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朝阳区唐皇的富盛大厦21层，我找到了门上挂着“吴学先”名牌的办公室，想象中的吴女士应该有教授的眼镜，或者慈祥的笑容，没想到，接待我的却是一位白领丽人，气质优雅，形象可人。接过名片，我才确认她就是吴学先博士，高等教育出版社文科出版中心的副主任，我国大学使用的文科教材基本上都是在这里选题编写而后进入课堂的。
我笑着说：“我采访过百余名知青，你可是北大荒最小的北京知青了！”她看着我，有些疑惑，我忙说：“1958年，你在母亲的肚子里从北京的长辛店开赴北大荒，没有比这再小的了。”吴学先听后哈哈大笑，然后认真地说：“不对，那时我还没上学，没知识，怎么能叫知青呢！”
吴学先的故事如此传奇，让我如获至宝。
那是北大荒历史上最壮丽的一幕，1958年10万转业官兵举着红旗挺进浩瀚的大荒原，吴学先的父亲吴维山也是其中的一位。吴维山和他的战友是王震将军亲自请来的技术兵。那时，北大荒从苏联和匈牙利进口了960余台拖拉机，可找不到那么多拖拉机手，王震回北京求援，他看中了中央直属部队的坦克团，于是中央一声令下，老吴和战友们就开到了北大荒。当时，吴维山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是我军培养的第一批坦克军官。此后，吴维山就成了八五五农场三分场的机务副场长（当时北兴一带是八五五农场一分场，后来一分场三分场合并为北兴农场。）吴学先回忆到：“坦克团女兵很少，随军家属也只有十几个。爸爸的战友中，那年共有12个小孩出世，很悲惨的是，12个孩子只有我一个活了下来，另外11个婴儿，他们还没来得及看一看北大荒的沃土和月亮，没来得及听一听父母的英雄故事，甚至还没来得及穿上衣服，就在母亲的怀抱中停止了呼吸。可以想象，当时的条件是多么艰苦。”她的妈妈赵淑英在部队汇演中演过《花木兰》，从北京带来的布拉吉连衣裙和高跟鞋在北大荒再也没穿过。
父亲告诉学先，1958年4月，王震将军在密山火车站对集合在站前广场上的转业官兵们讲道：“同志们，你们有的带来了爱人、孩子，还有人在火车上生了孩子，这些孩子长大以后，他们会向别人讲述父辈的故事，说我的爸爸当过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志愿军，又是开垦北大荒的先锋队。”
是的，吴学先提起父辈十分自豪，她经常讲述父亲及其战友的故事，他对我说，他的父亲在解放战争中转战南北，打过好多硬仗；后来成为志愿军，在朝鲜是一个杨伟才式的侦察连长，他所在的部队曾被围困在山洞里长达一星期，送信的侦察员一个个牺牲了，最后是他完成了送信任务。他一次次躲过死亡，现在身上还有战伤。和他一起参军的哥哥吴守山就牺牲在朝鲜战场。有一次，吴维山的左臂被子弹打穿，养伤期间，有一天晚上他觉得胳膊很痒，睁眼一看，从绷带里爬出来许多蛆。那时的战地医疗条件实在太简陋了。
吴维山是北大荒的早期开发者。这个在天安门广场接受过毛主席检阅的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批坦克兵，不知培养了多少拖拉机手，又开垦了多少土地！有一次，数台拖拉机夜间开荒，吴场长挑着一蓝馒头和一桶菜送饭。走在青草齐腰的荒原上，他发现一只狼跟在身后。他知道，狼是合群的，假如这只狼一吼叫，一定会召来一群，所以，不能打，也不能跑。急中生智，他把馒头一个一个地向后扔去，那只狼一边吃一边追，竟忘记了吼叫，一直跟了几里路。老吴看到拖拉机才松了一口气。
学先的母亲是一位教师，北兴农场三连的学校是她创建的，晚年退休在一中。六十年代初期，开荒点之间交通不便，遇到下雨下雪，学生们就住在她家里，有个朝鲜族学生，几乎在她家长大。学先说：他现在当连长呢，干的很好。小时候我俩吵过架，他大，让着我，是我欺负他。说完，学先幸福地笑着，解释说，那时候老觉得妈妈偏向他。
学先说，王震将军说对了，我们这些十万转业官兵的后代的确为有这样的父辈而自豪，他们是国家的脊梁，是战场上的英雄，又是开发建设的先锋。现在大概有70%的人已经去世，埋在了北大荒的土地里。一想到他们，我就没有理由不好好工作，没有理由不思念北大荒。
吴学先女士是一位文艺学博士，自己也是个作家，她一直关注着知青文学，她看到一些作品丑化北大荒的转业干部，把他们写成色狼，心里很难过。她对我说，“我很尊重知青作家，但我还是想对所有从北大荒成长起来的知青作家们说：就算你们不想去正面记录老军垦的沦桑人生，至少不要歪曲他们的形象。知青跟他们一起奋斗过10年，难道不曾被他们的战斗故事感动过？不曾被他们耕作的汗水感动过？”
学先的意见让我很振动，我也算个知青作家，虽然没有丑化过老军垦，但也没有充分地歌颂老军垦的业绩。应该说，他们是我们在北大荒的先贤又是恩师，我们喋喋不休地叙说自己的苦难，生怕别人忘记我们的贡献；而我们经历的苦难和他们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要说贡献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我们多数人在北大荒生活了不到十年，而他们在北大荒战斗了一辈子，他们献完青春献终身，有的人还献完终身献子孙，如今，他们的后代还在这片土地上耕耘着，他们中的许多人生活得还很艰辛，这里就有吴学先的同学。
吴学先是个知道感恩的人，她说，我曾是知青的学生，我能走到今天，一方面是父辈的教诲，另一方面就是知青的影响。六十年代末，老军垦的孩子先后进入学龄阶段，恰巧这时知青来了，其中的优秀者成了我们的老师，他们在大城市接受过正规教育，给北大荒带来全新的教育理念。我上学的32团（北兴农场）三中和一中，因为来了知青当教师，物理、化学课有了实验室，体育课不再只搞军训，音乐课学乐理也唱抒情歌曲。体育老师袁大任曾是北京少年乒乓球队的种子选手，在一中办起了乒乓球队，认真培养军垦子弟，为八一队、省队和国家队输送了许多队员。团里还盖了乒乓球馆，在这里举行过全省的少年乒乓球赛。现在袁大任在国家体育总局当司长。还有一个教音乐的上海女知青徐晓懿，一边教学生唱歌，一边自己练习声乐，培养了一批热爱艺术的学生，自己也考上了大学，现在是上海师范大学的音乐教授。知青中的好老师数不胜数。
学先也是知青的战友。1974年高中毕业后，先在马场当老师，后调到团部广播站当编辑兼记者。那时每个团都有自己的广播站，每天播音四次，早晨一小时，中午、晚上各一个半小时，晚上8时准时转播中央台的新闻联播。每天至少有半小时的本团新闻。学先回忆，当时32团广播站的女播音员是北京女知青冯秀清，播音水平不亚于中央台，哈尔滨知青胡宗琪是男主播，还兼着站长。学先说，那些日子，我们天天加班，白天采访，晚上写稿，我写完之后，小冯和宗琪马上录音。第二天清晨，伴随着《东方红》的乐曲，宗琪说：“315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浑厚的男中音通过电波唤醒沉睡的田野。早饭后，我又背着书包扛着录音机下连队采访了，一天又一天，很充实，也很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