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上红梅开，
千里冰霜脚下踩。
三九严寒何所惧，
一片丹心向阳开。”
这歌声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剧场回荡，唱歌的是一帮哈尔滨的老知青。他们鬓发皆白，脸上写满岁月的沧桑。随着他们的歌声，一位女士翩翩起舞。她身材苗条，舞姿婀娜，脖子上的红围巾如火焰跳动，她一招一式充满激情。伴着他们的歌舞，全场有节奏地鼓掌。
这一让人激动的场景出现在2003年12月26日北京知青纪念上山下乡运动35周年的联欢会上。那舞者不是专业演员，也是一位老知青，在北大荒曾战斗了11个年头。她是连队的文艺积极分子，独舞《红梅赞》是她的拿手戏，更是她的人生进行曲。谁能想到，那竟是她“带着镣铐的舞蹈”。我是先看到她的剧照，后见到她的。说起自己的故事，她笑声朗朗，不过眼里总是含着泪。
她叫穆为。1954年出生，1968年9月10日下乡。当年兵团7团18连的战士。她如是说--
“我可能是1968年那批下乡青年中最小的，那一年我14岁，是个只有一米五十高的小女孩儿。本来我们1970届不在动员之列。我混在57中大同学中，到5中听一个在饶河插队的知青的报告，回来后就串联了林萍、李伟三个小姑娘去报名，主要原因是农场变建设兵团了，发黄军装，也是解放军的序列。当时我的理想就是当女兵。能当个穿军装的兵团战士也不错。我们去知青办报名，结果因为年纪太小让人家拒绝了。回到家又闹父母，不让下乡就不吃不喝，一个星期后他们实在受不了了，只好托人走后门，把我的年龄改成17岁，我才报上了名，一起报名的那两个人没去成，我却把我姐姐穆艺拉进了我们的队伍，我妈说你们俩一起去，也有个照应。我们走的那天，学校开了欢送大会，我爸还代表家长讲了话。那天，我特别高兴，和大哥大姐们一起登上火车，火车一开，我五岁的小弟弟哭得在地上直打滚。这时车厢里一片哭声，5分钟后，大家都不哭了，接着就是一阵大吃，家长给我们带了不少好东西，平时是吃不着的，这回可逮着了，不吃白不吃。那时，我们都是一帮孩子。”
穆为边说边笑。“可到了赵光农场（后来的7团），我们就笑不起来了。说是兵团连队，其实就是道路泥泞房屋低矮的小屯子，虽然有几个解放军敲锣打鼓地欢迎我们，可我们的领导和战友多是土头土脑的老乡。这哪儿是兵团？大家又都哭了，只有我一个人傻笑，看着什么都新奇，在街上追赶着鸡鸭鹅狗，到老乡家摘花惹草，十分有趣。大西瓜一毛钱一个，我又是一阵狂吃。我们四五十人住着大通铺，我爬上二层铺不下来。
开始连里组织我们学习，我们又闹着要下地干活。正是秋收大忙的季节，我们拿起小镰刀跟着大伙收豆子，手被坚硬的豆夹扎出了血，有的小姑娘又哭了，可我总是笑。可能因为我个子小，不用太弯腰，总是跑在前面，到了地头再回来接别人，我特别得意。后来连里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我从小能歌善舞，这回又有了用武之地，那时学会了独舞《红梅赞》和群舞《绣红旗》，大家都说我跳得最好，在《绣红旗》中我演江姐。那时，我们常到各连队去巡演，有时还到附近的部队农场演出，我成了北安、赵光一带的小红星。那时我像一只快乐的小燕子，飞来飞去的，苦和累都不在乎。
当时知青都要求政治进步，我和我的‘一对红’于春梅竟干好事，天不亮就起来拾肥，然后再倒进连队的大粪堆，从来不张扬。虽然，我在知青中岁数最小，可干什么都走在前面。半年之后，开始评兵团战士了，我想，根据我的表现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可是三分之二的知青都当上了，我竟没当上。我哭着去找领导，鼻涕一把泪一把，哭得一塌糊涂。他们说你表现很好，但是家庭出身不好，还要接受长期考验。所谓出身不好是因为我的太爷爷是地主，他什么样子我都很模糊了，更没得到他的任何经济利益，却被戴上‘地主家庭出身’的帽子。我不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劲地大哭，我觉得自己眼前一片黑暗。”
说到这儿，穆为已是满眼的泪水。她说，这件事对一个积极上进的十五岁的孩子太残酷了！要是现在的女孩子就可能自杀，或早就跑了。我怕在连里哭影响不好，就跑到麦垛后面哭。我很委屈，那两个没下乡的同学都分配到了医院当护士，我下乡吃了这么多的苦，可连兵团战士都当不上，太不公道了！我哭够了又唱，唱《红梅赞》，“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这两句，我一遍遍地唱。我从小就爱看小说《红岩》、《青春之歌》，江姐和林道静是我心中的偶像。和她们比，我这点挫折和困难算什么。想到这儿，我擦干了眼泪，又回连队了。那时心里只有三个字：好好干！
听了穆为的活，我想那一代孩子是不幸的，又是有幸的。不幸的是，经历了极左思想对心灵的摧残；有幸的是在苦难中早熟了。穆为的苦难并没有结束--“为了经受更多的考验，我提出要到最艰苦的牧羊班工作。那时我们正在学习草原小英雄龙梅和玉荣风雪中救羊的事迹，我和她们的年纪差不多，我也要做她们那样的人。这样我住进了荒原上的草棚，拿起了牧羊鞭，追逐着羊群，奔跑在茫茫的草滩上，风餐露宿，迎风伴雪。我放了一群母羊，大雪天，有的羊在地里产崽，我惊慌得不知所措，看小羊可怜的样子，马上脱下皮大衣，把小羊抱在怀里，夜里还起来给它喂奶。那几个小羊一个也没死，见了我可亲了。我还学会了打枪，向侵犯羊群的野狼开枪。第一次打枪竟被后座力打倒，经过练习，我也成了好枪手。在营里的一次大比武中，我曾创造了十枪打九十九环的纪录。
牧羊的活很苦很累，但也很浪漫。春夏之交，草原开满了鲜花，有百合，有芍药，有蔷薇，还有许多叫不出名的花，五颜六色，芬芳艳丽。面对大自然的美好，我大声歌唱，那真是‘牧羊姑娘高声唱，愉快的歌声满天涯’。我边歌边舞，《红梅赞》当然每次都跳。我还学会了吹口琴，那悠扬的琴声在草滩上回荡，小羊都跟着咩咩地叫。真是美极了，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
和许多老知青一样，穆为把过去的痛苦都变成了美好的回忆。她接着说。“还好，一年以后，我终于当上了兵团战士。当然所有知青都当上了兵团战士。尽管这样，我还是很高兴。我又有了新的要求，我要加入共青团，马上写了申请书。别人入团并不难，只要写了申请，表现又没问题，很快就入团了。看着一起来的一个个同学都入团了，我很着急。领导对我说，你表现差不多了，还要外调。他们派人到哈尔滨我父亲的单位去调查，我父亲早就入党了，而且还是干部，可我还是不能入团。那时太“左”了。领导说，你要经得起组织的长期考验。我知道，自己已被打入另册，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要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有人反映。像她这样家底出身的人，不适合在舞台上演英雄人物。也许为了考验我，连队宣传队也不让我参加了。背地里，我不知哭过多少次。在磨难中我长大了，个子高了，人变得更坚强了。我又回到农工排专挑最累的活干，春播时，我站在播种机上装种子，滚滚的灰尘中，我没有一点儿人样了。秋收时，我跟着康拜因拾禾，烈日下大汗淋漓。我像苦行僧一样折磨自己，只为取得组织的信任。连队又让我回到宣传队，重上舞台，我竟迸发了从未有过的创作热情，记得我和战友们写了一首《农工赞》，在全营赛诗会上大受欢迎，我到处给大家朗诵--
农工力无边，/肩把泰山担。/腰不弯，腿不颤，/干劲冲破九重天。
农工力无边，/誓做大贡献，/顶烈日，抗严寒，/广阔天地斗凶顽！
经过了六年的考验，我终于入团了，那时提出过申请的都入了，和我同期来的，许多人都入党了。在入团的那天晚上，我又写了入党申请。几天后，我被提拔为农工班的班长。后来我明白了，要进步不能只凭埋头苦干，还要多和领导沟通，经常地汇报思想。这之后，我经常写思想汇报，有事没事都主动和领导沟通，我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不是进步了。我又被提升为副排长，后来又当上排长。那时知青开始大批返城，我还是无动于衷，一个劲地傻干。1976年全连评先进单位，十几个排，只有我们排是先进，可评选先进工作者把副排长评上了，根本没有我的名。我很不理解，又跑到野地里去哭，然后再擦干眼泪，装着啥事没有的样子面对大家。
我知道，我大小也是个干部，不能因为自己的情绪影响集体。连队领导对我说，不评你，就是为了考验你，你不是要求入党吗！在以后的接二连三的考验中，我还是挺住了。1978年7月，在党的生日那天，我入党了。接着还担任了连副指导员、妇女主任，赵光农场的团委委员。 对我来说，每一个职务都来之不易，我加倍地努力工作。可是，在1979年春天的大返城中，一心要扎根边疆的我，也不得不回哈尔滨了。因为绝大多数人都走了，知青运动的历史结束了，我也不能逆潮流而动了。挤在大返城的火车上，我看着一张张曾经那样年轻的脸，如今已写满年轮，他们就是我的镜子。我在想，这十一年拼死拼活地干，牺牲了自己的青春，毁坏了自己的身体（连女生的特殊日子，我都不管不顾地干重活），究竟是为了什么，值不值得？当时真得很迷茫，眼泪顺着脸往下淌。走的时候，别人哭我没哭；现在回来了，别人没哭，我哭了……”
穆为的故事还在继续。她没细说。反正，曾敲锣打鼓把他们送走的城市并没有为他们举行欢迎仪式。她到了母亲工作过的灯泡厂当了工人，她还像当兵团战士那样苦干，业余时间，她还是厂文艺队的骨干，还唱她喜爱的《红梅赞》，还跳《绣红旗》，在全厂的文艺汇演中得过奖。因为她是党员，又有在兵团的工作经验，她被调到厂机关工作，她又萌发了新的理想，可惜国有企业的沦落，让她无法再展宏图。她又调到新的国营单位，还是不景气。她又下海经商，投身对俄经贸，在绥芬河的公司管过财务，还多次跑莫斯科谈生意。
她曾轰轰烈烈赚过钱，也曾灰溜溜赔过本。和许多商海中的女强人一样，她有过浪漫的爱情（她的丈夫也是位有才干的老知青），也有过辛酸的爱情失意。惨淡经营了十五年的家庭解体了，儿子也判给了前夫。穆为擦干眼泪，潜心读书。她知道自己是名符其实的文革前的小学生，在文化方面已经落伍了。一起从头再来。她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读完中专，用了三年的时间读完大专，又用了三年的时间读完了本科。
她说，返城这三十多年里，自己所经历的磨难，所承受的痛苦一点也不比下乡时少，只是不必再背着人哭了，眼泪熬尽了，心却更坚强了，她把打掉的牙自己再吞下去，心里还是那句话：“好好干！”当然《红梅赞》是经常唱的，在老知青联欢的时候，在夜深时自省时。“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这歌她越唱越有味。她心中的“太阳”不再是虚幻的政治目标，而是自己对美好人生的向往。
现在穆为的职务是“中国农林牧经济学会的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这是个公益性的学术组织，她曾参与过对农村贫困人口的调查。她曾写过农村非法倒卖林地的内参。她最倾力研究的问题是关于接班人问题，她思考的问题正是领袖当年思考的问题。她进行过调研，也写过内参，她认为这一代大学生有的人素质不高，缺少理想，缺少事业心，更不能吃苦。（她抽样调查过，80％的大学生乘公交车不给老年人让座。）这样的人能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班吗？她建议中央应采取积极的办法，让大学生接受艰苦的环境和工作的磨炼，在实践中成才。她曾进行了自己的试验，她把已经判给丈夫抚养的儿子要回来，让他去部队当兵，已经长成小胖孩儿的儿子一下子减少30斤的体重。别的家长听说孩子吃苦，在电话里哭，她则笑。在她的支持下儿子在部队入了党，当上了优秀士兵，还专修了金融本科，转业后成了企业里的骨干。儿子的成功，让她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年轻人在艰苦的锻炼中才能成为有用之力。
也许这是穆为用11年的苦难青春换来的财富。当然她也认为，让年轻人再经受极左的精神折磨大可不必了，但得锻炼在困难和挫折面前百折不挠的精神却是非常必要的。
附录
难忘的牧羊班生活
穆为
1969年10月，听说牧羊班需要人，我特别高兴。因为当时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已是家喻户晓，被她们的精神感染着，鼓舞着，于是我向领导申请，到艰苦的牧羊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