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强牌”是一种上海风味年糕的品牌，在哈尔滨各大超市中都可买到。创造这个品牌的是哈尔滨女知青孙玉勤和她的丈夫宁波知青方立强，这个品牌是这两个返城又下岗的老知青安身立命之本。其实，我以为他们更珍爱的品牌，是他们一胎所生的三个儿女。因为有了这个品牌，才有了“玉强牌”。这个故事还得从头道来。
话说1968年，一向寂寞的地处七台河的北兴农场（32团）突然生机勃发，只因为来了一大批生龙活虎的男女青年。在二连农工排有个女班，班长孙玉勤是个哈尔滨知青，心直口快，能说能干，典型的“铁姑娘”。排里还有个男班，班长方立强是个宁波男知青，相貌英俊，性格绵软，但干起活来扎实认真。孙班长向方班长叫板，男女两班干什么活都要一争高下。夏锄时节，在一眼望不到头的田野里摆开战场，女班在前，锄下草死，一个个挥汗如雨。男班在后，心急锄飞，草未净苗有伤，孙班长笑其“笨蛋”。方班长只笑不急，女班先到地头，又返回接男班，会师后男班让女班先喝水。秋收再战，男班一马当先，又快又净，女班穷追不舍，还是落后。男班先到地头，又接女班，会师地头后，还开了联欢会，男唱女舞，不亦乐乎。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后来连里干脆两班合一，方为排长，孙为副排长。一阳一阴，一柔一刚，两人配合默契，排里工作年年先进。战士们发现，两人研究工作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晚。后来他们又发现，孙排长看方排长吃不惯当地的粗粮，就从老乡那儿淘弄来大米为他做着吃。而孙排长穿的丝绸衣服竟是杭州贷，肯定是方排长探家时给她买回来的。连里领导看出门道，马上出头撮合，旨在鼓励男女青年安家落户。这也正合方孙之意，他们名正言顺成了对象。
一晃十年已过，他们没有花前月下，只有黑土地里汗水相融。1978年10月，他们登记结婚，住进了连队为他们盖的新房，一室半的住屋，外加一个小厨房，他们心满意足了。从此，身在土屋，安心农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点灯说话，熄灯作伴，也其乐融融。
谁料风云突变，到了1979年秋天，大返城已蔚然成风。看着同车而来的战友一个个卷席而归，小方和小孙也心乱如麻。夜深人静时，辗转反侧的小方对小孙说：“你先走吧！我将来有机会再说，为了咱们的孩子……”说着他竟流下泪来。那时，宁波的政策是结了婚的就不能返城了。小孙和他相拥而泣，只好答应先走。那时她已怀有身孕。把孙玉勤送到七台河火车站，回到昔日十分温暖现在一片冷清的小屋，方立强又是悲上心头。他抹去眼泪，又开着康拜因下地了。那是从东德引进的最先进最贵重的大型收割机，连里交给了最放心的他开。方立强加大马力驶向金浪滚滚的大地，烦恼也抛在身后了。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返城回家的孙玉勤被安排到父亲所在的建筑公司当工人。只有四五个月的身孕，肚子大得像就要临产，工长把她赶回家待产。母亲领她到道外产院一检查，Ｂ超竟显示出了三个胎影。医生说：“可能是三胞胎！”小孙母女又喜又惊，可家境贫寒的孙家怎么能养得起将要落地的三个孩子？尽管还在农场开康拜因的小方把自己的工资都寄了回来，可肚子满满的小孙吃不下任何营养品。1980年7月9日那天，哈尔滨暴雨如注，家住低矮平房的孙家屋里也进了水。孙玉勤挣扎着和母亲一起淘水，突感腹中剧疼。邻居们帮忙，冒雨把她用手推车送到道外区产院。可是没有床位，他们又跑到第四医院，小孙自己走上三楼，还是没有床位。但是已不能再等了，生猛的北大荒的孩子已经露头了。只好在两个待产患者的床间挤了一个位置躺下，随着一声惊天的啼哭，第一孩子夺门而出，护士高呼：“女孩儿！”呻吟中的小孙脸上露出笑容。没几分钟，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也是个女孩儿，可护士没敢呼叫。又一会儿，老三也出生了，“男孩儿！”这次护士叫出声来。小孙挣扎着要看孩子，护士把包好的孩子抱给她看，医生说：“孩子都很健康，老大2.35公斤，老二2.4公斤，老三2.45公斤！”小孙苍白的脸上流着汗，看到自己一水水的三个孩子，眼里又涌出泪水。第二天，小孙全家总动员抱着三个孩子出院了，一队人马十分壮观。太平北四道街的街坊邻居，还有附近街道小厂的女工都来看孩子，孙家小屋外面都排起了长队。
再说小方，正忙在麦收现场。他计算着日子，等待着妻子生产的消息。那时通讯落后，他心急如焚。来到地里送水的职工跑着给他送来电报：“母子平安，二女一男。”这时，喜讯已传遍连队。连长给他下达了“速回探望母子”的命令。从康拜因上跳下来的方立强，跑回连队，立刻像进村的鬼子一样挨家挨户地抓鸡。听说小孙生了“三胞胎”，各家都帮他抓鸡，还送他许多鸡蛋。连队派拖拉机把他一直送到七台河火车站，他身上背着捆绑好的十几只鸡，一手提着一筐鸡蛋。上了火车后，鸡飞人叫，好不热闹。他只好把活鸡挂在车厢外，鸡蛋放在脚下。他归心似箭，一宿未合眼。
走近孙家门，只听一片哭声，吓得小方脸都白了。进门一看，三个小孩儿并排躺在小舅子做的大摇篮里，嗷嗷待哺，而奶水供不应求的小孙坐在旁边跟着孩子一起哭。看着姑爷进了门，岳父大人说：“咱们开个家庭会，看这三个孩子怎么养活。”他先表了态：“我看把老大送人吧，要不都得饿死！”父言一出，小孙大哭，小方也跟着哭，看着自己的亲生骨肉就要送人，他们两人坚决不同意。小方说：“只要我有一口饭吃，就能把三个孩子养大！一个也不送！”他说，我可以抱一个孩子回农场，我自己把她养大。最后商定，老大由姥姥帮助抚养，老二由方立强抚养，老三由孙玉勤抚养。那天，方立强和孙玉勤商量，给三个孩子都起了名，两个眉清目秀的姑娘叫方婷和方娓，那个儿子叫方磊，父母希望他更强壮。一个月后，小方抱着方娓登上了回七台河的火车，这时他的身上披挂的是女儿的衣物、褯子和奶瓶等物。一路上女儿哭声不断，他是满脸大汗。
各位读者可想而知，小方又当爹又当妈的日子多么艰难，特别是在远疆农场抚养一个刚刚满月的女婴！为了不耽误工作，小方把方娓送到了连队托儿所，天不亮他就起床，把孩子的褯子和衣服洗得干干净净，没等吃口饭就把孩子送到托儿所，自己再去上班。晚上下班，再把孩子抱回来，半夜不知起来多少次为孩子换褯子、喂奶。挨点儿累他不怕，就怕孩子吃不饱。孩子一哭，他就喂奶，最后孩子喝牛奶拉牛奶了，他急得只拍大腿。7个月后，实在没有办法的方立强抱着方娓回哈尔滨了。
看着在家的老大和老三又白又胖，而方立强侍候的老二骨瘦如柴，孙玉勤抱着老二一阵大哭。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和调养，老二也胖了起来。可她不放心，又抱着老三和抱着老二的小方一起回北兴农场了，老大留给了母亲。
看着小孙和小方抱着孩子都回来了，全连大悦，家家前来看望、帮忙。方立强可以安心上班了，孙玉勤在家照顾两个孩子。可小方一人的工资养活不了全家，18个月后，小孙又抱着老三返城，然后到建筑工地上班。这之后，他们一家开始了真正的两地生活，小方和小孙只有每年各享受一次探亲假，一般是夏天小孙抱着老三到农场，过年时小方抱着老二往哈尔滨赶。
方娓两岁那年，听说要回哈尔滨看妈妈，她高兴得又蹦又跳。等爷俩坐着晚点的火车从七台河赶到哈尔滨时，正是除夕半夜，候车厅外一片鞭炮声，家家开始吃团圆饺子了。可公交车已停，那时又没有出租车，他们只好在车站等天亮。小方怕熟睡的孩子冻着，把她包好放在暖器上。怕孩子掉下来，他就在暖器边上站了一宿。那一夜，冷清清的候车大厅里，只有他们父女和几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第二天，当孙玉勤看着满身霜雪的小方父女走进家门，她抱着一身屎尿的孩子又是一阵大哭。她边哭边说：“再也不能这样了，一家人就是死也要死到一起！”
春节后刚一上班，孙玉勤抱着两个孩子开始到劳动局上访，要求把丈夫方玉强从农场调回。因为小方是外地知青，调到哈尔滨的难度相当大。小孙锲而不舍，不知跑了多少次，不知流了多少泪，方娓终于在长到五岁时和父亲一起回到了哈尔滨。方立强被安置到了市住宅四公司当上了技术工人，干过电焊、水暖，打过白铁，可惜只干了两年，企业就放长假了，一直到现在。放假后，一分钱的工资都不开，全家挤在岳父家小院接出的十多平米的小房里，度日如年。
养家糊口的重担都压在了孙玉勤的肩上。她调到了工资比基建高一点的搪瓷二厂工作，先当工人，后来又舍家撇业地去跑销售，只为能多挣点儿补贴费，能让孩子们吃饱饭。她一跑就是十年，夜间行车从来没坐过卧铺，每天的伙食就是几个烧饼，再买点大酱和几棵大葱。这时老方（岁月的沦桑使他真的老了）成了家庭“妇男”，精打细算地照顾着三个孩子的生活，有时每天只能做一顿饭，经常挨饿的是他自己。孩子们最盼的是出差的妈妈回来，她总会给他们带回点儿好吃的，哪怕只是几块糖。每回妈妈一进屋，三个孩子就像小狼似地扑上去，几乎能把她扑倒。后来三个孩子一起上学了，日子就更艰难了。孩子所穿的衣服都是她亲手做的，有时到街头的摊上剪一个样子，然后回到家照着做三件，好在小时候他们衣服的大小都差不多。在外出的漫漫长夜里，她都在灯下给孩子织毛衣毛裤，选最鲜艳的颜色，然后从小店买来动物图案再绣上。无论多困难，她都让自己孩子的穿戴不比别的孩子差。看到别的孩子上学都带罐装的饮料，她也给他们买，可孩子们背在书包里从来不喝。学校开运动会，孩子带的吃的都是自己家做的。
最艰难的是为孩子们凑学费。方磊上中学第一年的1000元学费，开学十多天才交上，都是从亲戚家借的，三年后才还上，是孙玉勤和老方卖馒头挣的。那时，每天上班前，他们从馒头铺上两筐馒头站在道外区黎华街口叫卖，早晨、中午和傍晚卖三次，五冬六夏，一天不落。在大雪纷飞的日子，两人满身霜雪、口喷热气的老知青，矗立街头，招呼生意，成了这条街上最感人的雕像。
屋漏又遭风雨。孙玉勤1998年也下岗了，已经流干眼泪的她和丈夫又杀出了一条生路。有1999年7月3日的《黑龙江日报》的消息为证，那消息说：“49岁的孙玉勤1968年下乡到北兴农场，返城后，先后在两个单位谋生，在道外区的改造中，她所在的搪瓷厂放长假，爱人的单位效益不好，也放长假，一胞三胎的孩子还在念书。今年初，她决心不依靠特困费维持生计，和丈夫一起到上海、宁波等地考察水磨年糕项目。又以自己的房产作抵押，贷款3万，办起云天食品厂……”消息没有更多的篇幅叙述他们创业的艰难。
我后来知道，年糕尽管是南方人喜爱的食品，可北方人并不接受。当年老方和妻子一人骑一台破自行车挨家饭店跑，介绍如何用年糕熘炒煎炸，又如何涮烧上汤，又让他们免费食用，先试用，不好不要钱。他们风雪无阻，记不清跑了哈尔滨多少大大小小的饭店和超市。随着业务的扩大，他们又开着摩托车到处送货，有几次翻车，人货都被扣到道边。他们爬起来，拍掉身上的灰尘，揩掉手上的血迹，不敢有些许的停留，因为用户还在等着他们。
在道外（原太平）区水源路上，我找到了云天食品厂。已经当了老板的孙玉勤和方立强，还是一身工人的打扮，身上还沾着米粉。这家安置了十多个下岗工人、日产千斤年糕的厂子，再不用摩托车送货了，我看到了停在院里的哈飞牌货车。我还看见一台新买的轿车，孙玉勤说：“那是我给方磊买的，他在东北农大本硕连读毕业后考上了公务员，在质检部门工作，已结婚成家。我们先为他置办了房子，为了他工作和生活的方便，又为他买了这台车。”
我又问到了两个女儿，老方拿出照片，给我指点，方婷已经在上海结婚，丈夫是英国留学的香港人，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当策划师。方娓也在上海，当瑜伽功的教师，也有男朋友了。我发现，三个孩子继承了父母的优点，都是一表人才，男孩英俊，女孩特别漂亮。
可蹉跎岁月像把无情的剑，削去了两位老知青的青春和美丽。孙玉勤目光黯淡，已无昔日的神采，她说，都是当年为这三个孩子哭的。玉勤说：“生活不相信眼泪，但也不能没有眼泪。但眼泪只能让生活丰富，不能让生活幸福。要幸福只能靠自己这双手，一双手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奇迹都能创造。”
我说：“孙厂长成了哲学家了。”
她笑着说：“都是在苦难中琢磨出来的。”
老方不像孙玉勤那样乐观，他有些忧心忡忡的样子。他说：“我们年纪大了，有点儿干不动了，可孩子们谁也不想接班。其实东北大米特别好，不仅可做年糕，还可加工米线、米粉等等，有很大的市场需求。”
我说：“你不必急，我给你们写篇文章一登，想投资和合股的人就来了。”
看来，“玉强牌”的故事还没有完。那么，就且听下回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