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这个理儿管得很宽，人类要想生存、要想发展，一切事业和所有个人都要归顺在这个理儿之下。
“掩瑕”
梅兰芳曾说，任何好的艺术总是白玉有瑕。高明的艺术是善于掩瑕，就是在舞台上把瑕遮住，让观众只看见玉，看不到瑕。
这不仅是伟大艺术家在艺术上精益求精，而且也是对观众的尊重。倘总是展示瑕疵，尽管可能是无意的（像猴子露出红屁股那样），然观众何以堪？
在伟大艺术家那里，总是戏比天大，而同时观众又比戏大。
本色作家与性格作家
有本色演员和性格演员，也有本色作家和性格作家。
前者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后者如巴尔扎克。比较而言，巴金属于前者，老舍属于后者。但不论哪类，作家必须从“本色”出发，或者说，以“本色”为基础。
我喜欢本色。真正的艺术品总是用生命写出来的--你看看《早晨从中午开始》一文就知道路遥怎样用生命写出了《平凡的世界》；真正伟大的艺术品更必须是作者用生命写出来的，屈原的《离骚》是最好的例证之一。
作家的生命怎样，他的作品就怎样。
用生命写出来的作品，一生也就有数的那么一部、顶多几部。生命用光了，作品没有了。对某些“多产”作家，需保持一点儿警惕。例如某作家一年写三个长篇、九个中篇、二十二个短篇，还到国外旅游两个月，参加过几次笔会。真是十分了得。但是，余华赴美讲学谈体会，说了两个“惭愧”，发人深思。赴美前，“惭愧”自己没写到二百万字，是中国的低产作家；而到了美国，看到那里令人崇拜的作家，作品累计比他还少，余华说：“那时我更惭愧了，原来这些欧美作家是用写五本书的精力去写一本书，而我们的作家是用写一本书的精力写五本书。”当然，我想中国作家也不都如此，欧美作家恐怕也有类似我们的那种高产作家。不管中国作家还是欧美作家，凡是成功者，都是用生命写作的。
现代艺术的开始
--听艺术讲座
十九世纪末，从印象派中走出来三个人：凡高，高更，塞尚。
凡高，画《向日葵》的那位，曾把自己的一只耳朵割下来送人。他的名言是：大自然总是美的，我不停地画。画自画像时，我的耳朵怎么也画不好，就把它割掉了。
高更，离开巴黎这繁华世界，到太平洋一个小岛上同土着民族生活在一起，画那里的生活、风土人情，然后带着自己的土着情人到巴黎办展览。
塞尚，从家乡到巴黎来画画，每逢画展，他用小推车推着自己的画来，但都遭拒绝。后来，为了安慰他，选了他很小的一幅画挂在不显眼的地方。最后，他回自己家乡普鲁旺斯，在那里画了一辈子。但塞尚后来成为一代宗师。现在，他的绘画艺术竟达到这样高的声望：倘某人读不懂塞尚的画，他就会被认为不懂艺术。
有了这三人，于是有了印象派之后，有了现代派。他们，尤其是塞尚，被称为现代艺术之父。这之前，画画是在墙上打一个洞，画从洞中看到的世界，即画那个上帝创造的世界；塞尚则自己画世界，自己画世界也即创造世界，自己是创造者，象上帝那样。而且，塞尚所画形象，往往只画一半，例如画的苹果是未完成的。这也就是现代艺术与古典艺术的区别：古典艺术放在观众和读者面前的时候，是已经完成了的；现代艺术则只完成了一半，那一半由读者和观众完成。
至毕加索又一变：把画画变成画自己，而不是画世界。
毕加索开启小块块主义（旧译立体主义是误译）。二十世纪初，毕加索等一批新画家，在他们的画中，把物体的许多部分拆开来，成为一个个小块块。当他们把他们的画拿到画展去展览时，已经成为评委的野兽派首领马蒂斯说，这哪里是绘画，这是小块块！而这些小块块的作者则说，我们就是小块块主义。当年马蒂斯的野兽派得名，也类似。马蒂斯等人的画具有叛逆性、反传统性，马蒂斯画自己夫人的肖像时，她鼻子上掉上了一点绿颜色，人称绿鼻子夫人肖像。当他们的画在沙龙里放在古典绘画的旁边时，人曰，这哪里是绘画，这是野兽。于是有了野兽派。当年马蒂斯被人讥笑，现在他像当年别人讥笑他一样去讥笑别人。历史多么会幽默！
应该记住：塞尚和毕加索，是对现代派艺术贡献特大的两个人。他们在艺术史上走了关键性的两步。划时代。
（听北京大学教授朱青生讲演有感，2003年1月3日12点半中央电视台10频道《百家讲坛》。但，朱青生教授，乃一家言也。有趣味，有启发。但不能绝对化。）
物质媒介的简省
有人说，中国古代艺术特征之一是对物质媒介的简省，极端者即“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与西方艺术对于物质媒介的高度依赖形成鲜明对照。西方艺术遵循的是一条物质主义路线；中国艺术则是一条反物质主义路线，其要旨是通过平淡、简易甚至枯涩的形式完成对感性欲望和冲动的节制和升华，从而范导、提升这种感性力量，使之作为基础结构形成对于作为上层结构的情操、意志和人格的有力支撑，完成从美学向伦理学的过渡。可以说，对感性领域以及感性与理性之关系的对应方式，就是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
此说不无道理。中国古代绘画史上，南宋马（远）夏（珪）山水，就有“马一角”、“夏半边”之说。“一角”、“半边”者，言“物质媒介”之省也，古人云其“水墨西湖，画不满幅”。“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从一丘一壑、一树一石、一花一鸟发现世界、表现世界。“无画处皆成妙境”、“无字处皆其意也”。
然也只是有部分道理，不可绝对化。中国艺术也有错彩镂金、雕缋满眼的一面。唐代画家大小李将军（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的青绿山水，即浓笔重彩、金碧辉映，极尽铺张之能事。
宇宙的年龄
报载，美国科学家利用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遥控探测器，精确测定宇宙年龄为一百三十七亿年。这是他们于2003年2月11日宣布的。
宇宙自产生之后，不断膨胀。据二十一世纪最初几年的最新科学成果，宇宙八十亿岁之后，开始加速度膨胀。地球就是在宇宙母亲加速度膨胀时生产的。
人们对宇宙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哥白尼之前人们持“地心说”，认为地球是宇宙中心；哥白尼之后，“日心说”占上风，认为太阳是宇宙中心；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出现“银心说”，认为太阳系不是中心，而银河系才是中心；但银河系是中心吗？显然很难经得住推敲。现在，据说发现一个距地球九十几亿光年的星系，其大小，两千多倍于银河系。银河系绝非中心，是显而易见到的事儿。
宇宙有多大？一艘距地球一百六十万公里的宇宙飞船观测到了宇宙形成初期的景象。恒星在宇宙大爆炸之后两亿年出现。
请想象一下：一年是多长时间，十年呢，百年呢，千年呢，万年呢，亿年呢，
再想象一下：宇宙距离以光年为单位--以光速走一年的长度。我们肉眼所见之星星，相距常常是数亿光年。这数亿光年是多远呢？用常规来想：以人为空间单位，地球之于人，大得难以想象但还可以想象；太阳系之于地球之于人，大得更加难以想象但卯足劲儿用出吃奶的力气也可以凑合着想象；科学家说，太阳系是银河系里极小之一点--银河系有两千亿个类似太阳这样恒星的星系（据说太阳系处于银河系的近于边缘地带，二八开的位置上），那么，银河系之于太阳系之于地球之于人，大得能够想象吗？如果喝二斤酒近似于昏迷状态，可能还能胡话般地说，能想象。再进一步，宇宙里还有多少亿个类似于银河系的星系？世界上没有人能知道，也没有人敢说知道。由这样不能知道之多的银河系组成的宇宙，它之于银河系之于太阳系之于地球之于人之大，你能想象吗？另外，是否只有这样一个宇宙？这个宇宙之外还有没有宇宙？还有多少个宇宙？对此，人脑的构造还无力把握、无力想象、无力幻想，还不具备这样的机制；能够想象和思考宇宙之大、或者宇宙之外是否还有宇宙、或者宇宙是否有祖宗有父母有兄弟有姊妹的脑（或类似于脑的东西），还没有产生出来、没有创造出来。
当年革命诗人郭小川写《望星空》，感叹宇宙之无限、人生之短促，被更革命的革命者（其中有更革命的意识形态领导者、更革命的理论家批评家、更革命的作家和诗人等等）予以迎头痛击。可宇宙的确是无限的，人生的确是短促的、渺小的。
说到这里，我觉得有许多平时认为大得不得了的事情实在太小了，太微不足道了。争职称、争工资争得要死要活不值得，买菜时为几角钱而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也太没有价值……人生的好多事情，是否可以看轻看淡一些？《似水年华》里的文和英小姐，何必那么苦恼？《结婚十年》里成长夫妇俩闹个什么劲儿？成克杰，你要那么多钱干吗？当然，我并不是说，人生如此短促如此渺小，还活着干吗，死了得了。
活着自然有活着的意义和乐趣。
因为，生命又是至今我们所能知道的宇宙间唯一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也许其他星球还有，等待发现）。生命是一个奇迹。有生命的东西虽很微弱，但其灵、其神、其精、其粹，就可知世界而言，无可比拟，也无可代替。生命令人敬畏，令人崇拜，令人为之泣、为之歌。生命是宇宙的赏赐。轻视生命是对宇宙之大不敬，残害生命是对宇宙之大犯罪。你偶然间获得了生命，这是一种机遇，一种幸运。生命不易。好好活着，过好每一天！艺术的伟大之处，应该是启迪人们爱生命。
什么是启蒙？
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说，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什么是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被别人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
说得真好。
在一定意义上说，人一生中可能要不断接受启蒙。因为人永远不能说已经成熟，由不成熟走向比较成熟，再走向更成熟……这是人一辈子的事儿。人不但接受别人的启蒙，而且自己也可以给自己启蒙，必要时也给别人启蒙（父母给儿女、老师给学生）。对启蒙进行讨伐（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应该是专有所指。
在今天的中国，请不要咒骂启蒙。
李光耀转向和活佛拍电影
近些时候，有两件事给我触动颇大，说来你听听。
一件事是李光耀转向。
你知道，李光耀被西方人称为“新儒学之父”，“亚洲价值最雄辩的发言人”。但是现在他宣布儒家价值观过时了。
且看李氏先前的观点。
在1994年3－4月号美国《外交》季刊刊登的李光耀同该刊编辑扎卡里亚长篇谈话记录《文化是决定命运的》中，李光耀说：“西方人相信只要有一个好的政府制度，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东方人是不相信的。东方人相信个人离不开家庭，家庭属于家族，家族又延伸到朋友和社会。政府并不想给一个人以家庭所能给他的东西。在西方，特别是在二次大战后，政府被认为可以对个人完成过去由家庭完成的任务。这种情况鼓励了单亲家庭的出现，因为政府被认为可以代替父亲，这是我这个东亚人所厌恶的。家庭是久经考验的规范，是建成社会的砖瓦。”他还说：“中国的传统观念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是基础，我们全民都对此深信不疑。”“我们感到幸运的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人民相信做人要节俭、勤劳、孝敬父母、忠于家庭，尤其是要尊重学问。”总之李光耀所崇奉的是建立在宗法家族基础上的长上崇拜和权威主义的亚洲价值，而且他似乎成功地组合了市场经济与亚洲价值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从而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至少以往几十年许多人这样认为。但是，几年前亚洲金融危机以及紧跟着而来的亚洲国家的内部动荡，给李光耀模式以重大冲击；以网络技术为基本标志的信息时代的伟大革命，给李光耀的儒家观念当头棒喝。
如今，李光耀终于改弦更张了。
2000年在北京举行的二十一世纪论坛上，他只字不提作为亚洲价值重要标志的权威主义而大讲西方价值观念所倡导的个人创造性。2001年1月底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他明确宣布儒家价值观已经过时。“尊重老人在信息时代似乎管不了什么用。父亲未必最有学问，孙子也许懂得更多。”“在信息技术时代，年轻和一副灵光的脑子是巨大的优势。在我们的国家里，做决定的是老人，他们行动迟缓，他们会错过机会。”在接受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采访时，他也说儒家文化不适应信息时代，会严重影响社会的经济发展，因此“要改变父母、叔叔大爷、表哥表姐和外甥侄子的精神状态和价值观念”。
一件事是活佛拍电影。
据报载：在喜马拉雅山窝窝里一向封闭的小国不丹，有一位名叫KHYENTSENORBU的藏教转世活佛，成为该国首次投资拍摄的电影《高山上的世界杯》的导演。影片背景选在印度北部的一个寺院中。1998年，修行中的少年僧人们因世界杯的开幕而欢心雀跃。每天晚上，他们溜出寺院到村民家中看黑白电视转播，醉心于比赛的进程。决赛前夕，虽然擅自外出被发现，而他们还是决心“即使借电视也要把决赛看完”。这个故事是根据这位四十一岁的活佛导演年轻时的亲身经历改编而成。这位活佛说，之所以把它写成剧本，是因为“足球是现代化的象征，它甚至在远离世俗、戒律森严的寺院里也引起了变化。我想把这些告诉观众”。拍摄时，由于预算很低，无法雇用演员，剧组启用了两名真正的僧人做主角，连寺院住持等也参加了演出，“真人演真事”。在不丹，1999年有线电视才开播。但现在，因特网在这里也开通了。这个远离世俗的国度正在被飞速的变化冲击着。据悉，这位活佛导演已在考虑拍摄下一部影片《美丽的故乡--不丹》。上面两个例子，一个是一贯宣扬亚洲价值和儒家思想、对亚洲政治经济发生过重要作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政界“杠子头”的翻然转向，一个是在远离世俗的国度向来被人视为不食人间烟火、六根除净、“坐怀不乱”、同“现代化”不沾边儿的佛界圣人的“现代化”举措，可以说是两个“堡垒”的动摇。这不能不发人深思。
我不知道你是否把它们看作是全球化问题中的例子。如果不是，那么它们属于什么范畴里的问题？
但是，我的观点很明确，我倾向于把它们看作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某种表现。
顺便说一句，我所理解的全球化，是指地球上各种不同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通过各种形式、各种范围、各种程度、各种途径的交往、碰撞（甚至免不了厮杀），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融通，从而在某些方面或某些部分达到统一，实现一体化，某些方面、某些部分难以一体化（或者说不可能一体化），但可以在保持个性化、多样化、多元化的情况下，互相理解、彼此尊重，达成某种价值共识和价值共享，促成全球性的人类文化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