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对人性美的敏感--由《水房》所想到的
看到这文章的标题，有人或会感到奇怪：对于人性美的敏感，难道不是所有创作者必然具备的素质吗，为什么要特别的提出呢？
事实当然不如此简单。在当今的文坛上，真实的领域在扩大，复杂的现实关系和人生百态在展开，经济这个靡菲斯特式的妖魔把人的潜在欲望一齐召唤出来，于是文学平添了大量新的话题，可是，我们是否感到文学中缺了点什么？比如，是否存一些作品中存在着感觉钝化，灵性失落，美感贫乏的问题？是否由于功利主义，物质主义的挤压，浪漫主义无地自容，幻想、空灵、诗意的追求已开始变得多余？是否在我们由过去的回避到现在的正视“恶”，“丑”的积极价值以后，不再敏感于人性美的亮色，生命自身的活力和诗意？是否有些作品在试着借用后现代主义的观念，解构主义的方法，拆解了一些管理神圣、统一的东西的时候，对于人性的优美这样传统的话题也不屑一顾了呢？总而言之，我们的文学在物质的、功利的、现实的地盘不断扩大同时，是否潜藏着美感含量普遍减弱的危机呢？这也许是一种必然，但我的忧虑恐怕也不能算是杞人忧天。
这些，是我在偶然读到刘庆邦的短篇《水房》后突然想到的。当我被许多作品中的生存的沉重，商战的诡谲，对国民性的严峻审视之类的严肃内容弄得神经紧张的时候，看到了《水房》，真像是在沙地上发现了一眼活泉，一片绿洲。它要引领我暂时超离纷纭嘈杂的现实界，飞升到恬静、温馨的理想境界，体验一种久已疏隔的美好情感，这怎不令人耳目一新呢？像《水房》这样清新、朦胧、无邪、超越功利主义的算计，把不可言说的生命美感和青春躁动以如此诗化的形式传达出来的作品，目前是太罕见，也太难得了。读《水房》的感受，就正像是小说中写到“新雨”的一段话：“雨是新雨，如同春来时一草一木都焕然一新，新雨带给这世界的是全新的呼吸。花儿的芬芳，树叶的清香，泥土腥甜的气息，因为有了雨，仿佛有了凭藉，变得到处飘洒和物质化了。”
《水房》的故事是可用一句话说尽的：两个青春年少的小矿工如何为一个纯净如水的女孩子犯傻着迷的过程。不论是每天到水房来挑水的不知名的少女，还是喜梦和东林这两个率直而至诚的年轻矿工，他们都处在充满幻想的多情年华。这十年龄，“看见一棵树，一朵花，好像树和花都是有情感的，他爱树和花，就觉得树和花也爱着他了”；这个年龄，最易产生无尽的遐想和情思，最能表现人类对真善美的诗意追求，它可能显得有些空灵、浪漫、不着边际，但它确也因此而可以涤荡和抚慰人们被现实利害麻痹了的感官和心灵，让人从尘忧俗虑中不时得以超脱，面对一方清新的精神空间。准确地说，表现在女孩子与喜梦、东林身上的这种美感，还不是染上了艳浓社会性色彩的所谓“心灵美”，而是一种天真未凿，春心初萌的人性美，生命美；要把握它，表现它，并非易事。这是因为，要表现这种空灵缓渺、如诗如歌的感情，这种体现于“可见的人”的“不可见的心灵世界”的轻微颤栗，就必然面临言与意的矛盾、形与神的矛盾。言是固定的，意是飘逸的，形是具体的，神是无限的，只有找到无可替代的意象，才可能传达出这种不可道不可名的朦胧情绪。作者刘庆邦在“创作谈”中自供，他为女孩子的美丽犯傻，以至“痴迷到仇恨的程度”，他发现“自己与生俱来的禀性中有着对美好事物的敏感的痴迷”。内向而执着的刘庆邦如是说，决非自炫，而是对自己艺术天性的一种自省。他还承认：如果有这样一道测验题；你认为人类世界最美的事物是什么？我将一笔一画填上“少女”，接着补充说：“我对美丽的女孩子从来都怀有圣洁的情感，像看星星月亮一样看他们，从不想到见一个就摘下来为我所用。”他的这个“补充说明”比前面的话还重要，惟其抱着审美的距离感，才能写出美感，倘若一脑袋实用和占有的念头，非但不可能写出《水房》，还要把生活中的美也给吓跑的。
我欣赏这篇小说中对美的高度敏感和它深幽蕴藉的诗化手段。读者或已注意到了，作品中的女孩子自始至终未说过一句话。善于以无言的方式表现深藏意蕴，以细微的动作及音、形、色三位一体地表现不可言说的美感情绪，正是作者的功力所在。所谓说出来的越少，留着不说的越多，引起的美感也就越发浓郁。起初，她来挑水，空桶与铁钩儿相擦，发出咿呀咿呀的音响，细微、羞怯，有点“我想唱歌不敢唱”的味道，她专心打水，别人搭讪，她只微笑不答，“满脸通红通红”，继之，喜梦跟踪她，不料狭路相逢，她还是没有一句话，只是“很快地把为她让路的人看了一眼，装作回头检查滑脚的地方，把目光和面容都躲避了”，她是有所警觉。还是浑然不觉，小说只写她“把水挑子忽闪着，由缓到快地走了，当她快走时，脚步轻盈如舞蹈……”。最后，她大约是硬被邀请到两个小矿工的房间，东林让她看他的画，让她喜欢哪一张就拿去，她却“一张也没有拿，摇摇头就走了”，临出门时，“脸色有些发白，眼里好像还有泪水”。“麦子熟时，她父亲就把她送回乡下老家去了”。小说于此结束，留下一片怅惘的意绪。
我们看，这个从乡下到矿上探亲的女孩子，尽管未发一语，却完全可让人感到，她的心情是不平静的，她的腼腆，矜持，自律，沉默中，既有压抑的成分，又有圣洁的气质，来自田野未经雕饰的自然美。她最后含泪离去，意味就更加复杂，既有幸福感，又有恐惧感--对一种她自己还很陌生又隐隐渴求的东西的恐惧，也许，还有面对这两个同时钟情于她的男子不知如何对待的慌乱。按作品后来的交代，她的父亲是位谨严、庄重、颇有威信的老矿工，妻子年轻貌美，曾招惹过麻烦，后来又去世了，于是这位严父对女儿管束甚严。女孩儿对喜梦和东林的一脉深情，究竟有无春心荡漾的时刻，不大看得出来，但那“菩萨低眉”般的神情，是可以猜到几分的。
艺术家之不同于寻常人，大约就在那一颗善感的灵心和对于美的妙悟。就拿写少男少女的美来说，李白诗云：“妾发初复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千里，两小无嫌猜”；李义山诗云：“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卸，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辛弃疾的“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一枝枝不教花瘦”只有二句，但都是写人性美的绝妙好词，令人一唱而三叹之。至于蒲松龄以及更伟大的曹雪芹，他们的诗心几乎就完全是为少女而燃烧的，抽去了这种美，他们的作品还能存在吗？于是我们可以说，不管你有怎样宏大的构想，装载怎样簇新的观念，忧思怎样严重的问题，倘若你麻木了对人性美的敏感（当然不限于少女之美），你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
一位西方文论家曾谈到诗化问题，他说，“散文是乘快车旅行，只有到了终点站，才算看清目的地的形貌；诗是徒步旅行，一步一景，到处都是目的，甚至没有最终目的。”这话颇有见地。读《水房》我们也有一步一景之感。喜梦和东林在女孩子的美化压力面前（美是有压力的）各有微妙的言动，搭讪也好，扯谎也好，夸张的热情也好，都传达出他们可爱的天真和狡猾。最绝妙处如喜梦痴看女孩子家门口的一对水桶：“两只铁桶在门口一侧放着，钩担在墙边倚着，还有那顶旧草帽，被扣在一根乌黑的篱笆桩子，看上去像一位忠诚的守望者。”这不是诗又是什么？东林爱画画，起先画女孩子老走样，如古代仕女画，喜梦曾暗暗高兴，希望“东林最好永远画不成女孩子”（可爱的嫉妒！），但到最后，他不能不大吃一惊，多日不见，东林的画竟画得如此之好，可以想见，东林的画艺的长进赔进了多少单相思的熬煎。这些地方，都值得读者细细品味。
我没有要大家放下手中的大题目，都来争着写女孩子的美的意思，我只是想说，在实利主义盛行的今天，一个作家保持对美的敏感，保持清新的感觉，真诚的理想，诗意的心灵是多么重要。让人变得更美好、更纯洁，这也许是一种徒劳，但没有这个近乎痴呆的目标，还能叫艺术家吗？
《梅花》的文人风骨
近年来有一个关于文化态度的新术语在流行，叫新文化保守主义，所包含的内容颇复杂，不知怎么一来，像贾平凹这样的作家，便被归入了这个流脉之下。最初你会觉得不妥，但细想又觉得不无道理。首先应明确，对一个作家来说，文化保守主义不是贬词，当然也非褒词，它并不能证明这个作家在艺术上的高与低，或深刻与否，从历史上看，既有抱着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创作上也平平的作家，又有许多大作家，虽然文化态度保守，却写出了震古烁今的大作品。人们说贾平凹属文化保守主义，大约指他的作品里，传统文化的根子很深，常有儒释道的价值判断的影子，他还倾心于描写由“士”演变至今的某些知识分子和农耕文明的最后阵地，怎样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苦苦挣扎，对于他们，贾氏总是表现出了更深的同情和理解。尽管贾平凹他也暴露也批判，但毕竟情不自禁地采用挽歌的形式为多。
前几年，贾平凹的一本长篇风靡一时，是大家都记忆犹新的，那本书后来受到批评也在情理之中。虽然作者声言，写性只是一个通道，一个由头，但露骨的场景太多，以致出现感性的泛滥，总归有伤大稚，需要节制。但我们也要冷静地看到，那本书里的主人公，并不应视为当今知识分子的代表，倘若那么看，就看走眼了，那个人充其量只是知识分子中的一种，占极少数，而且是缺乏责任感，使命感，没有多少正气可言的一种人。这个人玩古董，赏国粹，品女人的足，偷香窃玉，行为荡检，可以说他承继的是中国士大夫文人的诸多劣根性，这个人当此变革时代，发现了自己主体性的丧失，发现了我是物，我是他人，我非我，而就是没有能力把自己与自己统一起来，于是一步步走向了颓废。这个形象至少告诉我们，这种背负着沉重的传统包袱的人，在转型时代是会遇到严重的精神危机的，他还告诉我们，一个知识分子倘若丧失了信仰、理想和操守，将会变得多么凄凉，多么可怜。从这个角度看，那本书其实写的是由“士”演变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某种负面的东西，颓废和沉沦的东西，不能说客观上没有一定的警世作用。
正是基于对贾平凹的这一理解，看到他这篇新作《梅花》我甚感欣慰，以为是他对上面提到的那部长篇的一个反拨，一种补正，在他的创作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视角的转换。他从发现颓废到在《梅花》中的大力发掘崇高，坚忍，节操，以及为了扞卫美和自由，为了艺术的独立和尊严的反抗精神，无疑是一个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后一种精神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质精神。发表这篇作品的《上海文学》编者在“编者的话”中说：“我们读到了文学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再度反思”，又说“贾平凹的《梅花》描绘了几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几位文人生活在同一个自然空间里，但他们的心灵却一直在不同的境界内跃动，而这些不同的境界都可以在我们的文化道统中找到依据”。这些话当然说得不错，但我总觉得这篇作品中的石鲁的形象，还有更深的意蕴在。我以为，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石鲁身上的那种以近乎癫狂状态表现出来的艺术精神和人格力量，他的被囚禁的身与伟大的寻觅自由的美丽的心灵所形成的强有力的对照。至于作品中那“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的苍凉感，石鲁与秦岭深处的农夫阿南的生死之交，知音之感，至于石鲁的一身傲骨一腔正气。他对白葭人品的鄙视，皆是血泪掺和的文字，还是让读者自去品尝吧。
浮现灵魂状态
现在苦心经营短篇小说的人越来越少了，市场的涡流把众多作者卷了进去，文学的题材和形式也不能不受其控制，市面上那五光十色，炫人眼目的“长篇”和“纪实”便是证明，好像传统意义上的短篇只能陪伴那些固执而清苦的文人了。这真是短篇小说的大不幸。短篇的存在价值和艺术魅力，当然不会因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而削弱什么。只是短视的人们意识不到罢了。我觉得，包括阿成在内的数量不很多的一些作家，坚持短篇艺术的精益求精，甚为可贵。这几年，阿成默默求索着属于自己的风格，无论是东北地域文化气息的浓郁，还是语言的简洁、新颖，抑或在“无技巧”、“无痕迹”上的着力，都值得注意。
《鬼子给你戴上一顶纸帽子》也许不是阿成近作中最好的，但极有特点，读后经久难忘；起初，看到阿成借助日伪时期的档案材料，用口述实录式的文体，铺叙出几则故事，以为没什么了不得，充其量存生活化上见点功力而已：但细细一想小对了，这篇小说展现的创作才能不可低估。对一个作家来说，检验其才情，最重要的是他的想像力，还原和表现生活的能力，重构一个艺术世界的能力，阿成所凭借的档案，极为简单，连个情节或人物的踪影也没有。但他居然能够衍化出三个人物，实际是三个鬼魂，让他们现身说法，映带出当时的历史氛围和惨烈景象，实属不易。而且，这想像并非毫无道理的乱想，既大胆虚拟，又像实有其事似的。
写历史已成当今创作的时尚，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周年纪念的年头，估计此类作品还会激增。写法自然可以很多，我们常见的写法是，或走社会历史再现的传统路子，或添加甚多的悲壮抒发和历史说教，或者飘缈空灵，完全是作者主观的玄想和附会。阿成的写法相当特殊，他打通虚构与真实的界限，艺术与生活的界限，还打通历史与现实的界限--前两种界限易于理解，阿成在《蘑菇气》等作品中，就用这种于法，充分地生活化，民间化，地域化，洋溢着东北特有的人情味和语言风味；后一种界限究竟何所指呢？小说开始时这样写道：“不过按照唯心主义的说法，灵魂是不灭的，是‘活’的别一种形式。其实，活人与死人，只有一字之别。”作者的追求正在于，从档案里发掘出三个灵魂，他们既是当时的生灵，心态、语言、环境、行为方式，均有鲜明的历史感，同时，他们还活着，好像灵魂不灭，我们与之相处，一点隔膜也没有，可以展开心与心的对话。这样一种让灵魂状态浮现出来的效果，便是此作最新鲜独特的所在，读者自会在字里行间捕捉得到。
简洁是天才的姐妹，阿成在语言上的主要追求就是简洁。简洁并非简单，并非拒绝色彩感的苍白，简洁是用尽量少的话托出尽量丰盈的形和味。试看这样的句子：“四野又静了，人的身板就像泡在水里，贼舒坦”，“月光可厚了，趟着走，踩不出个道来了”，又如“他听我这么一说，脸上的笑，像脱裤子似的，慢慢地退下去了”，确乎别致并富于表现力。目前的阿成，以东北文化为本位，力求将地缘，风俗，人物情态，语言方式糅合出一种整体氛围，将不平静的心绪尽量置入平静的语境之中，此作的魅力也正在这里闪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