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江南一个燥热的夏夜。当我在写作这一段后记时，却因着一种学术的关怀和真情的流淌，而特感清新。
我把博士论文的写作视为自己学术道途上最为重要的事件。这样，写作过程中的心理负荷就特别沉重，而当论文最终被导师肯定，送交打印时，那种如释重负的快意又是这样的舒心隽永。
那一天晚上，我躲到阅览室休闲。无意中被《文学报》的一条消息所牵引。消息报道说，上海三联推出“三联评论”，在学术界引起反响。丛书中有我朋友的一本，这使我对“三联评论”愈加产生了兴趣，第二天就上书城买来一套，并且有了一种想象性的希冀产生。于是，我在将论文寄送答辩委员会评审的同时，给二联总编吴士余先生也呈寄了一册。令我感动不已的事发生了。不出一星期的时间，我便收到了吴先生的大函。先生表示拙作“可列人《三联评论》”，其中“‘报告文学’可论”一语，使我顿时产生了一种知音之遇的感觉。此后，红苇先生任拙着的责任编辑，他对书稿的完善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意见，为本文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学术研究常常把人累得困乏，但今夏的经历，又着实让我感受到学术的温馨。
这本着作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根据《三联评论》的总体要求压缩修改而成的。博士论文凝聚着导师范培松教授的心血。读博期间，先生对我关怀备至，在论文评阅和答辩过程中，南京大学许志英、丁帆教授，南京师范大学何永康、朱晓进教授，扬州大学曾华鹏、吴周文教授以及苏州大学刘锋杰、曹惠民、栾梅健、汤哲声教授，给予后进颇多奖掖，令我感奋。许多师友、同学对我的学业也给予了诸多帮助。用于学习的时间多了，自然对于家庭照顾无多。辛苦了家人，心中满盈着的是感激和歉意。
这只是一本小书，但它为我珍藏的却是一份沉甸甸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