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知青大概有两伙人，有来自胡同里的，有来自大院的。来自胡同的多数为平民子弟，当然胡同深处也有些旧王府和达官贵人的私宅，后来住进些高官和名人。来自大院的一般都是军队干部的子弟，什么总参大院、总政大院、海军大院、空军大院的。大院的知青返城比较早，当兵了、上学了，这方面他们的门路多。兵团也算是部队系列，反正家长总能找到门路。苦了那帮“胡同串子”，家长都是寻常百姓，也想让孩子早点儿回来，可干没招儿，就靠孩子自己熬了。
我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冯敬兰自称是个“胡同串子”，小时候住在人民大会堂西边的一条胡同里，虽然也说着一口纯正得和皇族一样的京腔，但过的却是和老百姓一样的日子。先辈也曾吃香过，后来家道衰落，日子一天不如一天了。父亲也算是世家子弟，祖上先后有二十多人考取过功名，一位高祖是道光丙申年的武进士，后为道光的御前待卫。父亲本来已经当上了察哈尔解放区一个非党的副区长，可后来在一次政治运动中自杀了。那一年，敬兰只有六岁。没享着一天福，后来她却因此受株连，没少遭罪。
还好，“胡同串子”冯敬兰考取了北京当时最好的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那是北京的“皇族学校”--共和国元勋的女儿基本都在这个学校读书。平民子弟都是因为学习成绩特别优异才进入这所学校，但他们被歧视的地位是不能改变的。1966年，文革刚刚开始时，敬兰是初三的学生，却受到那些当然的“革命可靠接班人”的批判，罪名是“作文总当范文，太清高”、“偷看《参考消息》”、“仇视干部子弟”，最严重的是她竟公开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她在辩论会上说：“什么是混蛋？如果说，有点儿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是混蛋，那么我们都是混蛋！”当然，只是同学们互相批判，北师大女附中也不会出名，冯敬兰后来在一篇纪念母校的文章中说--
“八月初的一天，我们学校的党支部书记、48岁的女校长经历了一天的非人折磨后惨死。当年最好的女子中学，精英式教育，女校长最爱、最呵护的革命后代，来自为共和国流血奋斗的家庭，她们制造了北京乃至全国最早、最骇人听闻的惨案。”
也许为了摆脱心灵的伤痛，1968年6月，冯敬兰下乡来到了宝清县南横林子的852农场（20团）6营4连当农工。一个月后，队里安排她当气象员兼出纳，主要工作是每天四次记录风向、风速、湿度、温度，到月底时给大家发工资。
敬兰回忆，当时我找连里领导说：“我不行！我是初中生，出身不好，不是团员。我们同学中有不少出身好，又是高中生的，怎么让我‘脱产’？再说，我还没过劳动关呢！”
指导员说：“你太单薄了。等你长大一点壮一点，再过劳动关也不晚！”
那时，我身高168厘米，体重47公斤。一个月后，连里又安排我到连里的小学当老师。看到战友们下地回来晒得面红耳赤，衣服后背全是白花花的汗碱，我觉得自己不下地干活，好像做了亏心事。当时我负责教六年级和一年级，一年级的30个学生，是我挨门挨户招来的，大的12岁，小的才5岁。要命的是当时没有课本，每天教什么，全凭自己想。一年级还好说，从1、2、3和Ａ、Ｂ、Ｃ开始。六年级很伤脑筋，只能从《毛选》中挑选短文，再自编些应用题，算作语文算术两门课。上课时，我给一年级讲课，六年级抿着嘴看，好像是上边来听课和检查指导工作的领导。给六年级讲课时，一年级的小孩就瞪大眼睛瞧着我。我看到他们神秘地交头接耳，于是拉了一个长声问：“你们在说什么？”小孩转过身指着六年级：“他们说，你的外号叫‘麻杆儿’。”课堂上一片哄笑。现在我还能想起他们的笑脸。
第二年春天，连里召开大会宣布营里任命的干部。冯敬兰一听，自己还是小学校的老师，她立刻跳到指导员面前大吵大闹。连里实在没办法，让她到了农工排。
敬兰说：“当时我就想让别人看一看，我也是能吃苦的，什么活我都能干，我和你们一样也是革命的。现在一想起当年连里干部对我的照顾，我的眼泪不禁从眼眶中流出，涌上心头的是感谢、感激和感恩--谢谢你们对一个18岁女孩子不懂事的宽宥！”后来，因为冯敬兰的文字能力强，被抽到团里参加工作组，派到种兽站搞“一打三反”。在那里，她认识了浪漫的诗人郭小林和他漂亮的恋人、当地姑娘小杨，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年。这次又是小林介绍我结识了京城才女冯敬兰。
工作组完成任务后，冯敬兰被安排到团供应站当了文书，尽管全团都知道她是个难得的才女，可连入团都很难。指导员拿着她的外调材料对她说：“你妈和你说过没有，你爸是畏罪自杀的，你家是和共产党有仇恨的！”她含着眼泪向指导员说明父亲死亡的真实情况，可组织上还是把她划到了另类。
冯敬兰像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在泥泞的路上跋涉，想付出更大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她热心为全连职工家属服务，取暖期到了，她跟着车到煤矿为各家拉煤，顶着“大烟泡”为各家送布票。连里搞基建，她晚上忙自己的活，白天在工地上抬砖、拉石头。连里修水利时，她和大家一起到工地，挑淤泥，脸都冻肿了。1972年，在她22岁时终于入了团。这时冯敬兰看到了自己人生路上的一线曙光。紧接着，在1973年的推荐大学生中，她又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
文革粉碎了一代中学生的大学梦，可这个重点中学的学生并没放弃自己的理想。在全连推荐时，冯敬兰在三个侯选人中得票最多。可到了团里被卡了下来，管事的组织股长说，冯敬兰的政治表现有问题。其实问题出在她曾给团领导写过信，反映一些现役军人的家属飞扬跋扈，主要批评了这位股长的夫人。结果这封信又转到了这位股长手里，这回他得到了报复的“机会”。在他的压力下，没办法，连里又进行一次推荐投票。这之前，已经有人散布，冯敬兰的父亲被人民政府镇压而死。结果敬兰的票又掉下来了。在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时刻，冯敬兰勇敢地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她到团里上访，揭露个别人的阴谋，团里派人来调查，又组织重新投票推荐，这次冯敬兰还是得票最多，团党委批准冯敬兰上学。可惜经过这一折腾，只剩下个齐齐哈尔医士学校的名额了。作为北京重点中学的初中毕业生，再去读一个中专，实在有点委屈。可她还是去了，因为这是正义的胜利。
在那个并不着名的学校里，冯敬兰过了四年平静的学习生活。那是个不平静的年代，文革的余波还时常在学校掀起波浪。冯敬兰还扮演着“反潮流”的角色，学生们要批判老师，她坚决反对，因为她目睹过自己的校长死在大批判中。学生要求学校废除考试，她坚决维护必要的考试。她在所有的考试中都是名列前茅，连年是三好学生。在学校期间，冯敬兰和依安县的民办教师、她的同学王守先相恋并结为连理。他是一个下放农村的“右派”的儿子，兄弟六人，家里一贫如洗。下乡后母亲一再告诫冯敬兰：搞对象不要找排行老大的，不要找农村人，不要找东北人！这几条她全违反了。
冯敬兰说：“当时我可能正处于逆反的青春期，和我妈就是对着干。为此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整个命运都改变了。后来，因为我，老王一家也改变了命运。”
因为嫁给老王，冯敬兰毕业时不可能回北京，连留校或分到一个比较好的城市的可能都没有。1975年7月，她和老王到条件还不如南横林子的逊克县逊河公社卫生院报到了。这个黑龙江畔极小的村镇很有名气，因为在这儿插队的上海知青金训华就是因为捞被逊河水冲走的电线杆而牺牲的。他们和老乡的感情比金训华还深，因为这对夫妻医生为老乡们的生命和健康起早贪晚、随叫随到。他们医术高又心地善良，把每一个病人都当成自己的亲人。
但是他们还是走了，因为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和许多人一样，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把她一生都扔在这僻远的山乡。
敬兰能走出逊克，是因为她当年的同桌、和她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叶维丽（现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教授）。那时，绝大多数北京知青都返城了，让自己如此有才华的老同学留在北大荒，叶维丽心里不安！正好她在《人民日报》当记者的母亲和华北油田的领导很熟悉，在女儿的强烈要求下母亲找了一位领导，那位可敬的油田总指挥写了条子，就这样冯敬兰和老王于1978年2月南下到了任丘，成了燕翎一个基层油田卫生所的医生。
说实在的，那里的条件远不如逊河卫生院，只有一顶帐蓬，简单的设备，加上他们两个人。老王天天和她吵架，闹着要回逊克。那时女儿在北京的母亲家，他们饭都不想做。就是做饭，吃完后谁洗碗，要下棋决定，当然经常是老王代劳了。实在没事干，老王和工人去打篮球。
冯敬兰无聊中拿起笔，她想当年我作文不错，不信就不能写点出东西。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次参加在任丘办的文学创作学习班，她写了一篇反映知识分子经历的小说，晚上十点多钟河北文联主席、老作家徐光耀来找她说：“读了你的小说，我睡不着觉了。看来这一趟我没有白来！”后来这篇名为《路这样走过》的中篇小说发表在1983年第三期文学季刊《长城》上。这位曾写过电影《小兵张嘎》的老作家，从一篇中学生作文中发现了铁凝的才华，这次又从众多油田作者中发现了一位潜力丰厚的女作家。
后来，冯敬兰一发而不可收，佳作不断，在河北和全国石油系统都得了最高的文学奖。就这样，她加入中国作协、进鲁迅文学院学习、到北师大读研究生、其作品开研讨会就顺理成章了。在讨论会上，着名评论家唐因说：“冯敬兰的作品是一流的，我说的不是指她的所有作品，我指的是她的文学素质和文学品格。她有这样一些优点：对生活敏锐的感受，深沉的思考，有一种真诚的激情和一种广大的柔情。”
和那些文艺界的女名人一有名就离婚的惯例不同，冯敬兰和老王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过得越来越有滋味了。老王在一家医院当门诊部主任，冯敬兰通过自己的影响，把他的父母和兄弟都调到油田安排了生活和工作。
当然，最让老知青们佩服的是她对自己女儿的培养。这个网名叫“燕七”的姑娘，本来冯敬兰想安排她到母校借读，而且她的考试成绩斐然。可因为拿不起赞助费，又没有北京户口，她不能入学。敬兰曾给北京市委写信，要求给知青子女平等的待遇。1988年政府出台了可以为北京知青子女落户口的政策。当冯敬兰在西城区公安局为女儿落上户口那天，她竟在街上泪流满面。后来，“燕七”名正言顺地考进了着名的北京四中。四中毕业后，她又考上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大学毕业后又考取了中国社科院的新闻研究所读研究生。这个特立独行的姑娘，读高中时就自己打工挣钱在外租房子住，大学还没毕业就自己挣钱买了房子。现在这位《中国青年报》的“白领”，在网上相当有名气，许多人是通过“燕七”知道她的母亲冯敬兰的。
应该说，中国石油界文坛的领军人物冯敬兰（中国石油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石油文联主持工作的秘书长）着作等身，知名度相当可以。但是她特别引起大家关注的是她在网络（搜狐博客：“看了又看”）上发表的那些特别有人文情怀的散文。比如她写女儿“燕七”的那篇《你是否相信陌生人》，还有《春游台湾--那个更“中国”的地方》。那篇《有感于林晓霖代父谢罪》就更火了（也是北师大毕业的林晓霖看了老同学章诒和的散文集《往事并不如烟》，马上给她打电话说，我的父亲对不起你的父亲，共产党对不起民主党派，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所有挨整的知识分子。两位校友都泪流满面。就此，冯敬兰发了一番感慨。）。还有那篇《最后一课》（关于校长之死）像铁锤在敲着我的心，我还想抄录下来，让一代人勿忘--
“她们是谁？至今没有一个参与者站出来，说明真相，公开道歉。她们忘了吗？她们已经原谅了自己？是的。她们在努力忘却。她们用‘我当时是孩子，文革的责任凭什么要我承担？’来抵御社会良心的拷问，原谅自己。同时他们也念念不忘并放大着文革中父母被迫害给他们带来的伤痛。这是奇怪的一段历史啊！
校长之死虽然与我无关，作为那所中学的学生，我永远感到耻辱。女校长死于自己女学生的手下，是我们一代人的罪恶和羞耻。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如今我们的年龄已经超过女校长。用成熟的眼光审视自己，我们人性中那些丑陋的东西--私欲和野心，过分张扬的个性，强烈的表现欲，女人的嫉妒心、虚荣心和病态的虐待狂的心理，已是我们生命中的毒素。只有清除它们，我们的生命才更加健康；只有用理解和温暖去善待别人，我们的人生才会变得更美丽。”
我在另一篇知青故事中曾说，如果每一个知青在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在经历许多苦难之后，能敬畏大自然，能爱护大自然，能养成惜天悯人的情怀，那么我们就不枉为北大荒人。
现在我要说，冯敬兰作为一个北大荒老知青，在饱经人生风雨后，能透彻地认识自己，认识我们这一代人，并毫不迟疑揭开我们的伤疤，我以为她是知青中的智者。
她的人文情怀，是我们的共同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