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为文艺学美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热闹局面，这里面固然有浮躁，也有某些泡沫，但也确实有繁荣。外来学术思想的大量引进，对传统（五十年代以来的传统，五四以来的传统，再上推，辛亥、戊戌、洋务运动以来的传统，以至数千年以来的传统……）的重新审视，尤其是急剧发展变化的现实（经济现实、政治现实、文艺现实……）的迫切要求，促进了反思型文艺学美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并引起激烈的争论。
然而，现在我想说的是，这激烈的论争本身，就是一种繁荣的表现。以往的“舆论一律”表示的是一种死灰、衰败，众说纷争才有生命的希望。对于某些新说、新见，且不要匆忙下结论，真理谬误，应由历史实践作裁判。
反叛
由深刻的反思导向反叛，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通过反思人们觉得，“再也不能那样活”。从经济生活到政治生活到文化生活，都不能象从前那样活。应该有一种新思维和新的生活方式：经济新思维、政治新思维、文化新思维、文艺新思维，经济新生活方式、政治新生活方式、文化新生活方式、文艺新生活方式。
最根本的反叛是经济体制的反叛，这就是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反叛。
可以说，实行市场经济，这是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执政者为了实现现代化所作的不得已的选择，也是最勇敢最伟大的选择。我之所以用“不得已”、“最勇敢”这些词，是说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选择市场经济道路，可能要冒被人说成是违背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当年设计的现代化路线的恶名。毛泽东当年也要实现现代化，但他认为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是绝对不相容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是一回事，所以毛泽东视市场经济为洪水猛兽，深恶而痛绝之。毛泽东当年梦寐以求地要在中国实现的“现代化”，是与市场经济绝对对立的“现代化”，是“有计划、按比例”的“现代化”。毛泽东“现代化”的目标无疑是可敬的，是崇高的，也是真诚的；但他实行“现代化”的途径却使一代人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因此，一代人也就用血泪和苦难换来了走市场经济道路的结论。而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从经济体制上来说，确实是对毛泽东“有计划、按比例”的计划经济的反叛。
无可奈何。
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但我绝不否定毛泽东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伟大功绩。）
而且，中国的市场经济叫做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就是中国特色。
我并不认为市场经济是救世主。关于市场经济的“美”“丑”“善”“恶”，它带给今日社会的正面和负面效应，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前几年的《文艺争鸣》上。至今我仍然坚持那些观点，不想再多说什么。
现在我想说的是，随着经济体制上的反叛，或迟或速地导致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叛，导致精神、思想领域的反叛。用传统的说法，就是由适应计划经济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转变为适应市场经济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包括文艺和美学。
文艺学美学方面的反叛，在反思阶段就有了，不时出现同五、六十年代传统文艺学美学的裂变；而后来则愈演愈甚。
譬如：
“反典型”的理论；
“私人化”写作的理论；
淡化人物、淡化情节的小说创作理论，甚至是不要情节、不要人物的“反小说”的理论；
诗歌创作的纯粹表现自我的理论；
“反美学”的理论；
平面化、表面化、快餐化的创作理论；
“后现代”、“解构主义”的理论；
而且，这种反叛从另一个方面看，也是一种建设，譬如，以往所没有的电视文化（文艺）理论、网络文化（文艺）理论、广告文化（文艺）理论等等，会逐渐产生、形成、建立起来。
从理论流向看，是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流动，从认识论文艺学美学向价值论文艺学美学流动，从文艺批评向文化批评流动，从经典美学向泛美学甚至反美学流动；
从方法上看，是从一元单相思维向多向立体思维发展。
对上述理论反叛现象，不宜匆忙作肯定或否定的评价。按我现在的认识，对它们，我既有肯定，也有否定。最好由历史实践作仲裁。
1998年4月6日深夜草于北京安华桥寓所。
我的山东老乡张养浩
我以有张养浩这样的山东老乡而自豪。他有一首散曲《山坡羊·潼关怀古》，曲中写到“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以前我怎么没有注意我这位七百多年前的山东老乡写出这么好的散曲！“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绝了！
张养浩（1270－1329），字希孟，号云庄，济南人。元代文学家，善散曲。曾做过东平学政、县尹、监察御史、礼部尚书，敢于直谏，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罢官。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被召去陕西治旱救灾，过度劳累，死于任上。有文集《归田类稿》、散曲集《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
张养浩晚年奉命到陕西治旱救灾，所见所闻，感慨良多，追古抚今，写下这首散曲。关中一带自秦至唐一直是政治中心，潼关险要，兵家必争，百姓遭殃，作者为此而长叹息。此曲头两句用“如聚”、“如怒”，把潼关依山（秦岭）临河（黄河）的雄伟形势凸现出来，令人惊叹其语言造型功夫。“望西都”以下四句，写古今沧桑巨变，极富表现力，令人想起唐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伤心”两句：当年繁华之地，而今沧桑巨变，昔日宫阙已成土矣！最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八个字概括了历来改朝换代、兴盛衰亡而百姓始终受苦受罪的历史命运，字字浸透着对普通人民的深切同情。在封建社会，像张养浩这样关心百姓疾苦，的确难能可贵，据《元史》，张养浩这次到陕西赈灾，恪尽职守：“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夜则祷于天，昼则出赈饥民，终日无少息。”做到“百姓忧亦忧，百姓喜亦喜”。（参见张婷婷主编《大学语文》）
《似水年华》
二十集电视连续剧《似水年华》，终于播完（2003年7月13日）。这是一部太慢太细的剧。慢和细，究竟是它的缺点还是优点？我一时说不清。但，这至少是它的特点。慢，有时你觉得在它那里时间似乎是或几乎是静止的，或者比乌龟爬得还慢，这在生活节奏如此快的今天，反差很大；细，除了有的地方太琐细（这应该是缺点吧？）之外，大部分的“细”，是用放大镜和显微镜观察和表现感情细节，真像鲁迅说的，连美人胳膊上的灰都“照”出来了。如此“细”，必“慢”无疑。
无论如何，这是一部让人能够有所“感”的剧。
人生不易。
人生有太多遗憾。
这是人生常态？
黄磊这小子还行！他作为编剧、导演、主演，是该剧灵魂人物。他有自己的追求。这是黄磊风格？从《人间四月天》，到《橘子红了》，再到《似水年华》，一以贯之。
它太现代（后现代）？还是太古典？
标题音乐
--听中央台“百家讲坛”音乐讲座有感
欧洲古典主义音乐大师贝多芬首创标题交响乐《田园》（第六），他的其他交响曲均无题；现在所谓“命运”（第五）、“英雄”（第三）等标题，乃后人所加。贝多芬之前，海顿、莫扎特等人的交响乐，都是无题的。标题自“田园”始。到浪漫主义时期，标题交响乐大发展。门德尔松、柏辽兹、舒曼、李斯特、勃拉姆斯……大力提倡“标题”并付诸实践，为标题交响乐作出重大贡献。
德国门德尔松《仲夏夜之梦序曲》由莎士比亚获得灵感，开浪漫主义标题交响乐之先河。此曲开始写静夜树林，月色，静谧，安宁，温馨；次，可爱的小精灵；次，神话中仙王仙后之委婉柔情，爱情主题；次，小提琴强奏，显出仙王仙后之威严侧面。序曲的另一主题是写一对普通恋人的感情。门德尔松另有标题交响乐《苏格兰交响曲》、《意大利交响曲》等等。
法国柏辽兹《幻想交响曲》副题是“一个艺术家生活的插曲”，描写作曲家自己与英国女演员史密斯的爱情故事。柏辽兹热烈追求史密斯，作曲表白，最后感动了她，终成眷属。第一乐章“梦幻与热情”，先是一个缓慢的引子，又写关于恋人的固定乐思；第二乐章“舞会”；第三乐章“田园景色”（二、三乐章中都有对恋人的乐思）；第四乐章“赴刑进行曲”，梦中杀死了自己的恋人，被判死刑，其中颇有为爱情而死的英雄气概；第五乐章“妖魔夜宴之梦”，写死后梦境。其中始终有爱，有恋人乐思。柏辽兹还有交响序曲《罗马狂欢曲》等等。
捷克李斯特写了《匈牙利狂想曲》等13首标题交响乐，曲前有文字说明；并创造“交响诗”的形式，诗乐结合，突出文学性，如《浮士德交响乐》，根据法国拉马丁的诗写的《前奏曲》交响诗。
还有的音乐家将音乐与绘画结合，突出绘画性，如俄国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美国格墨非《大峡谷》。还有写历史事件的，如苏联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乐，写反法西斯。
各门艺术是相通的，乐与诗、乐与戏、乐与画、乐与舞、乐与建筑……
在诸门艺术中，音乐似乎最扇情。怪不得有那么多死去活来的音乐发烧友。
永乐大典
--阅读札记
在我写这段文字的整整一年前，即2002年3月11日，某出版社新闻发布：仿真精印《永乐大典》陆续推出。称“以先进的影印和装帧技术，严格依照原书的版式规格，采用特制宣纸，套色印刷，原大仿真出版。一共印制150套。从2001年12月开始，约于2003年3月率先推出大陆珍藏版（共163册），即国家图书馆藏161册、上海图书馆藏1册和四川大学博物馆藏1册，以及存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的少量《大典》残叶。同时，待首批出完，再争取用一年半的时间陆续分批出版现藏于海外的二百余册，使这一人类伟大文化遗产重现于世，垂之永久”云云。
我兴奋地等待着。
中国最早之类书，始自魏文帝曹丕敕修的《皇览》。后来效法者，有唐代《艺文类聚》，宋代《太平御览》等。而明之《永乐大典》，则是中国古代卷帙最为浩繁，辑录最为广博的大类书，也被举世共誉为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今之文科大学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应该作为基础课修习，倘有人以此为题作博士论文，我举双手赞成。而有志者，更应进一步作专业研究，穷毕生精力，当不为过。
《永乐大典》的蓝图早在明太祖朱元璋统治时期已有勾画。中书庶吉士解缙在1388年（洪武二十一年）上书朱元璋，提出编一部“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根实精明，随事类别”的大类书，做为“太平制作之一端”。
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称帝后不久，即敕修《大典》：1403年（永乐元年）7月谕翰林侍读学士解缙：“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耳……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解缙受命后，汇集学者百余人，仿照宋人阴时夫《韵府群玉》和钱讽《回溪史韵》二书体例，历时十七个月，将书编成进呈，赐名“文献大成”。成祖对此并不满意，又于1405年诏令重修。据《皇明泳化类编》记载，重辑“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篪及缙”为总裁，学士王景等二十八人为副总裁，“简中外官及四方宿儒有文学者充纂修，缮写三千人”。编纂时首先采用皇家图书馆文渊阁的藏书，同时又派人分赴各地采购图书，共集中了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各类图书七、八千种，按《洪武正韵》将所辑图书，一字不易，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1408年（永乐六年）冬，书成进呈，总22，877卷，目录60卷，分装11，095册。以卷数而论，比存世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尚多出近13，000卷。
书成之后，仍题《文献大成》，由朱棣更赐名《永乐大典》，并自制序说：“朕嗣承洪基，缅想缵述，尚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乃命文学之臣，纂集四库之书，及购募天下遗籍，上自古初，讫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分，着为奥典……名之曰：《永乐大典》。”
可见，《永乐大典》乃顷当时国力而成，非个人能力所能承担。这是中国的传统，一直传之今日。从1950、60年代起，当时的党政意识形态领导不就调集各方人员，编写“批修”书文和各类教材吗？（据说，今天国家又命四位首席专家率十余名教授编写一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为此财政预算六百万人民币。--2004年6月10日补记）
《大典》在南京修成，珍藏于南京文渊阁，1421年迁都，随之北移，藏于文楼。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宫内失火，《大典》经明世宗亲自督责抢救不毁。后，为备不虞，于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命阁臣徐阶，礼部侍郎高拱等督饬儒士108人摹抄副本一部。当时规定每人日抄三页，前后历时五年，完成时已是穆宗隆庆元年了（公元1567年）。至此，《大典》遂有正副两部，分贮于文渊阁和皇史宬。《大典》完成即束之高阁。至清雍正时，《大典》副本被移置东交民巷翰林院。
清初，《大典》正本就已不存。它究竟佚于何时，至今仍无定论。不过，在《韵石斋笔谈》、《钞永乐大典记》等史着中，都有文渊阁被焚于明亡之际的记载。《大典》副本在明、清两代也屡遭厄运，以致最后散佚甚巨。可叹！可叹！
浓缩海涅
--读书札记
德国有七个地方争着作为海涅的出生地。
海涅于1797年生于杜塞尔多夫。父亲是犹太商人，做绸布生意。
母亲最怕的就是海涅成为一个诗人，诗人太穷。后来的事实是，海涅成为一个伟大诗人--他的母亲很“不幸”。
海涅十六岁时曾爱上一个姑娘，母亲反对。然而海涅写诗，某些灵感还是来自这个姑娘。后来海涅到汉堡做银行家的叔叔那里，爱上了他的堂妹，又失恋，写过很悲伤的诗。
1821年，到柏林，见过黑格尔、洪堡，还见过歌德。在那里，他学会了讽刺。“德国人出生得太晚，没有发明火药；但他们发明了同火药一样重要的东西--讽刺。”
1825年成为博士。
1827年出版《歌集》，他活着的时候再版十二次。
1828年，意大利；这前后还曾访问过波兰、英国等等。
1831年在巴黎，与柏辽兹、李斯特、肖邦、大仲马、雨果、巴尔扎克等交往。他看到法国人很会说话。“上帝给了我们舌头，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同胞说些愉快的话。”1831年巴黎霍乱，死了一万八千多人。街上的样子，类似今春（2003）的北京。有人惊讶海涅居然没有离开。
1843年，离别十二年之后回了一趟汉堡。
1843、44年曾同马恩交往。
1848年，在巴黎面对维纳斯突然倒下，从此一病不起。“死亡是幸福的。如果再次出生，更幸福。”
1856年2月17日晨于巴黎逝世。
昭陵六骏
--读书札记
我去过昭陵，看过六骏的一部分。叫大唐气象激荡过，浸染过。惊叫过。感叹过。自豪过。惋惜过。恋恋不舍地回首过。反反复复地回忆过。
不去昭陵，会遗憾终生，特别是作为一个中国人。
不感受中国文化，不受中国文物的洗礼，就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