说的空间是西北地区一个叫水泉的小县城，主要笔墨用在写这小县城里官场内部的争斗。这样的背景和题材不是没有人写过，但我要说，生活密度如此大，人物如此鲜活，氛围如此逼真，生活面如此陌生新奇，地方风情如此浓淳的，并不太多。尤为难得的，是作者内在的讽刺和幽默的才能，一种带有民间智慧的幽默和讽刺。不知是作者有意为之，还是只因真实地抓住了生活，便自然地带出笑料，反正是，他把那一段严酷和沉重化成了喜剧--不少人想写却写不出的喜剧。读此书，让人想起果戈理《钦差大臣》里外省人的闹剧，眼前晃动着赫列斯达科夫之流的影子。《一朝县令》的书名不太好，并不能概括它的形神，大约作者以为他写的多是县委的权力斗争，故取此名。其实，人物及其绕系在他们身上的生活血肉，才决定作品的内涵和价值。在这里，政治的低气压使每个人心头布满阴云，山头林立，勾心斗角，每人在想我是谁的人，每个头头又都在算计谁是自己的人。权力斗争不息，谁都摆不脱它的左右。在这幅经济崩溃，田园荒芜的图画里，生活秩序一片混乱，敢于独立思考的新生力量备受摧残，但他们如野草般顽强地生长着。
此书最大特色是写活了好几个人物--我们极熟悉却少见真正写出其特有神气的人物，遂给人深刻印象，仿佛夹带着西北高原的风沙而来。比如曹兀龙这个人，粗鄙、颟预，素质低劣，但又果断、狡黠，能“镇唬住人”。作为代理县委书记，为了去掉“代”字，他的全部生活就是护持权力，全副心思用在如何安插亲信，摆弄干部上。他刚出场时，像个莽汉，越往后看越不简单，他也在斗争中“增长才干”了。他每支配别人一次，浑身的毛孔就很舒畅，他就足要搞家长制，一人说了算。他很逗，想白要人家的狐皮筒子，就先跟人家算账，算到后来，不交出来也不行。他在常委会上都敢放屁，可一见了吕翠儿，硬把屁憋回去了。但他也很复杂，对母亲就很孝顺。他未必是坏人，只因斗争哲学浸透其骨髓，极能代表边陲地区某些干部的作风，是那一时代的活宝。又如上海人朱仕弟，扮演帮闲角色，智商不低，大有鹤立鸡群之势，县委会上频频救曹，被曹引为知己，成为心腹。此人话少，有分量，阴险，能量大，他又爱砚台，爱文物，颇有儒雅之风，他对一幅字的处理，足可见其心计之深。再如刘忠的伪，其道德人格的虚伪性表现在，不敢面对真实，像财迷护金子似的，护他的“高尚”，所谓名节。农妇吕翠儿，作为可怜复可笑的政治工具，其升迁的荒诞，活现了当年的荒谬绝伦。她领到30元的津贴，现出本相，把钱贴在脸上，泪花闪烁，写来有趣有味。但更见光彩的是县委会的一群年轻人：文戈和杨英们，是阳光、春风，给阴晦的天气以光亮，给闷暗的氛围以清风。文戈是书呆子型，以言贾祸，处境恶劣，却决不失其无私、正直、勇敢，拆穿着曹的欺世盗名。杨英的母性，温厚，抚慰了文戈的孤寂的心，从红沙沟回来的那场戏，多么感人，满含诗意。
张贤亮说，南台是老实人，这可能指他的为人。依我看，他也不老实，很能琢磨人，满肚子有越的念头。会写小说的没老实的。这本书布满了精彩的细节，白描的功夫也很有表现力，可惜的是太密实了，不透风，不善间苗，缺少引入人胜的故事，没能把结实的砖瓦砌成一栋宏伟大厦，没能把精妙的材料组装成一辆漂亮的轿车。虽不甚漂亮，但如高原上的石屋，也足以经得起风雨了。
诗意的乌托邦，残忍的伤心之地--读《能不忆蜀葵》
有人问我，《能不忆蜀葵》与《外省书》相比有何变化？在我看来，出自同一作家的这两部长篇，虽就发表时间看，相距不到一年，但变化还比较明显。首先，《外省书》里那种略感矜持而紧张的写作姿态在《蜀葵》中得以缓解，偏于意念化的精神立场也变得隐蔽起来，那种知性化、哲理味儿较浓的语言风格有所松动，开始被一种更加活泼多样的叙述语言包括反讽的或幽默的语言所替代。我这样说并无贬抑《外省书》的意思。各有各的长处。应该承认，《蜀葵》对人物性格命运的重视程度超过了作者热衷于表述思想意念的坚执，这是近年来张炜作品里少见的新质。它开始回到舒展，从容和生活化的描写中，虽然叙述的调子仍然偏冷，现实的气息却丰盈了，整体风格上则有种怪异的美。
当然，张炜还是张炜。我自“芦青河”时期就关注他的作品，经过整个80年代、90年代直到今天，几乎他的每部重要作品我都评论过。我觉得有些批评家对他的解释似乎越来越复杂、玄虚了。我始终有我的素朴看法，并且以为更接近文本的实际。张炜是个精神世界里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作家，这既是他的活力之源，又是他的魅力之源，同时还是他的局限所在。他不断地变换着双重眼光中的某一种来观照农业文明下的田园（或田园背景下的都市），那里既是诗意的乌托邦，又是专制和残忍的伤心之地。我曾在《葡萄园里的哈姆雷特》中指出，张炜的葡萄园里交织着静穆与残忍，既有少女，纯净与感伤，也有专制魔王和嗜血的刽子手。整个80年代，张炜应和着扞卫人的尊严、价值和权利的呼声，应和着启蒙主义的思潮，应和着人道主义的精神，以人权话语和人伦话语为主要武器冲在前面。如果说这时期他也用双重眼光，那重心无疑是放在反封建，反专制的人道主义主题一边，尤其关注人权问题，同时努力呼唤着文明和现代化。《秋天的愤怒》、《古船》皆体现此种倾向。《古船》巾的土改风波即由此而起。然而，当市场经济以更大的声势卷来，商品意识无处不在，无处不渗入之后，张炜忽然跳到了另一端，他不再谴责乡土中等级歧视的严酷和扼杀人性的闷暗，他以《九月寓言》为转折点，其价值支撑大幅度地移向了乡土，并把它美化为理想的净土和灵魂的栖息地，一潭清水，融入野地，便是其贯穿的象征。这几乎带有卢棱的自然主义倾向。在《家族》、《柏慧》、《外省书》、《能不忆蜀葵》中这一思想总是表现得甚为强烈。《蜀葵》中的“蜀葵”，就依然象征着乡土的博爱，仁厚，淳朴，海涵。因为母亲用蜀葵这种植物救了主人公淳于阳立一条命，淳于也曾在蜀葵地里抚摸过女孩米米，并为她的刚健清新的美丽所感动，作为一个美术天才，他是从螺蛳夼的蜀葵地上起飞的。
如此解读张炜以后，也许对《蜀葵》这部书就好理解了。事实上，这部作品是对某一种知识分子悲剧人格的透析和解剖，是对一个精神领域里的奇才在商业社会和物欲挤压下被异化，被诗意的乌托邦，残忍的伤心之地扭曲，被分割的惨痛过程。的确，画家淳于阳立是个怪人，欲望勃勃却又才气逼人，他的绘画创造力跟他的占有欲，报复欲一样的旺盛。他由纯粹的艺术家，到“讼棍”，到老板，到赝品的疯狂复制者，到逃逸者，走过了一条怎样惨烈的道路啊。他虽然是个极端的例子，一般人不会像他这样，但从他身上引出的宿命般的毁灭之路，却不能没有极大的典型性。这位艺术天才，狂热，神经质，非理性，具有非凡的创造力，但又自恋，狭隘，嫉妒，同时又不乏真诚，坦率，富于激情，他的毛病和他的才华一样的茂盛。他和另一画家桤明的关系就很耐人寻味，他们曾是一对少年挚友，好到穿一条裤子还嫌肥的地步，简直有种同性恋倾向了。但他们双双成名后，他对桤明却是当众奚落，背后流言，极尽刻薄之能事。桤明得了个“洋奖”，他嫉妒得发疯，他看见桤明的作品摆在展厅的中心位置，就不由得“脸色苍白，浑身颤抖”，他给桤明介绍了一个女友，见人家两个真的好上了，他又大吃其醋。桤明来看望他，他从门缝里塞出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侮辱的话。但他又刻骨地想念着桤明，决不允许他的弟子有半点亵渎。久别重逢，他俩有诉不完的心里话。他们是那样地不能相容，又是那样地深深牵挂。不能忘怀。看来责任主要在淳于身上，桤明好像更为理智，宽容，也更加委曲求全。淳于又是个多欲之人，在对待女性上有泛爱倾向，如患狂疾，他说他“有时真想不停地做爱求得速死”。但他又有幼稚如婴儿的时候，他和陶陶姨妈的关系，并非人们臆想的乱伦行为，而是一种典型的恋母情结。他是最成熟的与最幼稚的矛盾集合体。实际上，这种人古已有之，今天也未绝迹，这种人总是与环境格格不入，不能见容于他们的时代，成为牺牲品。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也说不清，我想“性格即命运”也许是一解。
我认为，作者写出淳于其人的这样一种奇异的存在和毁灭，是真实的，没有必要非得附加一些外部原因来增厚其社会意义，也没必要非要与批判市场经济和商品意识挂上钩。正因为如此，我对作者安排淳于后来下海经商，当了一阵子大老板，生意做得很大，所谓“八路大军，二大超市，外加洗浴中心，加油站”之类不太认同，觉得似乎不太合乎淳于这个人物的性格逻辑。桤明倒是更像是个微生意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淳于的非理性头脑和梦幻般的艺术气质决定他不是干这个的人。要干也干不到这个份上。如果作者描写淳于的画在今天饱受冷遇，市场化一步步把他抛向边缘，违背艺术规律的力量一点点地扼杀了他的天才，那倒是比较真实的，那样的批判比现在这样的批判更深刻，更有说服力。当然，没有谁规定像淳于阳立式的人就不能做生意。现在是个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年头。淳于在沉重的债务的压迫下彻底崩溃，然后像旋风卷过大地一样地消逝了，这样的处理也未尝不可以。我以为，这本书值得吟味的是这么几个关系：首先是淳于与桤明的不足冤家不聚首的奇怪关系，作为两个杰出的艺术家，他们的友谊曾像沙漠甘泉，抵御过严厉的岁月，但他们又像中了魔法一样，虐人和自虐，陷人中伤和流言不能自拔。这是否涉及到对知识分子人格的审视？淳于与雪聪，与陶陶姨妈的关系也很耐咀嚼，一个是“新时代里的旧女性”，一个是身兼慈母与情人的双重身份，惟有她能使淳于“安静下来”。还有，就是淳于与蜀葵的关系的象征性。不过这是张炜的一贯方法，似乎只剩下了装饰意味。
精神的漂流--读《破碎的激情》
《破碎的激情》是一部奇异的小说。它的作者张梅原先写诗，后来成了“小女人散文”的代表之一，近年来主攻小说。在举目所遇皆为写实性作品的一边倒的文坛上，《破碎的激情》以强烈的精神探索性和优雅的形而上气质显示了超越的品性。但依我看，它的内在追求却是：以非现实主义的方法表达现实主义的精神。
说它的写作属于非现实主义的方法，是因为它坚持了先锋小小说的叙事策略，表现性和内向性颇强，小说没有完整的故事和命运，人物似乎也只是某种抽象精神的载体甚至一种符号（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任何人物的前史及社会关系、个人经历的详情）。它闪回着大量意象的碎片，跳跃着种种梦幻和象征的镜头，自由联想打破了习惯的时空逻辑，魔幻的细节平添了迷离恍惚的气氛。它把真实的社会背景与形而上学的思维，把虚幻的景象与实在的世界，扭合在了一起，很容易使人想起“思想的知觉化”、“像闻玫瑰花香一样地感知思想”一类的说法。对于它，单用“超现实主义”是很难概括其艺术特点的，事实上它尽力借鉴多种方法，这些年涌进来的域外小说思潮和技术的种种，都不难在其中窥见一二。有些化用得很妙，有些则不免生涩。我几乎想把这部小说称之为思想小说、精神小说、情绪小说或者意念小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