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光平能够完成《东方大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这样一部作品，可以说相当不易，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写作的奇迹。中国在夏以前的历史，可以说史料无多，多属传说。有关上古时代、五帝、轩辕黄帝的记述，就更是传说中的传说。从文学的角度去看这段历史和这一人物，上古时代和轩辕黄帝都是“概念化”对象，要把这样的“概念化”对象通过写作转换成形象化的文学典型，无疑需要一些特殊的功夫。这里，既需要超凡的艺术想象，去在“少”中生“多”、“无”中生“有”，更需要超凡的艺术激情，去激活久远的历史，并使传说中的人物生动鲜活。
我感到，罗光平经由打通历史与艺术的合理想象，久远的上古时代，由遥不可及的传说变为了可触可感的传奇故事，干巴巴的轩辕黄帝，不仅成为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而且血肉饱满地跃然纸上。作品有关轩辕黄帝神人共体的降生，由小到大的成长，及出任有熊部落首领后，领导有熊部落从弱到强的发展，组织其他部落由“分”到“合”的壮大，以及缔造人类初始文明的过程，都由“史”与“实”的相互印证，人与事的相互映衬，写得有声有色，波澜壮阔。尤其是轩辕黄帝这个形象，在一次次抉择和一个个关头中，表现出的有为有能，镇静自若，宽怀大度，坚忍不拔，纯真诚挚，目光远大，以及那种鲜明又坚定的民本意识、民主精神，都让人们更真切又更生动地领略了中国幼年时期部落领袖的不凡光彩，和艰苦卓绝地开创中华文明的光辉业绩。
作品最为精彩的部分，是轩辕黄帝在统一华夏各原始部族的过程中，与蚩尤的六次大战。这六次大战次次不同，次次精彩，人与人争斗，人与兽搏杀，武器与武器对垒，巫术与巫术对抗，战术与战术碰撞，战略与战略较量，让你觉着这战争是残酷异常的，又是属于上古那个时代的。作者在两大部族的领军人物身上，都花了笔墨，下了功夫，那是两虎、两强竭尽全能的生死搏斗。在这惊天动地的场景与场面里，人们看到了勇敢，看到了智慧，更看到了信念和精神。
如果说《东方大帝》是基本成功的创作，那么，我觉得这种成功的背后，不只是作者对少之又少的素材进行合理开掘和艺术想象，还有对上古的历史和黄帝这一人物的深挚钟爱和炽烈热爱。人们从作品字里行间里都能感受到一种持续奔涌的激情，那就是作者强烈的主观情绪的外化。可以说，罗光平是用他的这些超常的激情温热了这段久远的历史，使得这份历史有了自己的温度，并以其热度感染我们。对于热爱历史的读者来说，这不啻是一份厚礼。
《东方大帝》也有让人不满足和不满意的地方，那就是文字上的不够讲究，遣词用语太得随意，不少地方都过于现代化，乃至时尚化。比如，上卷第五章写轩辕到仙境“云海桃溪”后，被一个美女引人厢房，“室内芳香扑彝，一张精巧的木制画床，锦衾罗缎，绣花玉枕，梳妆台上，铜镜银钗，首饰奁匮，珠光宝气”。而两边厢房，“壁上悬挂的小画卷，室内陈设些珍奇古玩；楠木桌案上，置放着上乘文房四宝”。中厅，“设有一张八仙桌，正厅堂上悬挂一幅天宫诸神图”。这一段文字虽然写的是天宫，但有关器物的想象与描述，应该与原始社会时期的物质水平相适应，不应该把几千年之后的东西提前写进来。《西游记》里这样写完全可以，因为明清之际这些东西都有了，这样去描写没有超出当时的物质水平。但作者在《东方大帝》这样写，就显然考虑欠周。
第十九章写到有熊部落开会议事，居龙氏在夸赞轩辕的一席话说，“只有在天下大同、万国联盟的前提下，才能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各类精英人才来”，而技术人才，“他们的生存、发展、再生都需赖以一个民主、共和、宽松、统一的环境，只有这样，新技术，新发明，新工艺才能安全顺利地传播于大众之中，发挥功能，造福万民”。第十三章写到太山稽一行人走访部落时说，“看到这些部落民人的生活安定，物资丰盈，生产有序，经济繁荣”。这些话语，多为人们形容改革开放的形势经常使用，用在尚处于茹毛饮血时代的上古，显得极不协调，极不适当。还有，诸如“国防军”、“国家大同”、“民主共和”、“国家医政实力”，“为贤才营造平台”等现代化用语比比皆是，另如“休闲服装”、“靓女”这样的时尚化用语也时有所见。这些语言不时地映入人们眼帘，不仅让人感到不适当、不恰切，而艮让人觉得不严肃、不郑重。这样与所反映的时代相脱节，与所表现的对象相错位的语言运用，在让人感到不舒服的同时，还会构成一种自我“反讽”，起到作者始料未及的滑稽效果，并使读者对作品的局部或整体产生某种不信任感，损害作品本该具有的庄严感与历史感。
写作《东方大帝》这样的作品，是不是用半文半白的语言更好，我没有去细想。但可以肯定的是，作者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描写对象，去创造自己相应的概念，生成自己特有的用语，而不要因省事去随随便便地使用现成的熟语、术语与俗语。说了如上的语言上的缺陷，目的不是别的，而是希望这部特别的作品少一些特别的遗憾。
孔子中的“这一个”
--读《圣人》
在流行文学和时尚文化大行其道的今天，回溯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浓墨重彩地去写孔子；而写孔子又非简单地去从史料的爬梳剔抉中复现历史中的原型，而是含带了今人对古人、凡人对圣人的诸多“重读”与“解构”，这样一些不同寻常的因素，使得钱宁的长篇新作《圣人》（作家出版社2004年6月版、甫一面世便颇引人关注。
历史是一种叙述，历史人物其实也是一种叙述。就孔子而言，有孔子经由其弟子编纂的《论语》所自塑的孔子，有司马迁的《孔子世家》以史为本所描画的孔子，有历代儒家先贤出于尊孔崇儒的需要而不断“神化”的孔子，也有“五四”前后在文化批判和“文学革命”中被“魔化”的孔子。与以上这些孔子既不重也不相同，钱宁笔下的孔子，是众多孔子中的“这一个”，那是一个志在报国又无人重用的闲人，又是一个周游列国、苦寻门路的忙人，更是一个到处碰壁、从不回头的强人。多面的形象，多重的性格，构成了一个不同寻常又意味深长的钱宁版的孔子。
《圣人》给人印象最为深刻而独特的，是那种两条线索平行演进而又交替叙说的故事结构，一条是孔子在鲁国得不到鲁君的-重用后，被迫游走列国，始终处于颠沛流离状态的坎坷旅程与艰难行踪；一条是孔子从出生到成人，由一个生父不明、母亲早逝和家境贫寒的苦孩子，经由苦读书，勤学礼，尤其是经过老子的点化成为讲道授徒、众人敬仰的夫子。两条叙事线索并行不悖地演进，因其对比鲜明，反差巨大，给人带来的感受极其悲壮，震撼也极其强烈。
在学礼讲道这条线，是仲尼克服家庭出身与社会环境的种种困境，从一名不文的穷小子，一步一步地改变着自己的处境与地位；而每一次改变都使他更坚定着“君子谋道不谋食”的信念；他自己孜孜不倦地研习君子“六艺”，还诲人不倦地教习别人，把做人之道和治国之道，都弄得“条理清楚，丝丝入扣”，甚至在创立儒学新派的同时，带出了一大批满腹经纶又壮志凌云的弟子，一切都在蓄势待发，只待伯乐识贤和国君重用，以尽情施展报国之才；而在出游列国这条线，则是孔子与其弟子不堪忍受在鲁国受到的视而不见的冷遇，决心另投有作为又有眼光的明主，先生和弟子都踌躇满志，先是由鲁国到卫国，未得卫灵公赏识，又去了匡、蒲、曹，仍未得遇明主，又先后去了宋、郑、晋、陈、蔡、叶、楚，也是没有找到可以安身立命之处，最后只好经卫国又怏怏返回鲁国。偌大一个华夏神州，竟然放不下一个圣人一孔子。至此，“复礼”之愿和报国之志都完全化为了泡影。两条线索上的故事，把孔子旨在学以致用的博文约礼、“克己复礼”的超然追求和空怀报国之心、相国之才而又报国无路、相国无门的悖论命运与凄凉境遇，都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和无以复加！
如果说孔子以他自己的遭际，宣告了“大道行于天下”的理想在春秋的破产，也证明了他的“学而优则仕”的路径不通，从而构成了个人命运的最终悲剧的话，那么，这个悲剧同时也是时代的。在春秋那样一个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用人和怎么用人，治国和如何治国，是国君和重臣说了箅的事情，而在那个混乱时世，国君昏庸，重臣专权，没有人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去礼贤下士、举贤任能。这种对于个人和对于国家来说，都是凭机会、碰运气的吏治制度，与孔子那种着眼于宏观，立足于长远的儒家思想是何其的格格不入。可以说，春秋之于孔子和孔子之于春秋，虽然同处一世，但因彼此的互不匹配和两不相宜，相互间的擦肩而过和彼此错失也就在所难免。《圣人》最后写到孔子在弥留之际，面对众多弟子语重心长地感叹道，“天下无道”，“吾道穷矣”，实际上既是对他所面临的时乖命蹇的尴尬现状的总结与哀叹，也是对所面对的“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彻底失望的诅咒与批判。
《圣人》一书在对孔子的描写上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如写孔子因疏于军事战略研究，使他在一些需要平息战乱的国家派不上用场，因而为那些国家的国君所轻慢和鄙视，那种让孔子不时陷入“尴尬”、“难堪”的窘境的描写，也表现了孔子学说的非实用性和局限性；还有孔子的拜会美名远播的卫国夫人南子，“本来准备了许多治国的道理，要讲给夫人听，此刻全忘了，一时不知该从何说起。要命的是，他的目光掠过了南子飘逸的秀发、淡红的樱唇和那肌肤细嫩的颈部，几次滑过那一起一伏的胸部”，“一种久违了的感觉突然袭来”。这种使他“差点失了自持”的状态描写，实际上写出了特殊景况下的男儿本色，这种细节处理反倒使得“圣人”因流露了常人性情，而具有了些许人性化的光彩。当然，更见光彩的，是作品里对于孔子那种特殊的认真，异常执着的个性精神的描写，如为尽“合葬”之孝，一时找不着父亲的坟墓，宁可守着母亲的遗体不葬；见人必行揖拜之礼，严格恪守礼法规矩，从不敷衍，也从不逾矩；在季府作客，径直冲到阳虎面前，严正指出所奏“八之阵”越礼，以及他周游列国，到处碰壁，仍不灰心，不懈怠，一如既往地寻求出路，循循善诱地教导弟子等等。这些细节与情节，都生动而形象地写出了“终身坚持一种信念”的难能可贵，这种可贵，也包括了作品结尾部分写到孔子对弟子称自己为“圣人”时所作的纠正，“我最多是一个君子”。这样的孔子，是自重的，自尊的，也是自持的，自知的。至此，我们不禁肃然起恭起敬起来，因为这是一个从穷小子演进而来的一个大君子，一个从平常人升华而来的大圣人。
听说《圣人》首版印了两万册，而且销售相当不错，对这样的信息我起先满心狐疑，但认真读了《圣人》之后，我理解了它的何以引动读者和意外走俏。这样一本颇具个性又颇为另类的《圣人》，比其他的孔子传记着作更为好读，读来也备感亲近，多有所获，这使这本看来并不时尚的作品实际上又包含了某些时尚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