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新诗潮之后出现的后新诗潮，就其大体运行情势判断，体现了由倾向于现代主义的追求而向着后现代主义倾斜。一些作品明显地采取了后者的价值取向并且留下试验的迹痕。之所以说是“大体运行情势”，是由于中国新诗形态非常复杂，诸多现象的并存杂陈乃是常规，并不存在非彼即此的绝对淘汰。但不论其复杂程度如何，判断中国八十年代后半期开始的诗潮主要体现为后现代的倾斜大体符合事实。这就为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新命题和新的难度。国内外有关学者认为，后现代作品与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相联系，“它批判陈腐的个性和既定等级制度”。后现代作家经常表现出对无选择性”！一技法的偏爱，他们乐于突出那些不登大雅的事物，而且拒绝相信优雅的形式可能带来的抚慰。后现代作家寻找新的表现手段，其目的不在寻求这些手段可能造出的乐趣，而是为了给予那些非典雅的事物以强烈的意义。许多后现代主义的论者都注意到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后现代主义只能产生在资本主义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以及现代主义文化得到充分发展的地区。中国显然不是这样的地区。但由于中国近十余年来向着世界的开放，由于与西方世界的交通以及信息传达的迅疾，加上中国作家主体意识苏醒所带来的实验自觉，从而使后现代的某些渗透和实践成为可能。
这样的事实我们又以从后新诗潮数诗人的追求中得到证实。对于表现个性以及等级制度的抗拒；对于贵族倾向的饪定以及对于平民意识的张扬；对于文化的冷漠乃至亵渎；艺木观念中非崇高观念的浸漫；以及无序化导致的杂乱无章，都旨在反对核心化或建立规范的任何意图。我们不难从以十那些怪异的呈现中觉察到先锋试验的萌芽。典雅和华贵止：成为遥远的梦，与此同时，诗更加疏远社会承诺也更为体现个体生命的自由意愿，特别是对于生命体验而向着深邃的内宇宙投以文学探询的热情。后现代诗拒绝传统浪漫主义的宣泄，无动于衷以及对于神圣的满不在乎态度，当然会激发传统道德的反感和抗议，但不经意间却造出了前所未有的陌生天空。即使是丑陋和反讽的诗意，对于从来如此的诗的领地，都是一次崭新的进军和占领。
尽管艺术史以珍品的积累而获得丰富，但艺术的发展却闪不间断的动态行进而拥有活力。艺术随时世的迁移而不断变革是不可更易的律法。于是我们十分珍惜艺术中异端的贡献。不难想象，要是艺术史和诗史失去了那些在各个时代让人惊骇的奇异的浪花，我们今天看到的艺术之海会是多么乏味和灰暗。对于历史正统的挑战和反叛尽管在当时当世可能为挑战者带来灾难，但公正的历史最终会承认它的合理性，而且积极评价它的贡献。
先锋是寂寞的，先锋甚至是痛苦的。因为它出现在公众认可和接受之前，而且先锋总是站在传统秩序的对面。但先锋为增进和变革艺术付出的代价将在多学而丰富的历史描写中得到补偿。七十年代结束和八十年代开始时，中国诗界曾为诗艺术的变革吁呼。我们当时可能看到的是以一种富于现代精神的诗来取代那种与此相背离的诗的可能和事实。我们围于当时的识见，允法预料今日诗坛所拥有的无序和空前的“紊乱”。但沙子和珍珠混杂的不纯粹是我们的期待。我们认定纯粹不是艺术发展的说明和条件，况且我们曾在某一时期倍尝人为造出的“纯悴艺术”给予我们的全部苦涩。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不曾也不想全部肯定诗的先锋性试验，而且我们乐厂认识它所已有和可能有的缺憾。唯有如下一一点是骄定的，即这钱试验不论其为成功或失败都具有积极意义。中国新诗的发展什么时候出现了停滞或倒退，一定是先锋的试验和实践不曾进行或不被允许迸行。那时，艺术的萧条甚至灾难就成为不可避免。
苍茫时分的随想五四运动爆发那一年，胡适先生写了一篇《谈新诗》，副题是“八年来一件大事”。他把新诗的出现及成功当作是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八年间出现的“大事”，给予中国新诗的建立以高度评价。在这篇文章的开头，胡适说：“与其枉费笔墨去谈八年来的无谓政治，倒不如让我来谈谈这些比较有趣味的新诗本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末大约十年的时间，中国诗歌又有了一次大震动。这次被称为新诗潮的诗歌运动，仿佛是冻土上的一根楔子，松动了中国社会，从那一个缺口透进了现代世界的一线明亮。新诗潮在结束以“假、大、空”为主要标志的伪诗统治，以及在倡导一次新艺术革命方面，称之为。“十年来一件大事”，似乎也无不可。
中国新诗的发展过程，是不断摆脱古典诗歌的消极影响、不断向着建设独立的现代诗歌推进的过程。内涵上的现代精神和现代意识的充盈，以及表现上的完成现代审美趣味取代古典审美趣味的史性改；告，这是新诗获得独立地位的判断标准从这个意荇新诗潮不仅接续了诗歌诛误浩咙的与五四新诗的大断裂，而且也把新诗现代化大大推进了一步。
数十年来无休止的新诗论战，都可以追溯到那个潜浮的因由，即所有的对于新诗现代化进程谴责与质疑，都受到中国诗运的复古意识的驱动。新诗在建设自己的现代精神过程中与恋旧情结和返祖倾向的反向拉力，是贯穿历史全过程的悲剧命运。新诗之所以是“新”的诗，就在于它的诞生以及它的完美均以走出古典、参与现代为永不更易的使命因此它的创新、吸收、或承袭都不能离开这一根本点。就是说，新诗注定了必须与现代改造、现代更新枏依存，而且注定了必须充当古典传统的叛逆而不是顺从的角色。
怛中国诗歌的历史赛实却是，新诗作为中国新的诗歌形态，它先天地无法割断与中国古典诗歌形态的亲缘纽带。尽管从五四发韧之初它就宣称自己是传统的叛逆，却从来未能也未曾与传统一刀两断。新诗此种在古典与现代、传统精神与现代更新之间的两难境遇说明了它历史性的尴尬。于是，当它循着合理的逻辑每向前迈出一步，便有相应的、甚而更为强大的力量从背后倒戈。新诗的进步始终经受着这样的自我折磨。
新诗潮兴起之时的“朦胧诗”论战，涉及范围很广，但崇洋媚外与数典忘祖的罪名却是明确地指向了这一点。那时的一些创新者似乎不很在意此种关于背离传统的谴责，拖们我行，素，也写出了不少佳作。到了后新诗潮的出现，这种背离的创新达到高潮。
我们现在也可以完全不理睬那些旧日梦呓的絮叨，然而我们的确处在一个有待清醒抉择的临界点七：一往无前的和随心所欲的创新有点走火入魔；激情发押到了极限便是疲惫和寂寥；诗人的自信心已在减弱，而读者的拒绝却有增无减；加上近一二年批评风向大变，那种反向拉力似乎借他种因素而更显顽强。阵地的陷落，批怦的委顿造成了更大的苦闷。这一切昭示我们：冷静的反醒自身，更为坚定的前行，巩固十年奋争换来的成果使之发扬光大，乃是不容置疑的选择。
传统无时不使我们就范，它的意愿儿乎没有边际。妥协总味着呑噬，除非我们以放弃现代化的目标为代价，我们半痄也能退。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新诗发展途中的苦难，我们显然不准备重历那一切。我们过去好像也不断在谈，我们实上不可能割绝与传统的相接的脐带，况只我们也不想那样做。我们无疑将从中获得养料以使自己成氏，促我们不准备丢失身而成为“新古董”。
创新者不应该停住脚步，但浮躁与喧嚣显然并不可取。当某冲庸俗的风气正以甜蜜的方式使那些纯情的少男少女风魔，严肃的、高品位的诗歌创造更不应放弃自己的坚持。在这个时候，谈谈使命感之类的话题，似乎不应受到奚落。即使是在以严肃作品取代庸俗作品这样的命题下，我们也应该考虑一下我们对于时代和社会的某种承诺。
面对世纪的黄昏到了此刻，我们似乎都失去了那神轻松的心境。又一个世纪接近尾声，中围人发觉自己依然落后于世界。一百年前想做的，有许多至今还只是想象。我们想向前紧赶，又有许多的纠缠拖住我们的步履。历史的积重，现实的苦痛，信念的坍塌，价值的迁移，我们难得欢愉。
中国现代诗的“彺欢节”已经持续了不少的时日，也许还将持续下去。这种狂欢节有复杂的内涵：心灵获得解放以及享受生活的欢乐感、艺术创新意识苏醒之后唤起的激情、标新立异带来的刺激和兴奋等。人类情感需要的多样性和广泛性，使这一切具有不可殽疑的合理性。但旷日持久的“狂欢”也会造成疲惫，特别是生存的困窘向人压迫过来的时候。
当然，当代新诗经过十余年的苦苦挣扎后已经展开的多元格局，是艺术生态进入良性循环的宦告，它业已被证明符含广泛多样的精神消费的需求。现实和历史不论有多么深广的积郁，人类仍要生存并有权利享受生存的那一份愉快。因而我们吁呼多种多样的诗而反对诗的专横的一体化限定。
这拽年尽管文学的气候阴阴晴晴，但诗的创作因诗人心态的相对自由而在内容、形式、风格诸方面出现多种层面全面展开的势态，这一点，诗外的千扰再强大也难逆转。但中国诗学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很大，由于整个社会氛围的影响，加上行政力量的默许和鼓励，诗创作经常性地弥漫着一种应时媚俗的习尚和充满脂粉气的轻靡风气，这些畸态并不属于我们七述所述的诗的妾富性和多样化追求。它们的任意发展和浸漫终将危害诗的生态平衡。
多年以来，我们已经有效地对诗和非诗进行了剥离，我们也对诗和现实、特别是现实和政治的关系做了清理。我们一方面认识到诗不应成为非诗或号角一方面也认识到诗与中国的社会环境的不可割离。我们不会鼓励诗重新沦为他物的附庸，我们也不会对诗与中固社会与少国民众的冷漠持赞成的态度。
基于上述看法，我们对近期中国新诗创作中华靡轻浮倾向感到不安。我们有理由对此作出否定性的评价，而且坚信这种评价不会动摇我们对新诗创作所持的宽容立场。很清楚，此刻正在写作的中圃诗人都面对着一个世纪的日落时节。敏感而具有先锋性的中国现代诗人，都会为这个世纪黄昏的苍凉景象怦然心动，难道我们不应为这个日落保留下一些灵魂颤栗的感受？
我们期待着减少一些浅俗和轻薄，减少一些青春少女的甜蜜缠绵，而让我们的诗充溢着这个历史转折点七中国人内心的风云雷电。筒括地说，我们呼唤深度和力度，呼唤历史感和传达现实积重的情感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