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现实反映的片面性。真实性，是报告文学基本的文体特性，对此可作多向的诠释。依常识解，报告文学的真实，既是指作品对特定对象反映时显示出的具体真实，又是指这种具体真实与作品反映的整体的社会存在之间的一种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体现出一种总体性的真实。50年代至60年代的“十七年”，我国在经济建设、社会事业和保卫和平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和重大胜利；但与此同时，社会生活中也还存在着许多困难和复杂的矛盾，而此间的报告文学，除了1956年、1957年两年有少量的干预性的特写外，差不多全是赞美生活的作品。因此十七年报告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是不够全面的，具有一种总体性失实的缺憾。而从具体的文本看，许多作品洋溢着浓郁的抒情色彩，注重设色提纯，显得颇为精致，有的表现出过度的诗化倾向。这样作品明显地就缺少了一种生活的质感。
十七年报告文学现实反映片面性的出现与50年代对“干预生活”特写的封杀有关。对报告文学的发生史作考察，可知现实批判是报告文学重要的文体使命。50年代中期少数报告文学作家在当时短暂的相对宽松的政治气候中，以自己的实践，召唤报告文学的批判之魂。1956年一些作家受“双百”方针精神的鼓舞，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开始得到凸现，开始独立地思考现实存在的问题和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
当时的报告文学明显地受到苏联特写理论的影响。与苏联接轨，报告文学一律改称特写。苏联着名的特写作家奥维奇金在《谈特写》中给出了“干预生活”一说。他指出：“在我们的眼前，有许许多多新的过程在成长、在进行，这就使得我们很自然地发生一种要求，就是要把自己的艺术语言拿出来直接干预生活，干预这些变化。”他认为，特写并不是“只是去描写我们生活中发生的所谓‘新人新事我们的力量也正在于我们的敢于和善于揭露自己的缺点，大胆承认并克服这些东西。”奥维奇金的《谈特写》于1955年被译介到中国，作者还曾访问过中国，并作过数场讲演，因此，他的理论在1956年至1957年的中国文学界有了切实的回应。主要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些标不特写题旨在于干预生活的作品，如《在桥梁工地上》（刘宾雁）、《办公厅主任》（李易）、《本报内部消息》（刘宾雁）、《马端的堕落》（荔青）、《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白危）等。这些特写通过刻画赵主任（部一级单位的办公厅主任）、陈立栋（省委党报的总编辑）、马端（县委组织部长）等人物形象，反映了现实中存在的严重的官僚主义。就这些作品本身而言，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在文体形式方面并不成熟。但它们的价值是独特的，是十七年报告文学中唯一的一次“局内”批判，是知识分子在新的体制下，履行社会批判职志的一种尝试，是报告文学在新时代实现文体功能回归的一种显示。但是这类作品及其作家随着“反右”运动的勃兴，差不多都道到了致命的重创。它留给报告文学史的是痛苦的回忆。在政治风暴中，不少作家对写真实的干预生活的作家与作品进行口诛笔伐。王西彦他“不能理解那些提倡‘写阴暗面’的‘干预生活’论者的感情，更不能理解他们的居心”。作家反映“阴暗面”，“依我看，就在于他们是站在反动立场上来看待一切。”茅盾也发表了《关于所谓写真实》一文，说像右派分子那样专找阴暗面来写，而且认为不这样就不真实，那就不但是歪曲了我们的现实，而且是诽镑了我们的社会制度。”文艺界批判秦兆阳（何直），其中的罪名之一就是秦兆阳（《人民文学》副主编）--“他‘组织’和发表了一系列肆意丑化我们社会生活的特写和小说……他们是用阴暗的眼睛，阴暗的笔，把社会主义生活的主流--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现实，写成了一片黑暗。”这些大批判式的论定，宣布了特写作家政治生命的终结。作家噤若寒蝉，他们所能做的就只有歌颂与赞美了，唯有这些，才显示报告文学作家存在的价值。
其三，歌颂的反理性倾向。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直接介入现实的文体，它在对对象作出价值评价时，应该注意价值评价的理性把握，尤其是在政治文化形成强势的时代。“理性就是作者在报告文学中显示出来的思想观念、见解、判断是对纷繁复杂的生活现象和社会事理的梳理、判断和把握，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或飞跃。”在我看来，理性之于报告文学的价值评判，具有两点意义。它既意味着作者应该独立地言说事物，不依不傍，同时更重要的是作者对于人物事件的是非扬抑应有一个正确把握。这种把握应体现出对对象历史合理性的肯定，对对象所体现出的人类普遍精神等的尚扬。简言之，理性表示着作者对真实、真诚和真理的亲和。应该说30年代至70年代的歌颂类报告文学许多是不乏理性精神的，但其中的一些作品反理性倾向还是十分显见的，典型的例子是“大跃进”报告文学和“文革”报告文学。“大跃进”报告文学用制假的形式报告制假的现实，谎言成了真理；“文革”报告文学是“文革政治”的产物，无知的现代迷信被当作先进的时代精神，违反历史真实的“阶级斗争为纲”理论被奉为现代经典，荒唐成了正经。这是对报告文学理性精神的两次重创。
报告文学的大众写作
政治文化制导时期，大众化的报告文学写作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现象。政治的文化效应需要在更大范围内获得群体性的支撑。组织化或群众性往往成为政治运作的基本方式。在相当长的阶段，报告文学被赋予无产阶级的属性，或为主流话语所同化，使它成为一种政治色彩颇浓的文体。负载政治价值的报告文学，自然需要有大众的介入。大众的介人，不仅意指文体写作的大众化，表现大众的生活与思想，而且更重要的是指大众作为主体，以自身的存在作为报告的对象。左联倡导“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这“我们”所指代的正是“工农兵”。在左联那里，报告文学是作为工农兵通信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而开展的。工农兵通信运动或可表述为工农兵报告文学运动。通过这种写作活动，“这样，我们的文学才能够从少数特权者的手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大众的所有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过去提出来的大众化口号也只有在通信员运动当中找到具体办法”。在解放区（根据地）包栝报告文学运动在内的新闻通讯工作成为文艺的中心工作之一。早在瑞金苏区，《红色中华》报就特别重视对报告文学写作的发动，在“编者告通讯员与读者”中称“本报所载从‘火线上来’与‘在田野里’的通讯文字，是极好的中国国内战争生活的报告文学，这是目前我们所需要的工农大众文艺的作品。我们希望：在火线上的赤色战士，以及在各个战线上，为争取革命战争全部胜利而斗争的同志们，更踊跃地把自己所经过的斗争生活，随时作成通讯文字寄给我们发表，我们就是这样创造中国工农大众文艺的报告文学！”延安时，曾作出《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指出在目前时期，由于根据地的战争环境与农村环境，文艺工作各部分中以戏剧工作与新闻通讯工作为最有发展的必要与可能。”“报纸是今天根据地干部与群众最主要、最普遍、最经常的读物新闻通讯工作者及一般文学工作者的主要精力，都应放在培养工农通讯员，帮助鼓励工农与工农干部练习写作，使成为一种群众运动”。报告文学写作作为一种群众运动，正是30年代至50年代这一文体写作中的一个显性特征。
报告文学的群众性写作运动，以30年代《中国的一日》为其发端。据活动发起者称，“原来这计划，是看了伟大的高尔基所动议而进行着的《世界的一日》，觉得非常新鲜而有意义，因而大胆来‘学步’”《世界的一日》是高尔基在1934年9月1日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倡议。但这一活动因故未能成行。《中国的一日》是规模空前的一次写作运动。征文规定的时间是1936年5月21日，这大约是一种随机的选择。“首先我们要求它须是五月二十一日所发生的事，其次是‘这事’须有社会意义，或至少可以表现一部分人的生活状况；最少最少亦应当能够和另一严重的社会现象作一对比最后编辑出版的《中国的一日》共收录作品490篇，约80万字。蔡元培为之作序。《中国的一日》编委会由王统照、沈兹九、金仲华、茅盾、柳堤、陶行知、章乃器、张仲实、傅东华、钱亦石、韬奋等组成，茅盾任主编，孔另境为助理编辑。应该指出《中国的一日》并不是一部纯然的报告文学集。茅盾在《中国的一日·关于编辑的经过》中已有说明本书所收的五百篇，几乎包括了所有文学上的体式。这里有短篇小说，有小品文，有日记，速写，印象记，也有短剧”。但集中的大部，最能体现它的价值的，无疑是报告文学界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