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艺术和文学本身的品质和规律一开始就受到忽视。在中国社会中，为人生与为艺术，写实与想象，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受到重视的只是前者，占领主流位置的也只是前者。艺术的创新和变革只能在社会政治的夹缝中受压而喘息。‘近世以来的文学救亡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思想，在根源上就已联合，一旦社会发生动荡，中国文学的这种根本习惯便自然抬头，’新文学与旧文学在这点上具有同一性。社会的变动时机，从正面讲，是要求文学承担挽救危局的责任；从负面讲，便是要求文学承担造成危局的责任。这就是中国文学的历史命运。
中国文学的历史倾斜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自身，在它的根本性质之中，而基本上不是他人的强加。于是中国新文学一方面在不断地建设，一方面又因时势的迫使在不断自毁。从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到极端主义的形成，一方面由于外力的强加，一方面则是自身与社会进行调节的结果。反传统的新文学总是在历史的转型期或是被迫迎合或自觉配合了非文学的需求，这就造成了中国文学的悲剧情节一一获得了独立和自由的文学不时要为社会而放弃独立和自由。当文学作这种放弃时，它充满了神圣感。因而从五四开始的新文学与旧文学、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大分裂，实际上潜藏着彼此合流的深层危机。
当文学充当社会改造的先锋角色的时候，它同时又具有充当扼杀异端扶植因循守旧势力的同犯角色。文学是两面人。这种两面人的两面性质，从它孕育于母胎时便有了遗传的基因。文学革命源于对文言文的怀疑和对白话文的提倡，这种对运载工具改变的兴趣，则在于对文学改变国运的兴趣。文学革命最初就是受到社会革命的诱引，对社会进步和改造国家命运的激情，是这一文学革命运动的导因。这场文学和艺术革命运动和文化振兴运动的一部分是社会改造运动的衍生物。我们对于文学革命本质的探源，可以毫不困难地追猢到社会维新、时代使命这一百年以来的古旧命题上面来。‘但是由于这场文学革命的发起者和实践者，都是中国近代以来受到西方文化熏陶培育的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对于中国的文化积重与西方现代文明真髓，有超乎一般中国人的那种认知。他们对于科学民主以及普遍的个人主义的觉悟，现代人道精神的把握，使他们能够成为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最有力和最热情的推动者。所以我们对中国新文学革命的另一品质的探索，也使我们毫不困难地寻觅到它所具有的当时几乎与西方同步发展文学现代化追求的实质。它所开辟的中国文学纳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先进的现代品格不容置疑。
中国新文学就是这样既拥有与中国传统文学认同的品质，又具有与世界现代文学趋势同向的品质。两股血流在它的脉管里奔涌，这就构成了中国文学矛盾重重的尴尬处境。它的全部历史几乎就是在社会功能与艺术更新之间游移的历史。但由于上面提到的中国特殊处境，它的占主导地位的制衡力量则是前者。当文学负载的社会使命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达成一种和谐的共振，这种结合而成的文学形势便成为主流形态。
当上述这种形态与行政的权力结合起来，它町以在某一时期形成非常暴戾的阻碍文学自由品格与作家个性的力量。但从基本上看，中国文学的两种血流在历史组成中往往是互隐互现的存在。当前一种形态引起普遍的冲动乃至骚动时，并不意味着后一种形态的消失，后者只是成为一种潜流在缓缓地涌动。
一旦社会民族矛盾趋于缓和，行政的强迫性弱化时，那种潜流便会涌上地表，它所体现的顽强和韧性也是相当可怕的。中国四十年代的内忧外患不能说不严重，四十年代文学面临的局面也不能说不严竣，但文学在桂林、昆明、重庆、上海和香港所拥有的活泼和灵动的自由品格也十分显着。新诗方面，胡风领导的自由诗运动尽管有鲜明的时代社会投影，但它的无拘束状态让人自然地把它和五四初期的新诗运动的品质相联系。甚至就是晋察冀边区的诗作，也可以看到这种内在关联。在大后方的昆明，那时以西南联大为核心的现代诗运动，它与西方现代主义运动所保持的联系，使我们几乎怀疑于昆明那偏僻的一隅如何拥有了那么强大的现代信息。这情景在七十年代的今天派现代诗运动对于“文革”文化禁锢的反弹，就是更加明显的例证。那一切的艺术叛逆，都是生长在文化管制和文化扼杀的最深处。
十、纠正失衡的代价
历史倾斜造成的失衡状态，在中国文学的某一时机甚至表现出让人极为震惊的后果。前面我们已经论述到这种滑动是从多元到二元，再到一元格局的滑行。文学的倡导因文学之外的强加和指令，使之鲜明和迅速的意识形态化。一种“最好”、“最纯”的文学（其实是“最革命”的文学）的信念是几十年间的滑行造就的。有时是讲的创作方法有时是讲的色作思想，有时指的是文学的整体。提倡单一在强加的状态中指的是唯一。
从最好的文艺到唯一的文艺，再到“样板”文艺，这种历史性的滑行是自然而然的。当文艺出现“样板”形态，并且以这种形态去要求所有的文艺时，我们面对这种空前的、高纯度的、极一致的文学范式，吃惊于数十年前文学革命先驱者的文学理想何以会顷刻之间化为泡影！再回顾革命文学和普罗文学的倡导者们，尽管他们的主张是那样的极端，而我们又不能不同样吃惊于他们的理想居然会变成了现实。新文学的船帆在这种极端化的几个样板模式中降落。接着我们看到的是夭旋地转的崩塌。
一首人们至今还在指责的题为《结束》的诗，要是把它的情绪界定为一场充满激情的文学革命在死寂和残酷的年代的结束，这首诗却不啻是非常切实的情绪和情怀的展露：
―瞬间一崩场停土了，江边高全着巨人的头颅。
戴幸的帆船缓煖走过展开了暗黄的尸布多少秀美的雄树被痛苦扭弯了身挺在把勇士哭抚。
政缺的月亮被上帝藏进浓雾一切已经结束在那些重压之下的崩塌面前，下降的帆船不能不是一种哀悼。八个样板的“辉煌”之上，展开的是暗淡的裹尸布。且不说五四新文学培植的“秀美的绿树”，甚而月亮也被砍斫，要说这是“一切已经结束”则指的是那种激情、自由意志和民主风尚。写在七十年代结束时节的这首诗，正是一个结束的象征。但是，它同时又指向这个暴虐自身的结束。
依附于社会政治的文学，由于环境的改变，气氛的改善，终于宣告了恶梦的结束。于是开始了又一次反弹。这一次反弹也不是纯粹文学的，而是以政治控诉者开端。以充满怀旧激情的传统文学锲入现实的真实性和现实主义的呼唤为实际内容。当时最激动人心的口号是：“揭批四人帮，歌颂老革命”，其内涵是充分政治化的。再后一些，有对“说真话”的呼吁，其精神也是泛艺术或准艺术的。又开始了类似五四时期问题文学那样的循环：《我应该怎么办》、《爱情的位置》，再一次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这文学废墟之上的运行，一切都如本世纪二十年代我们的前辈经历过的那样，令人感到既亲切又有寒彻骨的悲凉。
所幸中国新文学有着巨大的潜在生命力，艺术的暗中郁积、运行以及时机成熟的喷发，造成了火山爆发般的震撼。进入八十年代，新文学的格局又开始一次新的逆反。首先是改变一一元统治的局面，由文艺批判运动和新诗潮的出现构成了短暂的二元对峙局面。八十年代中国，又是以诗的巨变为契机，终于彻底冲毁了以单一提倡为标志的文学极权主义。
这是又一个自由的时代。尽管旧的力量总在伺期反击。十余年间风风雨雨，文艺的局势异常不安定，但中国文学在大禁锢和大迫害以后的大解放，却表现了极为顽强的反抗性。一切的权威在这种冲击面前均失却了权威性。文学也失去了它的英雄和偶像，无权威和无英雄的文学时代呈现出一派无序的脉动。
十年间，中国当代文学家们仿佛比他们的五四前辈有更多的优患和更大的危机感，他们的激情有时表现出焦灼和狂躁。短短的时间里，真正地展现出他们的前辈所预期但来不及实现的“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各国的百年”的梦运。文学趁着社会开放的机缘急速前进，不仅恢复五四人的文学专统。而且弥补现代主义的未完成的形态，直追西方的后现弋主义思潮。
中国文学在十余年间的进展，举世为之瞩目，由此也带苌某些轻祺或浮躁的缺陷。历史进程中，文学所受的挫折太多，为追回这种损失，二十世纪最后几年，中国知识界几乎又重复了上一个世纪末的那些中国人的情感和心理的苦难历锃。此时的中国已消失了百年前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门的开放、信息的流通使中国人不像过去那样对地球其他地方无知和隔膜。
于是，当二十世纪黄昏降临的时节，百年的忧患使中国人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索漠。因为心境悲凉，于是奋求更为急切；急切之间对于艺术新潮的趋向呈现着某种追求时髦的轻狂。这种有些失重的追求，昆然与中国传统的深厚极不适应。
历史一下子来到了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这东方古国的上空，如今是一片苍茫的暮色。文学的一切迹象是否是一次人们所希望看到的回光？也许它并不代表一种真实心愿，而真的是回光。那么人们就有理由期待一次大转折。但这个转折是否就是西西弗斯那样无休止的循环？也许不幸却是真的、那真是中国文学的大悲痛！
我们当然不希望历史如此的无情，死亡也许意味着新生。在未来世纪曙光降临时节，中国人有理由相信，历史上有过真正的一次凤凰涅盘。真诚祈望写出如下诗句的诗人的理想是并不幼稚也不虚幻的一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蜂顶。
新的转折和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