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9月中旬，在深圳读到顾城《英儿》的打印稿，那种在无羁而驳杂的形式中所包孕的繁复而迷离的内容，颇使我惊异。10月上旬，传来顾城在新西兰寓所杀妻后自戕的消息，而他在实施自己死的预言时那种酷烈而极端的方式，更加令人惊骇！
顾城到底怎么了？
在人们对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英儿》变得愈来愈重要起来。因为《英儿》不仅是顾城出国之后自杀之前的惟一一部传记性作品，而且是惟一尽述情爱心曲、袒露人生失意的作品。全书多处表露了要死的意向，仅开首一篇千把字的“遗嘱”，就有六处提到了死。可以说，《英儿》这部书整个就是一部遗嘱，一部倾诉着自己的情与爱、怨与恨、得与失的临终告白。但它又不仅仅是一部遗嘱，它那忆叙往日爱恋时情不自禁的沉醉，表达了人生感悟时超乎寻常的脱俗，都把一个特异心灵的特异的人生理想和特异的情爱追求，表露得纤毫无遗，这就使得《英儿》同时具有了颇不寻常的审美意义。
关于《英儿》，顾城在接受曾慧燕的采访时说，这是“一本自传式纪实小说”，“基本上是真实的”，“主要想反映一些又能解释又无法解释的事情”。显然这“又能解释又无法解释的事情”主要是指他与英儿的情感纠葛。也是，莫名其妙地一见钟情，而且爱得天翻地覆，旋即又稀里糊涂地分手而去，从此杳无音信，一切都像是鬼使神差。顾城的初衷，就是要把对自己至关重要的人生和情感的际遇叙述出来，告诉人们他经历了什么，领悟了什么，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这种打箅我们从《英儿》开始几节的颇见理性的文字中都能感觉得到。但顾城和英儿超乎寻常的关系，使他很难保持叙述主体的平静和冷峻，因此，我们从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篇幅里，看到的是他和英儿无阻无隔的情的交流和无遮无拦的欲的抒泄。其中，顾城对英儿女儿体态的爱恋、赏玩和英儿那童稚、纯真而又热烈奔放的呼应，有如天籁般的自然和美好。那种真真切切又充满诗情画意的爱恋，真是一种沁人心脾、净人心灵的情的偷悦和美的享受。人们完全感觉得到，顾城是用回忆和写作的方式，再度重温他的如梦如幻的情史，从而延宕他与英儿的身心交融的爱恋过程。因而也可以说，顾城也是经由这一自传来自谴和自慰的。
与英儿倾心相恋而英儿又不辞而别，这是最让顾城痛心疾首的。使他最为难过和心碎的，不只是英儿再爱不爱他和再在乎不在乎他，而还在于他所心爱的女孩要被别人染指、要被“世界拿走”，这正如他在“给晓南的信”中所说的，想到被爱的“女孩被碰了，我的心就会发抖”。这种连带着人生理想的爱的丧失，迫使顾城由人及“我”地深刻反思自己存在的意义。因此，他虽对出走的英儿不无怨恨，但更怨恨那个教坏了女孩、“拿走”了“英儿”的污浊的社会环境；他自怨自己人生和情爱理想的失常和超常，但更谴责那个规范所有个性和销蚀一切理想的现实尘世。他在自白中自谴，又在自谴中自省，结果是更坚定了自己的不苟且、不妥协的信念，死亡成为他继续前进的另一方式，《英儿》便是他在这个人生转折点上留下来的一个路标。
《英儿》由作者与情人（英儿）、与妻子（雷米，即谢烨）、与儿子（小木耳）、与邻人（如玻格、毛利人、气功师）、与朋友（晓南、乡伊）的种种关系，淋漓尽致地剖示了一个逸世独立的特异的心灵：
他嫌弃纷乱的尘世和做作的人生，想往在世外的桃源和童话的世界里，过率由性情的生活；
他拒绝传统的道德模式和既有的社会规范，企望在一张“白纸”上，抒写自我的天性，展开理想的翅膀；
他讨厌固定不变的婚姻和囿限于婚姻的情爱，想往灵肉和谐而又不拘形式的情爱与性爱；
他反感以男性为中心的现世社会，总想逃离开来进人想象中的“女儿国”，与天真可爱的女孩们相依相伴。
因而，他既在逃避，又在寻找一一从中国到德国，从德国到新西兰，从新西兰的奥克兰又到某一个荒岛。与英儿在异域相会后的情投意合以及英儿与雷米的亲密共处，差不多使他看到自己“女儿国”的理想的实现，但英儿的陡然离去却把这一切打得粉碎，使他明白自己终不过是生活在自造的幻梦里，幻梦醒来，不仅一切更加格格不入，而且彻底破灭了他关于人、关于人生的理想，死成了他无法回避的选择。用这一选择，他肯定着自己想肯定的，也批判着自己想批判的。
顾城活得怪僻，死得乖戻，由生到死都以自己特异的方式显现着自己特异的心灵：明知可想不可即，而且在事实面前不断碰壁，却偏要孜孜以求，并且无怨无悔。不管这追求是什么，单是这种至死不渝的追求本身，就颇令人震撼。如果说《英儿》和顾城有什么意义，那便在这里。
对于《英儿》，对于顾城，如用传统一点的道德标尺来判断，无疑都是畸形的、病态的。《英儿》里对女性身体如醉如痴的恋赏，属于典型的唯美主义；那种对“女儿国”一往情深的向往，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女性中心主义；而他的那种童话般的物我合一而又超然世外的人生理想，在根本上对抗着一切社会形态，与拔着自个儿的头发要离开地球无异。即使是他后来的杀妻和自杀，虽然在他看来因为他与谢烨是合二为一的一个人，因而完整意义上的自杀不能免除谢烨，但那不留情面而又酷烈异常的方式，在常人看来完全是一种不可饶恕的自私而狂暴的行为。
作如上的道德评判乃至批判都容易得很，但它却常常掩盖了更为内在和深层的东西，因而对了解和弄清事情的底里并无益处。比如，顾城何以出自现实而又一步步地逃离现实去寻找“理想国”？他何以由人生的探求走向人生的毁灭？追求个人的理想是否必须脱离社会乃至对抗社会？是否任何个人的理想、幻想乃至玄想都有必要和可能去实现？在这悲剧一幕中，大氛围、小环境以及他所从事的诗歌创作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不少有才华的诗人都用自杀来为自己青春的人生画句号？如此等等，都留下一连串相关的问号需要人们去反思、去解求。
探究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为了顾城，或者是为了那些同样年少而自绝的诗人，也是为了我们加深认识这个复杂的世界和置身于这个世界的我们自身。因为顾城毕竟是生长于我们这个世界和时代的一朵病态的奇花。
1993年12月于北京朝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