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新时代
中国当代文学走过弯曲的道路，它受政治的制约过于深重；这在“文革”期间达到了顶点状态。“文革”对于中国文学的戕害已为世所共知，这段历史的畸斜业已成为过去，我们不妨从略。
“文革”的结束宣告了社会的开放，同样也宣告了文学的开放。文学从过去的单一而僵硬的模式中挣脱出来，开始了自由、奔放，而又充满探索和创造激情的新时期。整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仿佛是度着一个漫长的狂欢节。中国文学在清理历史造成的伤害中，愉快地和过去告别，并且满怀信心地迎向崭新的时代。这个始于70年代末、和中国的社会改革呈同步状态的文学新时期，已经成为五四新文学革命以来最值得纪念的文学发展的新阶段。
文学成为社会思想解放的先声。当然，最早传达出这种时代氛围的，仍然是充满批判精神的对于旧日噩梦的追忆，并以此体现出对于动乱时代的反思。70年代末，这种文学的反思，最早是以张贴的方式出现在北京西单的民主墙上的。中国诗歌变革的最初信息，通过食指和黄翔的作品来到了当时渴望突破沉寂、但又苫于找不到突破口的情绪激动的文学界。黄翔的《火种交响曲》直接表达了对于“文革”的批判；食指的《我的最后的北京》概括而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令人永难忘却的悲哀的场面，而他写于“文革”中并得到广泛传抄的《相信未来》作为绝望岁月中的希望的声音，体现出中国人抗拒覆灭顽强生存的信息。
1978年一份民办的油印刊物出现在北京街头，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朦胧诗”的最初的、基本的阵地《今天》。《今天》集聚一批中国矢志进行文学和诗歌变革的青年诗人。它的代表人物是北岛、芒克、多多等诗人。北岛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他以名篇《宣告》，宣告了新的文学时代的开始。他的另一首广为传诵的《回答》，以警句般的魅力揭示广中国“文革”时代的真质人性的扭曲和心灵的沦陷：“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髙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其批判的箭矢当然是射向那个黑暗的年代。“朦胧诗”传达出一代年青的挑战者的心声，并在深沉壮阔的背景上走来了中国文学革新者的身影，他们是饱受苦难而又不屈服于苦难、诞生于黑暗而又追求光明的“一代人”，这样“一代人”的形象，通过顾城的同题诗得到非常有力的概括：“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朦胧诗”的出现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和批判，这是非常自然而毫不值得奇怪的。风起于青苹之末，“朦胧诗”作为时代和文学开放的最初的风，它带来的是一场从思想内涵到艺术形式的臣大震撼。在顺从成为秩序的时代，反抗和怀疑一一不论是从社会层面还是艺术层面都是惊世骇俗之举。当人们被告知和要求一切都应当“相信”的时候，有人敢发出“我不相信”的《回答》，无疑是一种异端的反叛。历史是无情的行进，观在，《今天》所带来的震惊和激动，已经成为昨日的沉静。对多数的人而言，他们已经不再怀疑当年的艺术反抗所具有的对于中国文学推进的意义，事实上，正是由于这批对现有秩序不满的青年诗人的反抗，方才带动了中国新时期文学全面变革的局面。
80年代初期，一篇由大学生卢新华写出的短篇小说《伤痕》，以其并不成熟的艺术技巧仅仅因为表达了令人唏嘘悲惨往事，引发了中国人对于“文革”动乱造成的心灵创伤的回忆。也就是以这篇小说的出现为标志，开始了中国新时期“文学伤痕”的实践。刘心武的《班主任》对于“文革”后一度不知往何处去的文学创作，具有开风气之后的苜创意义。它消弭了历史的断裂，接续了本世纪初鲁迅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吁，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迫害的孩子”的声音。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这补充了儿个字的呼声缺乏新意，但却包蕴沉重的内涵：中国的最年青的一代人，因为文化传统的受到破坏，亟待从无知和愚昧中得到新的拯救。
“伤痕文学”因为对于历史造成的从肉体到内心的沉重灾难的捉摸而传达厂全社会的悲情，人们在这种奶史反思中得到普遍的启悟决不允许这种灾难在往后的岁月中重演，实际上，这是对于动乩年代的批判性回顾和思考。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把思考从幼稚的孩子引向了成熟的中年人。她在这篇小说中，通过医生陆文婷的普通生活触及了社会苦难的深层，特别是心灵深处的内伤。女作家所描写的中年知识分子生活的艰难和尴尬，引发了全社会的共鸣。
人们在“伤痕文学”的沉重叹息声中，对于反常年代的真质有了新的认识和反省。
中国80年代文学曾经呼吁“现实主义”的回归，其目标也是针对文学的陷于空泛的“政治”的弊端而言。文学严重地脱离了民众的真实忧乐，文学成为虚假的空中梵音，政治对于文学的侵犯使文学成为虚假的空言。於是，文学变革的最初的呼唤，便是要求文学回到社会真实的出发点。“伤痕文学”正是响应了这一“重返现实”的召唤的切实有力的实践。由于它传达了广大民众的体会和情思，它普遍地获得了社会热情的宵定。尽管现在看来，这一阶段的文学创作存在着过于近切的表达动机，作家的视点显得拘泥而不够开阔，但文学还是相当丰富地提供了关于动荡生活的思想情感的资源。
新时期文学在它的推进中从情绪化的控诉批判逐步走向深入。人们不再只满足于表层的对于苦难的复述和抚慰，而是深刻地寻求造成这一巨大社会悲剧的内在原因。文学的反思以更为深广的规模在实践中展开。人们开始追问政治因素背后的中国式的精神、文化、民族性等方面的各种因素。对于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的积习的批判，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中国作家和中国诗人开始探究“文革”动乱与封建传统之间的关联。对于个人价值的确认及人性的呼唤成为“反思文学”的最重要的内容。要是说占华的《芙蓉镇》中的那个疯子最后的锣声作为“疯子的警钟”还多少停留在“文革”事件的浮表，那么他的最后短篇《爬满青藤的木屋》，则向人们开启中国僻远角落里黑暗愚昧一间木屋的窗口。正是社会开放通过文学开放，给无限沉重的深远投射了一线光明。
中国文学因为感知了古典暗夜的漫长和沉厚而重新做起本世纪20年代的现代梦。这种受到社会现代化鼓舞的“现代情结”重新引发了对于现代主义思潮的热情。尽管现代主义的幽灵在世界各处的游荡多少已经显出它的老态，但是中国对它的追求，却依然充满了青春期的狂热。这种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始发于“朦胧诗”。“朦胧诗”的倡导者在《今天》的“致作者”中最初表达了他们的信念，即中国诗的发展除了“纵的继承”之外，还要注重“横的移植”。他们最早把文学的视野投向了广阔的世界。这种重心的倾斜，和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消极性的、以及“文革”动乱的社会基因的关注都紧密相关。
中国新时期文学对于现代主义思潮的热情，曾经引起过关于真、伪现代派的讨论。究其实，中国的这种对于“现代”的倾心，它涉及了艺术层面的开拓和引进的需求和渴望自不待言，但更确切地说，更迫切和紧要的动机则是它对于以“现代”来冲激和改造中国社会、文化的“苍老”之关注。
在诗歌和小说，乃至绘画和音乐等各个领域，都有过围绕现代主义展开的激烈论争，这是新时期文学艺术严重的内在矛盾的外化，除艺术观念的歧异，更有文化观念的差界与抗衡。中国文艺对于现代主义的关注，给中国文学带来巨大的好处，它不仪接续中国当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历史关联，而且极大地开启和丰富了中国文艺的思维和方式：更为电要的是，以对现代主义的重新尤注为契机，中国文学显得固化的肌体仿佛涌进了…股新鲜的血脉，它神奇地顿时充盈着青春的光艳：
原先单一的文学格局于是被打破。异质的文学仿佛是根楔子，打进了中国文学此时显得僵硬的肌理，终于劈开一道裂缝。外界的光亮穿越这一道裂缝，于是开始了对于原有的秩序的冲激。中国新时期文学就在这样万花筒般的变幻中疯狂地旋转起来。长久的文学饥饿，造成-种海绵般吸收水分的姿态：新时期文学就以它的好奇心和学习的热情，终于面对着开放的世界。80年代是中围文学吸收世界各种流派频率最高的年代。各式各样的新潮或非新潮，冲开了中国以往封闭的大从象征派到魔幻现实主义，从女性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几乎是外面有什么，中国也就有什么。中国文学从过去的“大一统”进入了众声喧哗的多元时代。
所有的借鉴和创造，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涵。新时期的中围文学的确展示出五四文学单命以来的又一次辉煌，它以崭新的面貌刷洗了历史留下的陈迹，一批又一批的文学新人开始了广阔可能性和创造件的角逐，中国文学从来也没有如今这样的丰富和繁盛。怛在这样的急匆匆的行进中，的确也表现出单纯追逐新潮的浮泛。文学因失去历史的记忆和现实的关怀而显得有些失重。有的作家因过于迷恋技巧而失去对深度的关怀。这些弱点都是世纪之交中国文学无法冋避的问题，这些问题期待中国作家严肃的回答。
事情明显，文学必须在提高全社会的精神素质方面负有使命。文学的出发点和创造过程都离不开个人，但文学并不是个人的事业。义学要是不能面对自己的大地和天空，文学将失去一切的意义。中国作家生活在瞬息万变的社会变革之中，他们尤一例外地面对着物质逐渐发达而精神受到轻忽的无情现实。中国文学如何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以崭新的成就证明自己的才能和智慧，无疑都是一些严肃的命题。
新、马华文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亲密朋友。新、马华文作家在发扬中华文化方面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一直为中国文学同仁所倾慕。在这里，我们有许多文学知心。文学没有国界，何况我们之间还是同文同种。共同的思维方式和共同的文化传统把中国文学和新、马华文文学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加上各方面的条件的改善，我们之间机会和可能是无限的。在这里，我衷心祝贺中国文学和新、马华文文学的友谊与日俱增，也衷心祝福新、马华文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
危难中诞生的文学
中国文学用了近百年的时间，完成了由旧文学到新文学的转变。这个转变当然是世界工业革命对于文学的召唤中国极度辉煌的古典文学，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因不能适应而感到了尴尬。不管是叫做文学革命还是叫做文学改良，无疑都是现代化的召唤所激发的热情。具有精英意识的知识者，开始致力于文学转型的寻求。从改良主义的“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到新文学革命，都是对于这种召唤的响应和实现。这是中国文学在世纪之交进行调整的根本原因。
但中国社会在近代产生的危机，更是直接刺激文学变革的动力。封建王朝的衰落以及国内社会的动荡是内忧；1840年以后接连不断的外国入侵、国土被瓜分是外患。灾难不仅袭击着广大的国土，而且袭击着亿万的心灵。富国强兵寻求的四处碰壁，导出了对于旧文化的批判，从而发出了唤醒民魂的要求。在众多挽救危亡的药方中，文学改革是一剂切实并付诸实行的药饵。近现代以来众多杰出的文学家的投身文学，几乎都怀有这样悲壮的动机：即他们一方面要用自己的笔墨表达时代的苦难，一方面要用文学以唤醒沉睡的民众，去战胜苦难。从这点看，中国文学负载社会政治功利的“工具”意识，几乎是与生俱来的“遗传”，并不单是某个时期、某一地区的提傕。
尽管这“与生俱来”的品质，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有各自不同的表现形态，但作为“负载”的工具，则是基本相同的。这就给中国文学带来了先天性的品格：从一幵始它的重心就在审美层次上，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审美的冷淡--就多数作品而言。产生在艰难时世、受命闰时救世的文学，它有投入和负载的热情，一开始就把“政治”（广义的）放在了第一位，而把“艺术”（狭义的）放在了第二位。从这存看，“政治第一、艺术第二”未必是某人的旨创，只不过是某人把这一要义不加掩饰地挑明了而已。
尽管中国文学不乏审美的传统，但在艰难时世，却有比这更为重要的东西。例如生存，假如连存活都成了问题，美还有甚么价值呢？所以，放在具体的环境见来考察，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的轻视审美、抹杀娱乐、其至放逐抒情，均是可以理解的。近百年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宁，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极其恶劣，那么，把文学当作药饵，用来疗救社会和疗救心灵，便是正常的。相反，若是生当危难，耻言责任和使命，而把文学用来享乐和把玩，便是不可理解的了。
清季道、咸以后，国势沦落，悲情满野。文学的主流形态，少欢愉而充满悲苦：谴责小说多愤世嫉俗之言，诗多慷慨悲歌之韵，时论散文则多警世沉痛之语。当然也有怡情闲适之作，但至为罕见，且多半置身于主流之外。即从写美艳之词的苏曼殊的作品来看，在他的那些传诵一时的律绝中，通过那表面的佯狂，也不难发现隐曲的悲哀。及至“五‘四”
新文学兴起，如鲁迅、茅盾的小说，胡适、郭沫若的诗，田汉、曹禺的戏剧，这些主要的文学现象，都紧紧地把关注的冃光投射于国家兴亡、社会盛衮、民众的觉悟、民魂的重铸之上。
文学家的激情萌发于现实生活的沉重。由中国的积重，进时反思历史。于是发现中国旧文化的弊端，发现鲁迅称之为的礼教的“吃人”。觉醒的文化把沉重的批判带进了文学。
于是，本来就已相出沉重的文学，更有了数倍丁前的负茧！韩愈讲：“和平之音淡薄，而怨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荆潭唱和诗序》中国文学发展的近百年中，悲苦沉重造出厂辉煌。从这点看，应当感谢苦难。而在文学发展的某一时段，现实曾经是悲哀，而文学却充满了欢乐，这就造成了文学的灾难。
中国文学研究五十年
当代的中国文学研究，其内容包括中国古代、近现代、当代的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史研究，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翻译，外国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民间文学以及比较文学的研究等。至丁“当代”的时限则依通例，以50年代为起始，以迄于今，时间已长达半个世纪。关于中国当代的文学研究的叙述空间，从理论上讲，应包括中国所有的疆域：内地、台湾、香港和澳门。但由于历史的、社会意识的和文化处境的差异，本文在叙述上仍以内地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