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暗花明又一村，在经常的怀旧中他突然想起了她，他们的相识于那一次艰难的探家之旅。那是1977年春节前的事，归心似箭的知青们都踏上了回家的路程，他们满身披挂地带着孝敬父母的农副产品。所有的车站都是人满为患了。孙刚元也和大家一起回家，因为他在团里当电工关系多，所带的东西都已经托运走了。探家的知青从名山坐汽车，到鹤岗再换到佳木斯的火车，然后再换车，一路上不知要挨多少累。在鹤岗车站刚元见到了17连的哈尔滨女知青邵玉香，她是1976年来的那批小知青，还是十四五岁的孩子，她背了一袋白面，还领着他们连一个患精神的小伙子。那孩子和她一起从平房区下乡到名山的，连里让她把他带回去。虽然刚元和小邵并不熟，他还是赶上去帮忙。这时进站口已经水泄不通了，他背着那袋面领着两个孩子绕到远处的大墙边。他让那个男孩子蹲着让小邵踩着他的肩膀爬上墙，再把面扔到站里；然后再让那孩子把他托到墙上，他再把那孩子拉过墙来。等他们赶到火车前车门都关上了，怎么也叫不开，这时刚元从地下捡起一块砖头对车里人唬着着地大喊：“你们不开窗，我就砸了！”里面的人吓得赶快开窗，刚元趁机把小邵和那男孩子还有那袋面举起来寒进去，然后他们俩再一人一只手把他从车窗外拉进去。到了佳木斯车站后，他们故伎重演，又一起登上到哈尔滨的火车。在火车上他们站了一宿到了哈尔滨站后，刚元又把他们俩和随身带的东西一起送到平房区的他们的家中。小邵的父亲，那位抗美援朝转业的老战士特别感动，特意把刚元留下吃饭。探亲结束回团后，小邵到团部办事，还到电工房看过刚元。她总是笑，没有多少话。后来，小邵几乎和刚元同时返城的，到她父亲所在邮局接了班，当上了营业员，他们的联系也就断了。
1981年那个江畔开满紫色的丁香花的季节，孙刚元特别想去看望邵玉香。他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又把头梳了梳，坐汽车跑到了平房区的那个小邮电所，找到了正上班的小邵。
她很吃惊，你怎么来了！刚元笑着说，看看你还不行嘛！午休时，就在小邵的营业所后屋，他对她说，不知为什么，别人给我介绍的对象我都看不中。他问小邵：“你处朋友了吗？”小邵摇了摇头。刚元高兴地说：“休息日，你到江边玩吧！我给你照相。”邵玉香如约前往，那天她换了一身花衣服，刚元觉得江边那么多漂亮姑娘，谁也赶不上玉香。
只见了几次面刚元就和玉香谈婚论嫁了，当然是那位抗美援朝的老战士的积极态度，加速了他们的结合，他四五年前就看好了这个善良实在的小伙子了。他并不在意刚元比女儿大了七八岁。第二年刚元就和玉香在父母那间9平米的小屋结婚，父母搬到了另一间9平米的小屋，后来弟弟在这间房结婚，父母领着小弟住进了文化馆一间旧水房。都说知青吃了不少苦，其实他们的父母经历的苦难更多，没看他们操劳得都早早就白了头吗！盼了三四年，总算父亲单位分给一间草顶的土房，刚元和媳妇精心收拾了一下，也算有了自己的窝。在草屋里长大的儿子，后来成了优秀的大学生。往往在苦水中泡大的孩子早成才。
虽然当个体摄影员使孙刚元能让老婆孩子不愁衣食，可习惯在国有体制下生活的他，渴望组织的领导，也希望干点自己更喜欢的工作。于是他到了父亲所在的文化节馆的大集体，每天忙活一些和文化贴边的事，帮助摄影的干部搞群众文化，还干过装裱、修理无线电的活，也像农民工一样到处出苦力。由于刚元的出色表现，1996年被录用为文化馆的工人，这就像漂泊者爬上了一条大船。他不甘心，还要成为文化馆的“国家干部”，那是更高的门槛，台阶是大学文凭。只有小学的他又开始攻大学文凭，三年的大专，又是三年的本科，都是业余学习，其中的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期间，区里有个政策，如果能到乡镇企业抚贫三年，可以转干，这样他又跑到了城郊的榆树乡……等到这些程序都走完了，我们满脸年轮的老孙（应该这样称乎他了），离退休也差不了多远了。真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这也是返城老知青的共同命运，他们赖得报怨了，因为报怨没有什么意义。
现在孙刚元是道里区文化馆的办公室主任，忙活的都是为大家服务的杂事。其实刚元是很有才华的，干什么像什么，这个业余摄影作者，参加全国的“华夏一日”的摄影大赛还得过铜奖，在1998年的抗洪中他抢拍的胡锦涛同志视察江坝的照片，也得过大奖。但是刚元的主要精力都用在非专业的事务性工作上，他很忙，也很操劳，面容总是很憔悴。他还是哈尔滨知青联谊会的发起人之一，这十多年他无偿为大家办了许多事。所在的活动他都跑前跑后。前几个月，一个北京老知青的骨灰由他的家人送回建三江，刚元跑到车站去接，一直把他们送到建三江的创业农场，还拍回许多感人的照片。
那天“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刚元来找我，我问他：“有谁给一个支点了吗？”他笑了，“谁能给我们支点，都是要自己找。”我又问，如果真有机会，你会干什么？他说，我可能去搞音乐，我有这方面的才能，后来弟弟考进了海政文工团，干得挺好。如果学技术，也许我能成为苏广铭那样的高级技师和劳模，因为我肯钻研，脑袋又不笨。他感叹，无论什么时代，每一个人的理想和现实都是有差距的。无论干什么，都能应职尽责，也就可以了。
我说这么多年，你总是沟沟坎坎的，多不容易。他说，这些年，我总想起毛主席的那句话：“主动的情况和有利的恢复，往往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这是《沙家浜》中郭建光在芦苇荡中朗诵的毛主席的语录，竟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他又说，比起那些下岗的老知青，比起那些埋在北大荒的战友，我已经很满足了。现在我心静如潭了。
最后，刚元对我说，他现在还是中级职称，要评副高级职称要发一篇论文。请我帮他找个发论文的刊物。我很感慨，我们的孩子有的都是副高职称了，可已经55岁的他，还在准备副高职称的论文！
我真的很难过。孙刚元还缺少论文吗？那论文早就写在了北大荒广阔的土地上，那是用青春和生命写就的。
附录：
大荒情，荒友爱
孙刚元
在下乡四十周年的今天，回顾十年的知青生活，浮想联翩。这风与雨、思与情、得与失，心情是复杂的。甜酸苦辣咸，是功是过，只能让历史去评说。返城后的各个阶段、各年代都有不同程度的理解与感悟。
要说苦，确实是苦。但知青岁月我们莫齿难忘。屯垦历史我们记忆清晰，这是我们的人生轧迹。这段历史无论是幸福与浪漫，是痛苦与欢乐，北大荒我们始终眷恋，始终魂牵梦萦……北大荒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东西，包括凝重、深沉、力量、思考与探索，情感与友谊。
我们知青下乡时带着一片单纯、一片幼稚。返城时带着成熟，带着坚毅，带着对生活的深刻理解。这种成熟是有坚实生活基础，这是我们生活的基石。返城后尽管岗位、环境迥然不同，但有一点始终不变，那就是荒原情，于是有了从大城市打飞机到农场为老连长过生日。一次次的小型聚会，为大荒建设捐款，为北大荒上不起学的孩子赞助，死后遗愿把骨灰葬到北大荒。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种凝聚力在我们生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关健时刻更是如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跟下辈人说：京津沪浙黑，我们有很多亲戚。
有人为这十年来的知青生活叹惜过，为失去美好的青春怨恨过。十年啊！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农垦总局原副书记邓灿说过：“下乡知青在北大荒失去青春扼腕叹惜时，朋友们，请想想北大荒及整个民族得到了什么，城市知青自身得到了什么……”
今天，我们已步入或逐渐步入花甲之年，这又是人生的一个转折。随着社会改革，特别是90年代初有些人又遇到下岗、失业、待遇不公、贫富不均等一系列问题。与当年刚返城时惊人地相似。真是“所有的坏事都让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像当年一样开辟自己的天地、自己的乐土。无论怎样，我们都需要相互支撑和搀扶。这支撑和搀扶的动力就是荒原情、荒友爱。它像阳光一样，将永远温暖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