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写过类似角度的文章如《缩略时代》，思索过类似的问题，便对这篇文章留下深刻印象，连同它的作者“何向阳”也一并记住了。至于何向阳是男是女，从事何种职业，还有过哪些着述，却一概不知。不意，今年在审读“21世纪文学之星”的书稿时，何向阳再次浮现了。这次不再是因一篇文章，而是他以参评作者身份提供了一部二十万字左右的论文集（为了公平，书稿在送我们审读前就做了处理，作者名字用很浓的墨汁盖住，即使对着太阳也辨认不出，但因上述原委，我一拿到书稿就明白了它的作者叫何向阳）。我发现，这位何向阳近年来真写了不少文章，尽管批评界不断有人脱“评”了，跳槽了，洗手不干了，她却始终目不转瞬地关注着当代文学的每一波动，时时出之以精彩的评述和概括，热情未曾稍减。我还发现，在何向阳的文章里，类似《复制时代的艺术和观念》式的以挪借为主的洋味儿较浓的倒是极少数，他的绝大多数文章都具有材料丰富，论述严谨，文笔流转的特色，每一篇都是认真准备，深入思考的产物，不愿轻率出手。倘若从气质秉赋上看，他的一部分最用力的文章，是含着一种诗的气质和生命意识的，大约依他的本性，并不特别喜欢搬弄新概念、新术语以轰炸自己、轰炸他人。到他写作四万字左右的长文《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张承志创作精神描述》（整部评论集就以此题为题，可见他多么重视这篇文章），他似已忘记了自己的角色，基本脱下了理论的铠甲，抛弃了归纳点什么或演绎点什么的职业惯性，全身心地投入了“描述”，让意念跨上黑骏马，让心儿奔向生长过哲合忍耶教派的黄土地，沿着张承志的心路历程，带着对张承志“与众不同的杰出和不顾一切的偏激”的深深理解，在精神理想的空间纵情驰骋。他吟诵着张承志的话：“不要把我从梦中叫醒，如果这梦是我的生命。”既是对张的由衷首肯，也未尝不是他自己的心语吐露。也许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比他更淋漓尽致地阐述过张承志，当然也没有人比他更无力拉开距离地观照张承志。
这部书稿由于得到编委们的一致通过，“何向阳”不必再保密了，关于其人的履历及着述情况便也很快转到我手中--编委会把编审此书并写一短序的任务交给了我。我看了材料，发现他的年龄、性别、创作情况都有些出人意外，这里不妨向读者略加绍介：何向阳，女，1966年10月出生，1988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继而攻读该校文艺学硕士学位，1991年毕业。她现在河南省社科院文研所工作。自80年代中期以来，她发表文学论文三十余万字，其论文论点被多家报刊转载或摘编。她曾频频荣获河南省政府、河南作协所颁发的各种奖励，如青年奖、优秀科研奖、新人新作奖等等，虽然她还没有形成全国性的更大影响，但在河南，早已是出类拔萃，众所周知的了。她的出色，正好印证了编委会选稿的眼力，作为参与者，我有些欣慰。不管从哪方面看，何向阳都是文学评论界涌现的一位难得的新人。80年代文学新人大批涌现，那在世界文坛也很罕见的情景已成往事，文学新人出现的频率已大不如前，更遑论评论人才的出现。现在，有多少人能忍受清贫乏苦和冷寂之境？一种个人无法左右的浮靡和功利之风所向无敌，正在摧折着文学新苗的成长，当此之时，像何向阳这样的理论新秀要崭露头角，实为不易。
她的年龄这样小，又是个女孩子，也确乎少见。过去人们常说，有年轻的诗人、小说家，没有年轻的史学家。那是说，搞史学的要有成就，太年轻出不来，其实，文学研究何尝不如此。但任何事都有例外，以何向阳而论，她在80年代中期开始写论文时，仅十七八岁，不能说不早，但她的基础打得比较扎实，她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广泛涉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并不浅尝辄止，这本集子里的一些关于文艺心理学、人格研究、文学批评的长篇述评，就是她在读研究生时期在导师指点下--边读书一边思考的成果。后来，她的兴趣似乎转向了文化学和寻根热，关于审父与恋祖、图腾与禁忌、部落与家园的一组文章，是其痕迹。我特别看重何向阳的，主要不是她在资料占有和细心爬梳方面的努力，而是她作为一个批评家的出色的想像力和穿透力，即从文学本体和审美特征出发的整体把握能力和大胆假设能力。试以《怀旧：新时期小说的情绪主题》为例来看，在何向阳眼里，你的作品究竟属于伤痕文学还是反思文学抑或寻根文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学写作本身是一种回忆，人类永远有对安慰的渴求，永远有回归母体，回归集体无意识和族类记忆的冲动，于是，她发现了许多创作的秘奥，发现了作家中“不愿走出青春回忆的人”和“企图在剧变中挽住点什么的人”，从而找到了一种纵贯新时期文学的整体性视角。这样的研究比之那种非要制造个什么新术语，把鲜活的文学现象一个个硬按进里面的方式，不是更接近文学的本质吗？但我又多少感到，何向阳是位求知欲很强，兴趣总在不断转移，永不满足的评论者，这一方面使她的文章变化多端，富于生气，另一方面又使她的文章缺乏足够的系统性、稳定性和深人性。
这部书稿放在我案头已有些时日了，我不想马上交出去，还想再读一遍，但时不我待，必须连同序言一起交给出版社，半年后，它就变成泛着油墨香的新书了，到那时候，让我们再重读一遍《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吧。
1996年7月21日酷暑于北京
泡沫与石头
前几天和几位朋友聚会，大家都在感叹书报多得看不过来。他们问我，最近看到什么好文章、好小说了吗？我说，我还想问你们呐。于是大家一起叹道：“看，看得过来吗，每天被书报壅塞着，都不知道看什么好了。”这是真话。现在的文化产品着实浩繁，每年新出的各种书籍多至十几万，各类报纸也有几千种，据说连长篇小说一年也能出到近一千部，最壮观的也许要数电视剧等音像制品了，大有铺天盖地之势。打开电视，频道有几十个，直叫你目迷五色，不知看哪个台好。如果再加上多媒体电脑，传媒手段和文化品类之繁，真是不可胜计。过去只是听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早晨喝牛奶的时候，边喝边快速翻当天的几十版报纸，翻完了一扔，就忙去了。现在我们的情况也快差不多厂，天天都有报纸扩版的消息，你也得赶快翻赶快处理。连书也出现了麻烦，书原本是文化人最宝爱的，藏书是文化人的一份自负，可现在花样翻新的书太多，书架爆满，要把一本新书摆上去，就得拿掉一本老书，人们在发愁阳台太小，书没处安放。总之，单从数量之多来说，你得承认，我们的文化艺术事业是空前地繁荣了。所以朋友们为“多”而感叹，不是没缘由的。
但多毕竟比少好，为“多”犯愁，毕竟是大繁富中的小烦恼。这就好比进一家商场，究竟是货物琳琅满目，可供选择的余地大好呢，还是货物单调，一目了然，根本用不着选择好呢，当然是前者。上了点年纪的人都该记得，中国是有过一长段为少而发愁的年月，岂止是少，简直到了精神大饥荒，赤地千里的地步。戏，只有八个，你要成年累月地反复看，不想看也得看。
电影也不是没有，朝鲜的，阿尔巴尼亚的，自己的则只剩了地道战，真是“野无遗贤”啊。报纸也有，但从帕米尔高原到东海之滨，全是一个面孔，连字号大小和排版位置都一样。文学书呢，全成了毒草，准看的只有一两本，恕我不愿在此提起它们的大名。那个年代，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真是可怕透了。你固然没有费脑筋选择或鉴别真伪的烦恼，但别忘了，那是以剥夺你的精神自由为代价的。所以我们谢天谢地，总算与为少而发愁的年代揖别了。
然而，多和少的关系似乎又并不这么简单。往深处想，凡事物总是从少到多再从多到少，少到极致会出现多，多到极处又会变少，何况，多要看什么多，少也要看什么少。一位朋友说，现在的书什么都好，包装好，印刷好，封面设计好，纸张也好，可就是一样不理想：内容一般化，水分多，干货少，让人激动不已的，或很耐看的太少。还有一位朋友抱怨说，这几年他几乎没从头至尾看完过一部电视剧，频道虽多，但拨了一圈又一圈，好节目却很少。这些话或失之偏激了，但并非全无参考价值。不错，现在的文化产品多是够多的，如洪波涌起，泡沫飞溅，但消失得似乎也快，转眼就忘个精光，大家的注意力又被新的炒作声吸引过去了，有时你会自疑，是不是记忆力垮了，怎么刚看过的东西就记不住呢。如此看来，这种“多”岂不又演变为少了吗？当然，我得把话说完全，现在也不是没有好东西，且不少，可惜被“多”给淹没了，消融了，要发掘出来还真费劲。
我忽然想起“文革”前的十七年，仅就长篇小说来看，数量比现在不知少多少，但像“三红一创”、“保青山林”之类的长篇，至今似乎还流传着，还在供人改编，它们的寿命也好像尚未终结。这倒不是说那时的文艺多繁荣，思想多解放，艺术水准多高，而是受创作生产力和出版条件所限，逼得你必须拿出十年磨一剑的功夫，不磨也得磨。于是，那时的一些好长篇，别的不敢说，至少凝聚着很结实的生活血肉，自叙传和个人革命体验的色彩浓重。它少是少，但放进时间的长河，似乎又成为一种多了。我不是复古派，绝无拿过去贬低现在的意思，更无拔着头发回到十七年的痴梦，但是，倘若我们现在陶醉于表面的热闹，像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过后即灰飞烟灭，谁也不再理会，这样的“多”，恐怕也不值得过分自豪。
也许情况没我说的这么严重，社会对文化的需求量大了，“多”是大势所趋，谁也挡不住，非要挡，无异于螳臂挡车。据说后现代的一大特点是“复制”，让你根本找不到原创性的东西，何况咱们的作家电视家也要吃饭嘛，创作丰富于个人自娱或社会财富都没有坏处，我们总不能为了出精品，强行扼制作家的写作速度，故意把很多出版社电视台关门吧。但有些规律似乎又是没法更改的，比如马克思就说过价值是必要劳动时间的凝结的话，若投入太少，却非要结硕大无朋的果，那只有靠催肥和稀释了。所以，有必要在一片“多”的喧闹声中保持一份清醒。在多和少的关系上，我是主张第一要区分门类和层次，不同情况不同要求。如对报纸、电视一类媒体，对通俗性、消费性的大众文化快餐，多多益善，多又何妨，但对纯文学产品，就得有所控制--我指的是作者的自我控制，宁可少而精，否则等于自我消解。第二，纯文学的发展，似应在少的基础上多，在质的追求中增加量。我们常说，没有一定的数量就没有--定的质量，可是反过来说，没有质量目标的数量，又有什么意义呢。从历史上看，有保留价值的东西总是极少，能传诸后世的经典更是微乎其微，这自然是谁也掀不动的铁律；但不能因为识破了这一点，就蔑视永恒，就随波逐流，沉浸在批量炮制的快乐中。现在一面是出书难，另一面是出书滥，有的作者性子太急，恨不得一个月出一部电视剧，两月出一部长篇小说，能耐得住性子的人实在不多。当然这不能全怪作者，谁让我们有了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小说市场呢，谁让这市场胃口那么大，消化能力那么强，作者们加班加点地干，还是供不应求呢。然而，文学史从来不用数字计量，而是以代表性的作品来标识的，就像连山的波涛一般。1958年的红旗歌谣究竟有多少万首，我统计不出，统计出来也没有意义。红楼梦的时代究竟年产多少部长篇，我也不想考证，考证出来恐怕也没有意义。这是因为，少的精品虽然是从多中来的，但并非数量越多精品就一定越多，对文艺产品来说，这个正比例不能成立。
人之为人，就在于总有对永恒的追求，作家之为作家，就因为他永不满足，在否定之否定中前行，人类追求永恒的方式多种多样，或造福人民，或繁衍子孙，或融入大地，或托之信仰，或遁入宗教……而呕心沥血地创造艺术精品，恐怕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方式。当此文化产品滔滔涌动之际，提倡一下对永恒的渴望，也许很有现实意义。文学就其本来意义说，是一项寂寞的事业，人们最先看到的总是泡沫，但泡沫消失得最快，人们不易发现的是河床中的石头，石头却是长久的，倘有更多的作家不愿做赶时髦的泡沫，能以自我作古的精神争做河床中的石头，我们一再呼吁的精品可能真的会多起来。
一个女性的生命写作我原本是不经意地阅读着《永远的五月》，未及读完眼眶里却盈了泪水。这是一篇极罕见的、能给人以有力的情感冲撞并使人一时之间肺腑酸柔的作品。我想，不应把它看做通常意义上的散文创作，而应看做一个女性的生命写作。它的语言是那样的朴素而有韵味，它的叙述是那样地自然而去尽雕饰，它的情感是那样地内敛、凝重而显出奇异的平静和理智。只有历尽痛苦的人，遍尝生死荣辱者，曾与最艰难的生存肉搏过的人，才会拥有这份从容。不错，这只是一个妻子对亡故的丈夫的怀念和回忆的文字，但我们领受到的东西却远远超出这个范畴。这是因为，这里的丈夫虽是最普通的人，但在精神上有种异样的动人的品格，这里的妻子，虽是个平常女子，但她偏能感应和发现被人们长久忽略的某些最重要的真实。我在这篇文章中至少读到了关于生命，关于时间，关于友爱，关于人的自尊和价值，关于处人与处世，关于疾病对人性和友情的消耗，关于男女的两性矛盾，关于一个人该怎样面对这个世界等等方面的内容，它足以触发我们关于人生的广泛的感慨。
是的，在这里我使用了“生命写作”这个词儿。“生命写作”者，即把生命兑换成文章的意思。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时间是有数的，能称为生命之写作的东西也不可能太多。尽管有人认为凡他写的东西都是精品，都是用全生命写出的，我却怀疑。这就好比人身上的血液是有定量的，不可能像水龙头似的流个没完。我们称赞一部比较好的作品，总说它是用生命写成的，其实不乏夸张成分，除了真的用生命写成，其余多半是准生命写作，或者非生命写作。这是因为，有的作品是用知识写的，有的是善于运用生活本身的戏剧性写的，有的是借用前人的经验写的，有的则用流行的语式和感觉写的，真正用生命写的，自然也有，但并不多。生命写作是个很高的标准，多数情况下，它与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血肉体验相联系，常以自述形式出现。将生命外化，用以写外部世界的当然也不少，如文王演周易，孙子修兵法，司马迁着史记，曹雪芹叙金陵十二钗者即是，但作者显然把生命投注进描写的对象中了。总之，以生命写作者，是跳进艺术的火海，让自己的生命与描写的对象一起燃烧殆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