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中国文论从哪里突破？
今天我要同你探讨文艺理论如何突破的问题。
我们即将举步迈向二十一世纪的门槛。回眸二十世纪，深感近百年间，我们的中国“文”场多半时间几乎变成了“武”场。“打”、“杀”之声此起彼伏，批判口号不绝于耳。虽说我们的文艺学不是没有成绩、没有建树，但常常是形而上学的否定压倒甚至代替辩证的肯定，消极的破坏盖过积极的建设，至“文革”期间达于极至，我们文艺理论数十年取得的不算丰富的成果，也被打着“革命”旗号的“左”爷们扫荡殆尽，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有了转机。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策既定，文苑复苏，理论之花渐绽新蕊。这之后十余年，现代文论新着纷纷问世，国外各种流派的理论着作迅速翻译出版，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着作和古籍注本竞相推出，各种报刊上文艺理论批评文章铺天盖地。加上美学“热”、文艺观念“热”、方法论“热”……一时“热”浪滚滚；“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新”了又“新”；“后现代”、“后结构”、“后殖民”……“后”上加“后”，令人眼花缭乱、晕头转向。可以说，八九十年是本世纪内中国文艺理论最热闹的时期。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终于从简单否定、破坏的怪圈中走了出来，开始了正常建设的里程。21世纪应该是一个对话、共处和建设的世纪！
但兴奋之余，冷静下来考察眼下文论现状，又觉得有许多问题正困扰我们，使文艺理论裹足不前。我认为在世纪之交我们必须解决好四个关系，并在这四个关系的结合部使文艺理论取得突破：即理论与创作、中与西、古与今、知与思。
就总体而言，目前理论严重脱离创作实际，二者隔了一层厚厚的墙。责任在谁？在理论。我们的许多文艺理论家在构想自己的着作或论文时，常常不是从对创作实际的考察研究中抽绎出命题，形成判断，得出结论，而是已有概念、范畴的推论、演绎。这已有的概念、范畴，或来自前人，或来自外国。例如目前正谈得有滋有味的“后现代”就是舶来品，它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中国国情，很难说。还有些文章把五六十年代的老命题、老范式反复炒来炒去。这样的理论与作家的创作无关，那么作家自然也不理睬这样的理论。有的作家甚至一提到理论就反感。理论要想突破，必须在与创和实际的结合上下工夫，贴近创作，与作家结下手足情谊，使死理论成为活理论。
中西关系处理得不好也是目前文艺理论界存在的比较严重的问题。有两种偏向：一是认为一切都是本民族的好（可否称为“新国粹主义”）；一是主张全盘西化，对西方文艺理论和美学五体投地地臣服，不加分析地套用、移植。
中西“体”、“用”问题已争论了一个世纪：或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主张“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在目前，有人又提出“全球化”新论：即“以全球化的普遍规律为‘体’，以中国特色为‘用’”。这无疑比前说更高明。
我认为“全球化”问题必须分清不同学科领域和层次，区别对待。
科学需要全球化，应该全球化。因为科学主要是“知”，“知”的特点是对普遍规律的认识和把握，重在客观，容易趋同。其中自然科学最易全球化，必须全球化。
哲学、美学（文艺理论）很难全球化，不宜勉强全球化。因为哲学、美学虽不能没有知，但主要是“思”，“思”的主要特点是对人以及与人相关的外在对象的意义进行思考、求索、体认、叩问，重在主观，因此常常更多地表现出不同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历史特色、社会集团（阶层、阶级等）特色、个人特色，很难趋同（顶多达到“和”而不“同”），很难全球化。
最难全球化的是文学艺术。因为文艺虽也涉及“思”和“知”，但根本特质在于“情”，众所周知，“情”是所有精神现象中最难规范、最难同一的，它丰富多彩、变幻无穷，它最富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地域特色、个人特色。我甚至认为文艺的特质是反全球化的，是与全球化根本矛盾的。文艺不需全球化、不必全球化，不应全球化。即使世界大同了，只要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气候条件下，有着不同的肤色、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习俗和爱好，不同的自然素质和性格，那就会有不同的文艺，相应地，也会有不同的美学和文艺理论。唯其如此，世界才丰富多采，多滋多味，亲切可爱。
如此说来，中西文论和美学的关系原则也可以这样确定：中西文论必然各具个性，各有特色，没有先进、落后之分，也不能论高低优劣。中西文论需要交流、对话，可以互相启发，互相学习和吸收各方于自己有益的东西，但是绝不可互相取代。我反对美学和文论的全盘西化论，也反对狭隘的国粹主义。中西文论可以做亲密的朋友，友好共处，彼此尊重，达到中国古人所谓“和”而不“同”的状态。总之，互相学习、共存共荣。它们相互之间必须交流、学习，但目的必须是更好地成为自己而不是失掉自己。
古今关系也是本世纪争论最烈、最长的问题之一，“五四”时期有标榜“国粹”、主张复古的《甲寅》、《学衡》与主张“打倒孔家店”的革新派之争；50年代又有所谓“厚古薄今”与“厚今薄古”之争。至今，古今关系仍未解决好，主要表现为古今的割裂。搞现代文论的人对自己的老祖宗两眼一抹黑；搞古代文论的人对文艺实际和理论现状也基本隔膜。而眼下，前者问题更突出。这就使理论很难突破现有水平。我主张，搞文艺理论研究，必须打通古今界限，要知古知今，最好是通古博今，古今贯通、古今融汇。历史是统一的，不间断的历史，不知古的人很难深刻地把握今；不知今的人也很难科学地了解古。古今关系，在今天的中国就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我们的文艺理论当然要现代化，但这是以数千年优秀传统为营养发展起来的现代化。我们当前的文艺理论研究应该在古与今的结合部找到突破点。
关于“知”与“思”，上面已涉及到。我认为文艺理论既要“知”，更须“思”，是“知”与“思”的结合。“知”主要是把握和认识对象是什么，对象的客观规律是怎样的。也可以说，“知”基本上是科学范畴里的问题。“思”主要是在“知”的基础上对人和对象的意义进行思想、体察、领悟。也可以说，“思”的问题主要是哲学范畴里的问题。文艺理论既关涉到科学层面的问题，更关涉到哲学层面的问题。好的文艺理论是科学与哲学的结合。就其科学层面言，它比哲学要具体，具有形而下的性质；就其哲学层面言，它比科学要抽象，具有形而上的性质。
过去很少有人从“知”、“思”结合的角度来界说文艺理论的性质和特点，也很少以此为标准来考察文艺理论的优劣、得失，但“知”、“思”作为文艺理论的两种固有因素，其结合的好与不好的问题，始终是存在的。当下理论就有“知”、“思”割裂问题。有些着作或文章仅停留在“知”的层面，缺乏哲学深度；有些着作或文章看来很富哲学味道，但令人读来玄之又玄，原因是它们的哲学思考并不是建立在对文艺现实的具体而准确的把握上，而是对古代或外国借来的概念进行思考。它们的思想之花并未开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土地上。我们应从“知”、“思”的结合部寻求文艺理论的突破点。
面对传统：继承与超越
要突破是对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顾及传统。今天我想同你讨论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
眼下，文艺理论界最常谈到的话题大概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了。这是历史赋予一代甚至几代文艺理论工作者的严重使命。
既然是中国特色，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无可回避，即必须面对中华民族的传统--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传统美学、特别是传统文论。我们是喝黄河水长江水长大的、黄皮肤黑眼睛的炎黄子孙，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的传统实在是太久远、太丰厚、太强大、也太沉重了。当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时，我们的从古代到现代的前人，孔孟和老庄，刘勰和钟嵘，严羽和李贽，金圣叹和王夫之，梁启超和王国维，鲁迅和毛泽东，胡风和周扬，朱光潜和蔡仪，等等，他们瞪着无数双眼睛在看着我们。如果无视他们，则谈不上中国特色。你说呢？
外国的东西再好，不是中国特色。外国的古人和今人，再出色、再卓越，可以是我们的朋友、密友，可以给我们以很大帮助，我们可以从他们那里吸收宝贵营养，我们甚至可以同他们“恋爱”、“结婚”；但代替不了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只能是中华民族自己身上的血肉，它的生命只能来源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犹如生育和抚养一个婴儿，主要和最好是依靠母乳喂养，母乳营养最丰富，最便于吸收消化。母乳，就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当然也要吃“洋”奶，而且也绝不可拒绝吃“洋”奶--我们俩过去已经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什么样的“洋”奶都吃一点。古希腊罗马的，古埃及的，印度的，伊斯兰的，欧陆的，英美的，日本和东方其他国家的……牛奶，羊奶，马奶，骆驼奶，甚至是狼奶、老虎奶……只要有营养，都可以吃。鲁迅就吃过进化论的奶，尼采的奶，后来吃得最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奶，当然最主要和最根本的还是吃中华民族自己的奶。不要过分听信鲁迅所谓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的过激言辞；倘真的不读，也就不会有鲁迅，不会有鲁迅每个毛孔都透露出中国味儿的文艺思想了。大家应该还记得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的一段话：“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还有，他在《南腔北调集》中《“连环图画”辩护》中说的：“自然应该研究欧洲名家的作品，但也更注意于中国旧书上的绣象和画本，以及新的单张的花纸。”
作为诗人和文艺理论家的毛泽东也和鲁迅一样，读得最多的是中国书。不说他早年极力推崇范仲淹和曾国藩，即使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直到他逝世，中国书也始终不离身边。你曾对我说过徐旭初《红都风云》〔天地出版社，1996〕中的有关记述：长征路上病中的毛泽东一再轻装以减轻负担，许多心爱的东西和书籍都可以不要，但唯独几本中国书舍不得割爱。他把饭锅、牙刷、牙粉都丢掉了，但铁皮箱里却有《三国演义》、《水浒》、唐宋诗词和路上拣来的地方志。身旁的王稼祥问：“老毛，怎么没见到马列的书呢？”毛泽东说：“马列的书向你们借就行了，我知道你们必带。我这些宝贝在路上到哪里去借？丢了我就要断炊。”另外，从新出版的毛泽东批注二十四史可以知道，整个二十四史，他至少读了两遍以上，而且作了许多批注；对于《资治通鉴》，他也读得滚瓜烂熟。请问在中国现当代的革命家和领导人当中，有谁象毛泽东这样对自己的民族传统如此熟悉呢？无疑，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德国的，也不是俄国的，而是地地道道中国的，是中国的山沟沟长出来的理论思想。不但他的诗、他的文章是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而且他的理论、他的文艺思想也是。这就叫做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的根是中国传统。
那种无视传统、不承认传统、全盘否定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是你我所不能同意的，也是不会被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的。
对于传统，我们既有无可选择的一面，又有可以选择的一面。
我们不能不生活在自己的民族传统里，不能不受着传统的熏陶甚至煎熬，就这一点而言，你无可选择，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中华民族，就因为有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规定性，不管传统如何变化，如何吸收外来的文化因素，但终究保持中华民族的本色，谁也无法消除中华民族传统的天然基因。因此，我们不赞成那种全盘否定传统的态度。
但是，以怎样的态度对待传统，以怎样的方法接受传统、吸收传统、继承传统，接受和继承怎样的传统，却是可以选择的。就此而言，我们不赞成那种无选择的全盘接受的观点。
事实上，现在存在着某种无选择的全盘接受的倾向。
譬如，有同志提出“告别现代，回归古典”；还有的同志更明确地提出回归儒家传统。这就是在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上采取一种无选择的全盘接受“古典”和儒家的“复古”或“厚古薄今”的态度。我不赞成这种态度。我认为应该采取另外一种态度，即毛泽东当年所说的“古为今用”的态度。因为“古”不是目的。“古”是手段，“今”才是目的。“古”是为了“今”。继承传统是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如果明确了目的在“今”，那么，就会站在今天的高度，用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古”，采取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的即有选择的态度去对待“古”。
我之所以不赞成回归古典、回归儒家的提法，原因有三--你看看是否有道理。
首先是因为传统并不都是好的，而是有好有坏，有精华有糟粕。
就以儒家传统为例来说吧，一方面，它有其对今天有价值的一面，它的仁者爱人、民贵君轻的古典人道主义、人文精神，它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贵人格，它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它的“言必信，行必果”的立人之道，它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人类服务、为社会服务的精神，它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言之不文，行而不远”以及“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文艺思想，等等，都是精华，都是需要继承的；但是，儒家传统与现代社会又有矛盾。从整体上说，第一，在政治上，它维护封建专制的等级制度，有反民主的倾向；第二，在经济上，它维护自然经济，排斥市场经济；第三，在思想道德上，它提倡忠孝节义，与现代社会所提倡的独立平等、相互尊重、友爱互助的人际关系相去甚远。这些都是糟粕，不能继承。
其次，传统不等于“古典”，也不等于“儒家”。
从历时性的角度来说，凡是在今天之前的，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历史作用，并且已经形成为相对稳定精神固块的文化力量，都可以称为传统。这样，不只是有“古典”的传统，还有现代的以及当代正在形成中的传统；不只有封建时代的传统，还有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传统和现代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传统；不但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还有三十年代的传统、解放区的传统、建国以后的传统、新时期以来的传统，以及正在形成中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准传统等等。具体说，譬如先秦时代“诗言志”的传统，汉末以至三国时代“建安风骨”的传统，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唐代以至宋代文以载道的传统，宋代以禅论诗的传统，明代公安派倡导独抒灵性和李贽倡导童心说的传统，清代桐城派古文的传统。黄遵宪“诗界革命”的传统，五四反封建的传统、文学写人生的传统，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传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