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正面或是负面的价值龟度来看，作为一个文学阶段的“新时期文学”已告终结。这是一个以纠正文学的偏离与变异、冲破禁锢并最终实现艺术自身的变革和文体革命为基本内容的文学时代。现在，十年前开始的文学急流已经涌退，随之而来的是冷诤的回望与总结。热度过高会引起爆炸，冷却一下不无好处。
在反抗超负荷的社会承诺中出现的“玩文学”说，作为校正历史偏离的副产物，原是可以理解的现象。要是我们鼓励文学全面恢复它的多种职能、包括休息与娱乐的职能，我们当然对这种存在不会大惊小怪。但是，现在我们却不能不对这种现象进行新的审视：当生活变得不那么轻松的时候，当文学的环境也并不那么良好的时候，我们的作家和批评家仍然理直气壮把对象当作手中的玩物，是否有点近于残忍！于是，我们不能不从内心发出吁求：停止游戏！
当前，切近生活的呼声已起于四野。激进的一方和保守的一方，甚至中间的又一方，都不约而同向着这个目标靠近。在九十年代，一种我们不愿看到的思想将成为主流：文学无疑将重返现实的地面。于是，我们不得不重新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在反对自身。
以往十年，我们竭力争取的，是文学结束非文学依附与漂流，从而找到并回到自己的家园。我们以这样的争取而作出一庄严而不免尴尬的宣告：文学不是其他，文学是文学。要知道，对于本来就充满喜剧色彩的中国文坛，这种看来等尸一句空言的宣告，是以血泪为代价换来的。现在我们又向着我扪反对的东西肯定。我们再次由衷地（当然也是身不由己地）否定我们自己。我们的呼吁本身就构成了讽刺一一我们仍然希望文学的非文学倾句。
中国文学无所不在的优患原是与这个民族的苦难相联系的。历史上我们曾有多次为救亡而驱逐美神。为了使文学有助于社会而心呔情愿否定自我，于是我门的文学不得天离开家园而浪迹他乡。此刻，二十世纪的太阳已经昏黄。中国人以紧张而又沉重的心情面对本世纪最后几年。这又是一个充满忧患的年代，作家的良知诱发了那个声音：停止游戏。
这是否意味着又一个循环的开始？当文学倾全力关注着现实的积重，负有庄严的使命感的时候。文学往往便呈现出忘我状态，文学于是也忘了家园。那么，停止游戏是否便意味着再度漂流？我们的文学什么时候能不再重复西西弗斯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