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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审美生产(3)

有人将优美看成是完全和谐、没有任何冲突的,而且是完全排除了任何丑的因素的纯净美。这就太绝对了。事实上,优美的和谐、平衡、纯净、凝静等等,都是相对的。和谐中总有不和谐、平衡中总有不平衡,凝静中也有动的因素。例如,前面举的《诗经》中几首优美的诗篇就是如此,《关雎》中有“求之不得,窹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静女》中有“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而《风雨》中所写的“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则是写女子经过苦苦思念(甚至像得了病似的)的磨难,最后才盼来了与心上人的相会。这里哪有什么完全的、绝对的和谐、平衡、纯净和凝静呢?只是从主调看,从结果看,相对和谐、平衡、纯净、凝静罢了。而且,从优美的内在构成要素看,也并不是完全纯净、和谐、凝静、平衡的。古人早就把“和”看做多种因素的对立统一。例如《国语·郑语》中史伯强调“声一无听,物一无文”,认为“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这里充满着朴素的辩证思想,强调“杂”而后结合在一起,才会有美。《左传·昭公二十年》记晏婴与齐侯的对话,也强调“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而反对单一的“同”,认为:“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假如用优美须是完全的平衡、和谐、纯净、凝静的观点指导文艺创作,那就可能导致无冲突论,这对艺术生产是很不利的。

悲剧

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悲,悲痛,悲伤,悲哀,悲惨,悲悼,撕心裂肺的悲,难以言说的悲,欲哭无泪的悲,悲天悯人的悲,淡淡的悲或者深深的悲。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悲都具有审美意义,都能构成美学意义上的悲剧。譬如说,一个小学生不幸溺水而死,或者一个老太太不慎煤气中毒身亡,这当然也是悲的,死者的亲人可能会悲痛欲绝;但是,严格说这不能算是美学意义上的悲剧。而I991年7月21日晚上电视新闻所报导的某装甲兵见习排长,为抢救安徽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而英勇献身,却是真正的悲剧。这位烈士刚从军校毕业,肩背行李到所分配的部队报到,行李还未顾得上打开就投入抗洪抢险斗争,在奋力抢救了一位农民的船之后,自己因体力不支而被旋涡卷走。电视画面上照出了那位农民的妻子为悲悼烈士而痛不欲生的情景。

美学意义上的悲剧至少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价值的人或物的毁灭;二是人或物虽毁灭了,但其价值却以某种形式和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确证、肯定、增殖、光大。上面所举的例子,前者,即小学生溺死和老太太煤气中毒身亡,当然也是有价值的人的毁灭(价值大小且不论),所以也能引起人们(至少是家人)的悲痛;--假如是一个丑恶的人的死,不论怎么个死法,也不会引起正常人的悲,你能对墨索里尼的死、东条英机的死悲痛吗?但是,小学生溺水和老太太煤气中毒,却不能同时以某一种形式、在某一种意义上对他们的价值进行确证、肯定和增殖、光大,所以,构不成美学意义上的悲剧。后者,即装甲兵见习排长在抗洪抢险中英勇献身却不同,人虽死了,而他的生命价值和精神情操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在他的英勇牺牲的行为中得到了肯定、确证、增殖、光大,使他的生命显得更加光彩、更加有意义。前面我们曾经提到的屈原、文天祥、谭嗣同的死,也是如此,肉体毁灭了,但精神永存。这才是美学意义上的悲剧。因此,这里需要对鲁迅的悲剧的定义(如果他说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悲剧的话)加以补充,即那“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毁灭”行为本身,还必须是同时对那价值进行肯定、确证,使那价值得到增殖、光大。

为什么人死了,其价值还能得到肯定、确证和增殖呢?这里有很深刻的道理在。关于这个问题,有两位前苏联美学家谈了很好的意见。一位是列·斯托洛维奇,他在《审美价值的本质》一书中说:“悲剧产生于矛盾和冲突中,具有审美价值的人和现象在矛盾和冲突的过程中遭到毁灭或者经受巨大的灾难。同时,毁灭或灾难显示甚至加强这种价值。这不是神秘论吗!现象毁灭了,而它的价值却得到确证?不,这不是神秘论。因为价值不仅是现象的属性,而且是现象对人、对人类社会的积极意义。这种意义也在人类发展史中、在它的‘社会记忆’中得到确证,‘社会记忆’物化在人们的行为、文化和语言中,最终也物化在艺术形象中。”这就是说,悲剧人物虽死了,而其价值、其生命对社会的积极意义,却被社会所确证,并在“社会记忆”中永存。另一位是尤·鲍列夫,他在《美学》中指出,英雄虽死,但他却可以“活在他活动的成果中,活在人民的记忆、活在事业和功勋之中”;个人有限生命的死亡与宇宙无限生命的永生是辩证统一的,“悲剧正是在这个有限的生命中找到了永生的特征,它使个人与宇宙、有限与无限结合起来”。这就是说,只有当有限的死促进和增强了无限的生时,才是美学意义上的悲剧。

我们之所以花这么多口舌谈美学意义上的悲剧,是因为文艺创作中的悲剧型审美价值的生产,绝不是生活中随便某种悲的描写或再现,而是应选择那些美学意义上的真正悲剧加以表现;或者通过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把一般的悲提高到美学的高度,成为艺术的悲剧。这是文艺创作中悲剧型审美价值生产的一条重要规律。譬如说,历史上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民族英雄都是悲剧人物,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也是悲剧人物,作家、艺术家选择这些人物为对象,创作了戏剧、小说等悲剧作品,生产出悲剧型审美价值。在现代,革命斗争中的许云峰、江雪琴(江姐)的被杀害,他(她)们的大义凛然、从容就义,是悲剧;艺术家以他(她)们为对象创作了长篇小说《红岩》以及歌剧《江姐》,生产出悲剧型审美价值。现实中有些悲的现象,不一定具有美学的悲剧意义,像汉诗《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的死,像《梁山伯与祝英台》中那一对青年男女的悲惨命运,在历史上何止千万,这千万事例中,大多数可能只是一般的悲惨事件而已;然而,经过艺术家的创造,经过集中、概括、典型化,赋予这些事件以真正的悲剧意义。就是说,通过艺术家创造性的劳动,使得这些人物的悲惨命运、不幸遭遇乃至个人生命的毁灭,成为显示他们生命的积极意义、证明他们爱情理想的合理性的典型情节、典型形象、典型意境,从而达到对他们的生命价值的确证和肯定,达到对他们爱情理想的赞美和肯定,这样就创作出真正的悲剧艺术,产生出悲剧型审美价值。

与上面所述相联系,文艺创作中悲剧型审美价值的生产还有一条重要法则,即艺术家必须善于寻找到并且善于把握住真正的悲剧冲突。大家都知道,没有矛盾冲突就没有悲剧。但是什么样的矛盾冲突才是真正的悲剧冲突呢?对此,恩格斯有过一个经典的论述,即“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

所谓“历史的必须要求”,是说悲剧人物的行动和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是符合历史的发展方向的,他们的生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是应该予以肯定和得以实现的;但是,偏偏这种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具有合理性的行动和要求,却不可能实现,因而使人物遭受巨大不幸,甚至毁灭了他们的生命。这样的冲突就造成了悲剧。艺术家只有寻找到和把握住这样的冲突,才能生产出真正的悲剧型审美价值。历史的必然要求之所以不能实现,也有种种不同的情况和原因。一种情况是,主人公的要求和行动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思想、性格有某种缺陷(这种缺陷归根到底也是历史本身形成的),因而使他犯下某种过失,造成悲剧。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说,悲剧主人公“之所以陷于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这就是着名的“过失”说。如果我们不把过失仅仅看成是个人品德或行为,而注重其社会根源,那么“过失”说就是有一定道理的。例如李自成的悲剧就与他的“过失”有关,但这种个人过失又反映了时代本身的某种必然性。长篇小说《李自成》揭示了主人公悲剧的复杂内涵。另一种情况是:主人公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过失,但由于悲剧人物所处的具体环境,力量对比太悬殊,丑恶势力远远超过美善的力量。例如,刘胡兰的牺牲即如此。《红岩》中许云峰、江姐的牺牲亦如此。刘胡兰、许云峰、江姐的悲剧,表现的是主人公所代表的进步、正义的力量虽在整个历史环境中已很强大,但在他们所处的具体环境中却相对弱小,因而造成悲剧。而更多的情况是:正义和进步的力量尚处于新生的、萌芽的状态,虽有前途,却十分弱小,因而很容易被强大的丑恶的旧势力所扼杀。

像《红楼梦》中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悲剧就是如此。而且,在这种类型的悲剧中,丑恶的旧势力不一定就以某一具体人物来体现,而是渗透在当时的总体环境和整个制度之中,体现在社会所认可的流行观念之中,这反而使悲剧更有深度。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分析宝黛悲剧时曾这样说:“兹就宝玉、黛玉之事言之:贾母爱宝钗之婉嫕而惩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厌宝玉之病;王夫人固亲于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袭人惩尤二姐、香菱之事,闻黛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第八十一回)之语,惧祸之及,而自同于凤姐,亦自然之势也。宝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之祖母,则普通之道德使然;况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种种原因,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由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王国维的这段分析入情入理,而且很深刻。以上所说是新生事物的悲剧。马克思还曾指出悲剧的另一种情况:“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就不是个人的谬误,而是世界性的历史谬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这就是旧事物、旧制度的悲剧。这是悲剧的一种特殊情况。它之所以仍具有悲剧性,就在于当时它还有存在的合理性,即不该灭亡。当不该灭亡的东西灭亡了的时候,就造成了悲剧。例如,明朝的灭亡,在一定程度和一定意义上具有某种悲剧色彩,孔尚任的《桃花扇》之所以感人,原因之一就是从一个侧面描写了这种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