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我们的故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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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挺直腰 向前走(1)

王志钧是挺着腰下乡的。

那是1968年11月,17岁的他,高举着红旗,唱着豪情满怀的歌曲,登上北去的火车,直奔黑龙江畔的名山农场(后来的兵团二师12团)。地点是他自己选的,二战后期苏联红军打进东北与日寇决战,先头部队最先从名山突进的。他预见,陈兵百万的苏军如侵略中国一定也会在名山突进。他要守在名山,以生命和鲜血保卫祖国。没想到,他虽然进了“戍边”的武装连队,也常在江边站岗,但主要任务是“屯垦”,开荒种地、烧砖盖房;春种夏锄秋收,年复一年。干起活来,他也是一员猛将。装砖窑,只有105斤体重的他,挑着300多斤的砖坯,上三阶跳板。装粮车,他可以把160斤的麻袋扔到车上。当康拜因手,他可以24小时不下机器,半夜时分,他望着满天的星月歌唱,吓退地边的野狼。因为他能写会画,又是连队文化活动须臾不能离开的人物。

王志钧是弯着腰回城的。

1971年11月,因为严重的腰伤,又得了肾炎,使他丧失了劳动能力,只得病退。多年以后,才检查出,因为重压,尾骨粉碎,耻骨把腰间盘挤出,压迫神经,没有瘫痪已是万幸。几年前,敲锣打鼓把他们送走的城市,如今冷淡着伤残回家的游子。走下火车,望着他日思夜想的城市,大雪纷飞,他甚至不知家在何处。

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的父亲下放到知青点劳动改造,曾当过市劳动模范和人民代表的母亲,又拿起油刷当油工。他无业可就,又得了黄疸性肝炎,连医疗费都成了问题。在母校老师的帮助下,他在56中找到一份代教的位置。那时教师奇缺,初二结业的王志钧,要教初二。怕误人子弟,他又到道外教师进修学校“恶补”。每天他总是第一个到校,先点燃火炉,打扫卫生,然后埋头读书,那课桌是他最迷恋的地方,他又拿出当知青不怕苦和累的劲头来读书。

第一次给学生上课,他觉得从教室门口走向讲台这段路很长很累,可一站在讲台上,望着那一双双天真求知的眼睛,他立刻情绪高涨。志钧形象端庄,声音洪亮,表情丰富,一下子吸引了学生,第一课就打响了。不几个月,他竟成了骨干教师,校长带领老师来观摩他的公开教学,那篇古文《曹刿论战》,让他讲得抑扬顿挫,意韵无穷;而鲁迅先生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他慷慨悲歌般的讲述让学生们神情庄重又思绪万千;最成功的是他讲鲁迅的《故乡》,他不看一眼教案,侃侃而谈,学生们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学校领导如获至宝,对他厚爱有加,第二年就给他办转正手续,可惜转中学教师他学历不够,只好给他定初级小教工资,破格来教中学。

那时初级小教的工资是每月29元,而中教初级的工资是每月37元。有人给王志钧出主意,拿两瓶酒打点一下,定个中教工资也是名正言顺。他回家跟父亲一说,这位正直的基层干部很恼火,“别想那些歪门邪道,跟你妈干基建去!”父命不敢违,志钧跟着妈妈到二商局基建队当了临时工,她对他说:“哪一行好好干,都有出息。”妈妈叫荆佩文,曾被称为油工行业的“女王”,她跟俄罗斯工匠学的手艺,心灵手巧,自己还会设计喷涂花样,参加过市里许多大商场和宾馆的装修工程。受她的影响,志钧从小爱好绘画,喜爱建筑,当建设工程师是他的梦想。刚开始,志钧被派去当力工,拉沙子,活水泥,给瓦工打下手。也当过跟车的装卸工、登高作业的架子工、钻地沟的水暖工。这些活并不比兵团时的劳动轻松,王志钧一干就是4年,腰病多次复发,他只能坚持。

王志钧回忆,那时干基建临时工的返城老知青很多,为了生计,他(她)们重受二茬苦重遭二茬罪。无论多重的活,他们不敢说累,不敢说苦,更不敢说病。有的女知青结婚生孩子都不敢说,生怕丢掉饭碗。在最艰难的时候,志钧并没有忘记学习,他业余时间上电大学美术,上工时偷着看工程师的图纸。他说,三十年过去了,我还记得江南春饭店从地下室到楼顶的结构,因为我在这个工地当力工时,经常趁着午休钻到工程部去偷看图纸,时间长了就了熟于心了。

终于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因为聪明能干,王志钧被挖到了道外服务局维修队,他自告奋勇组织一个油工组,他立下了军令状,第一年让油工组转亏为盈,第二年挣大钱。他也提出了要求,如果头两年目标实现,第三年,让他搞美术。他靠自己的才干把一个混乱的油工队伍建设好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也实现了自己干装璜美术的愿望。维修队搞美术,就是为各个小商店小饭店画牌匾,在各个饭店的墙上写标语、画宣传画,这是维修队惟一和美术贴边的工作,志钧终于找到了可以施展才华的岗位。

上任前,他自费出去考察。他跑到了上海、北京、天津、杭州等大城市,走在繁华的街道上,聚精会神地仰望各种牌匾,一会儿照,一会儿画。饿了啃一口馒头,累了坐在道边歇一会儿。五十六天,他已记不得跑了多少地方,他只记得鞋底磨露了,速写本已画满了。回来之后,他把维修队的美术组变成了美术服务社,开始面向社会服务。他们的办公室是三间没有窗户的空房子,他们的窗台上搭了一块木板,窗外贴了一张纸条:“谈业务的同志请从此窗入内”。他们就在这里开始了一个美术装璜业的创业传奇。所用经费是大家凑的,所有生产工具都是从亲朋好友处借来的。

王志钧开业的第一件活,把道外“南滨旅社”的红色牌匾换成了黑地的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那时人们的思想还被禁锢,只有红色才最安全,可志钧觉得这种千篇一律,不适合审美,黑地金字形象鲜明,也好看。接着他又把名店“亨得利钟表眼镜店”也换成了同样的牌匾,由此王志钧引发了这个城市牌匾装饰的一场革命,由原来的惟政治化,而变得更丰富多样了,更适合大众审美,也更有民族特色了。勇于创新的他把新技术新材料也引进了牌匾的制造,把过去平面的改成立体的,用有机玻璃和铝合金装饰。牌匾字,由过去的一般色调的非金属字,改用镀铜、木字贴金,后来又研制成功了球面铜字。经过两年的试验,他多次昏倒在80多度的高温的干燥室,终于研究出木材电镀技术,填补了国内外空白,获得两项国际大奖。

谁能想到在这个不被艺术家看好没有高科技进入的牌匾行业,一个病退的知青创造了奇迹。在王志钧的领导下,哈尔滨市美术装饰公司成立,他们在实现了本地牌匾更新后,又把目光转向了北京。在他的眼里,北京的许多牌匾很不理想,与这个文化大都市并不匹配。他很自信,只有自己才能让他们焕然一新。志钧给王府井的北京百货大楼写了一封信:“中国是世界闻名的书法大国,北京是中国人文荟萃之地,百货大楼又是世界商家的凤毛麟角,可你们的招牌实在与之不配,我愿为你们制造一个最好的牌匾,而不取任何费用。”信是1984年5月1日发出的,6月3日收到百货大楼的来信:重建牌匾也是我们的心愿,请速到北京面谈。

王志钧和百货大楼的李景祥副总经理都有相识恨晚的感觉,他们一拍即合,马上动手。第二天,李总领着志钧到俱乐部一看,他们已请北京的大书法家写了二十多幅“北京市百货大楼”,其中有启功、李铎、刘炳森等先生的作品。志钧眼界大开,他和李总一商量,选中了刘炳森那幅厚重敦实的隶书。他们给刘先生打了电话,下午,他就骑着自行车赶来了,又根据志钧的要求重写了几幅。志钧选好后,马上回哈尔滨制造,40天后的7月14日,7个高2.4米,宽2米的木制贴金大字立在百楼大楼上,王府井大街上的游人都赶来观看,一时间广场上人山人海。刘炳森先生大悦,他的字第一次制成这么大的牌匾,从此他和这个才华横溢的哈尔滨小伙结成“忘年交”,谁再让他写牌匾,他都指名让王志钧制造。这是后话。

王府井的成功让王志钧信心大增,1987年7月,他又把目光转向了更显赫的中央电视台中心大楼。这座高106米的大楼,规模宏伟、美丽壮观,气魄超群,但美中不足的是大楼上的牌匾还没有装上。这是大楼的点睛之笔,想干这项标志性工程的北京、上海的企业有七八家,哪家都比哈尔滨的有实力,但王志钧的方案设计新颖、选材考究、布局合理,价钱不高和工期又短,还是被中央台选中了。

又是经过40天的苦战,王志钧他们把制好的“中央电视台”5个大字9月25日从哈尔滨运到了北京。离国庆节还有5天了,如何把这每个高1·6米、宽3米、重300多斤的球面大铜字安在这雄伟的建筑物上,人人都为他们捏一把汗。可是他们顺利地在9月29日,完成了这个任务。中央电视台中心大楼上这几个大字,在灯光辉映下,照亮夜空,那一刻王志钧和来施工的战友们都流下热泪。

当晚广电部副部长王枫亲自设宴招待王志钧和他的伙伴。这之前,志钧曾向部长表示,如果这牌匾制不好,我就从中央电视台的大楼上跳下去!酒桌上,王枫说,这回你不用跳楼了。大家一片笑声。作为奖励,王志钧还被当做贵宾请去参加1988年的央视春节晚会,和许多着名企业家陪同领导坐在主桌。

也许王志钧他们的行动感动了中央电视台的编导人员,1990年9月李扬作为制片人完成了一部歌颂王志钧和他的团队的专题片《大牌匾与小字辈》,他用那独特的“唐老鸭”声音说:“本应成为艺术家的他,却没有追求个人艺术成就,而是用他的才华装点江山,装点城市。本应成为富翁的他,没有去追求个人财富,而是使一个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使一群年轻人找到了自己的事业,不断开拓进取,默默地为年轻的共和国做着贡献!”这个节目在央视一、二、四频道播出,王志钧名声大震,订单多得让他们干不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