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许多中外长篇小说，印象较深的总是那些浓缩了丰厚的历史内蕴、呈现了独特的民族精神的作品，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安德里奇的《德黑纳河上的桥》、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李劼人的《大波》、陈忠实的《白鹿原》等。由此，我竖定地认为，长篇小说与其说是一种艺术形式的类别，不如说是一种精神蕴含的量级。以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取当前的长篇小说创作，总不免失望连着失望。但1998年确乎不同，先有阿来的《尘埃落定》让人意外惊喜，后有周大新的《第二十幕》令人大喜过望，在长篇创作总是数量与质量不成正比的90年代，1998年真可以箅作一个丰年。
洋洋三大卷，近百万言的《第二十幕》，是个典型的以小见大的长篇巨制。作者通过尚达志、尚立世、尚昌盛一家三代苦心经营“尚吉利”丝织行的过程，既写出了民族工业发展的步履维艰，塑造了工商业文明的典型代表尚达志，又由治家兴业中与各种权势力量的矛盾与冲突，以及斗争中的此消彼长，从一个独特的方面折射了近百年的社会演变。可以说，仅此两点，《第二十幕》便傲然屹立于当代长篇小说之林，在艺术地吸纳历史和熔铸思想上做出了自己的独到贡献。
涉及民族工商业的长篇小说，现代以来可谓凤毛鳞角。比较有影响的作品，早年有茅盾的《子夜》，后来有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但都在民族工业的主题之外别有所图，重心并不在民族工业及其代表人物的集中而纯粹的描写上。当代以来的长篇创作，写得比较多也写得比较好的是属于农耕文明的家族文化作品，如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龙船》等。《第二十幕》以对工业文明的家族文化的集中而深刻、准确而生动的描绘，弥补了在题材、主题和人物诸方面长久以来存在的一个不应有的空缺。现在我们可以说，撑持着中国社会民生、民计的，还有“尚吉利”这样的民族工业的从小到大；体现了民族精神、民族气概的，还有尚达志这样的把丝织当家业更当人生理想的执着追求者。作者在浓墨重彩地描写“尚吉利”从工具到技术上的由简到繁的改进、在管理方法和观念上由旧到新的演变的同时，显然在主宰“尚吉利”命运的尚达志这个人物身上，倾注了满腔的热情，寄寓了丰盈的念想，使得这个人物一步步地超越一个手工业者的局限：他深谙丝织、更熟稔社会，又洞悉政治，为了“尚吉利”的生存，他可以和商界、官场明争暗斗、不屈不挠，也可以扼杀儿女们在他看来是越规逾矩的情爱和理想，毫不手软。为了家传的祖业和人生的理想，他练就了严以“克己”和“忍让”权势的两手，他的自强与自利、自尊与自私，使人们敬而重之，又敬而畏之。他和《白鹿原》里的白嘉轩一样，都不失为民族文化和传统精神的典型代表。
《第二十幕》在以“尚吉利”百年丝织史为主线的叙述中，作者融入了他对于社会的观察，对于历史的思考，使评书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构成了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的独特透视。比如，民族工业的发展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尽艰辛，原因在于不同时期的不同政治派别构成的权力中心的种种阻碍，栗温保只想以权谋利，利用“尚吉利”；尚承达只知道求权保官，以种种手段限制“尚吉利”。他们分属决然不同的政治集团，但在冷眼对待“尚吉利”上却惊人地殊途同归；还比如，作品里写到以卓远为代表的知识文人阶层，不仅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仗义执言，唤起民众，而且在“尚吉利”发展的不同时期，都坚定地给予舆论上和道义上的支持。这里，作者有意无意地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真相：百年政治对于民族工业经济的萌生与发展，基本上没有给予过积极的推动，有的只是消极的作用；而不被看重的知识分子阶层，才真正是立身民间、扶正祛邪的健康力量所在。这些都很发人深省。
《第二十幕》的下卷，特别写到“尚吉利”在改革开放年代的如鱼得水和巨大发展，这与其说是在描写“尚吉利”的时转运来，不如说是在反映清明政治和健康社会的滋养生机。百年辗转，终上正轨，“尚吉利”的历史正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有意味的浓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