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青石国雄，下乡到兵团的第一天，就下地干活了，而且经历了一次考验。
那是1968年8月15日，他们早上在迎春火车站下车，上午就到了迎春农场（33团）9连，经他们强烈要求，下午就跟着老职工下地干活了。他们来到2号地中间的一个牛圈，脏兮兮的牛粪和稀泥搅在一起，职工们穿着水靴下到烂泥里起粪。石国雄他们几个上海知青，一挽裤退也下去了。其实，踩牛粪在石国雄老家崇明岛算是一般农活。而且，他们对毛主席说的农民脚上虽然有牛屎，但是比知识分子干净的话烂熟于心。他们到北大荒接受再教育，就是要向脚上有牛屎的职工学习，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第三天晚上，连队侯指导员找石国雄谈话：“我听到群众反映了，你来的第一天就带头下去起牛粪，表现得很好。我们商量了，要对你好好培养，把你从农工班调到马号，好好干两年，然后赶大车，马鞭子要掌握在咱平下中农信得过的人手里，你可要经得起组织的考验！”
老侯是部队转业的干部，政治上很强，他说得很真诚，国雄心里一热。他知道自己家庭出身不太好，这次“人避我趋”地来到北大荒就是想远离是非，追求革命。他的赤诚之心，可表苍天。
其实，在他们家乡，当饲养员是最下等的活，下田干活要比上马号和赶车体面得多。但是他还是硬着头皮到马号干活了，每天早早起床，先要挑几十担水，把那两个半人多高的大缸装满，要把水桶举起来才能把水倒进缸里，打水尤其在冬天，既累又危险。然后再起马粪，躲在马屁股后面，把散落的马粪扫成一堆，再用独轮车推出去，那马圈是用圆木铺成的，把车子推出一棱一棱的路面很难。起一遍圈要用两个小时。接着再为马铡草料，那是力气苦，也要有技巧，还要学会磨刀，用手指试验刀刃。国雄干得很像样，连在马号多年的老职工都佩服。
一天下来，他一身臭气地回到宿舍，知青们逼着他把衣服脱光挂在门外。他光着身子，趴在被窝里给家人和同学写信说：我现在的任务是放马，在绿色的草地上，骑着高头大马，顶着一朵朵白云，驱赶着一大群马儿。他不能让同学和亲戚朋友看轻了。那一年，国雄表现得很好，年底各班投票选先进，有七个人票最多，国雄也在其中。这使连队领导很为难。那时当先进的也要看家庭出身，石国雄的档案已经到达连队，从档案记载，他的家庭有问题，祖父母都是剥削阶级出身，外祖父还有“罪恶”。
这时连里召开大会，评选团学习毛主席着作积极分子，指导员动员说，评选先进要讲看表现，更要看阶级成分。经过启发后再投票，七个人中还有石国雄。领导一看不好，又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当选的七个人每人上台讲一下自己的家庭出身。这让国雄十分难堪，可他还是硬着头皮上台如实说明了家长的“问题”，但他说，家庭是家庭，我是我。我到北大荒来，就是要接受组织考验，改造自己的。获得一阵掌声，接着，重新投票，国雄还在其中。
可是，连队报了上去了，团部只批回了五个人，把石国雄和另一个北京女知青拿下，都是因为他们家庭问题。后来，这个要强的北京姑娘赵岚，成了国雄的妻子，大概是不公正的对待，把两颗深受委屈的心连在了一起。当时国雄实在想不通，自己从小在都是在当教师的家庭教育下长大，爷爷年轻时就追求进步，矢志教育救国，外祖母受是了封建家族的欺负吞金自杀的，母亲从小被人抱养。这个“有罪恶”的外祖父怎么可能影响到红旗下长大的自己！他不明白自己怎么表现才能洗刷掉前辈遗传下的“污点”？
侯指导员又来找他谈话，告诉他要经得起组织的长期考验。还有那位解放战争时当兵、从抗美援朝到现在一直当副排长的老杨安慰他说，他是雇农出身，可就因为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被怀疑给他的雇主通风报信，结果一辈子只能当副职使用。老杨语重心长的告诉国雄，这就是考验，你可要经得住呀！
也许因为他的政治条件达不到掌握马鞭子的要求，国雄始终当饲养员。2年半后，也许因为能干，又有工作能力，他被任命为农工班的班长。他那个班特别难带，有个上海知青为表示对连队的不满，装哑巴，几个月都不和别人说话，不出宿舍。国雄天天给他打饭，和他谈心，终于感化了他。
还有一个天津知青膀大腰圆，仗义但调皮，干活全凭兴致。国雄第一次领着全班干活，扛麻袋上跳板往囤子里装粮食，三阶跳板，有三层楼高。那调皮蛋知道班长第一次上囤，便装了180斤的大袋，叫着让班长先上。国雄脑袋一热，豁出102斤了，扛起麻袋真的第一个上去了，后来他说，想想真后怕，跳板在半空中颤颤悠悠的，只要腿一软，或一脚踩空，掉下来非残即死。后来，国雄也开始治他们，他看到这些身高力大的，晃晃悠悠，并没有多干活，他采取定量管理的办法，上囤时，让每人扛着麻袋过磅，收工时跑去人的分量，这样，每个人一天扛多少便一目了然。实行的第一天，国雄最高，上了9吨多小麦，全班第一，第二的一天装5吨，那个天津知青只上2吨多。从此大家服气，老老实实地跟着大哥干活了。
正好团宣传股的新闻干事到连队采访，发现了石国雄像个优秀班长。和连里一商量，让国雄写了一篇《我怎样当班长》的文章，后来这篇1500字的文章发表在《兵团战士报》上，这是1971年的事。
其实一个1966届的高中生写篇这样的文章并不难，没想到这篇文章改变了石国雄的命运。作为连里的“秀才”。连里办板报和为领导写讲用稿、汇报材料等成了这个农工班长份内的活。不久，团里宣传股办的连队通讯员学习班，文思敏捷又踏实肯干的石国雄斩露头角了。1972年麦收后，当国雄把最后一车麦子送到粮库，在回来的路上，侯指导员告诉他被调到团宣传股当新闻干事的消息。他记得那个夜色非常美好，迎面吹来的风是甜丝丝的，连路边的蛙声都是欢快的。
正是这个“喜讯”，使他和那个在养猪班当副班长的赵岚之间的关系，从朦胧升级为明朗。
当时我已从黑河调到兵团战士报当记者，记得当时33团报道组有三员干将，哈尔滨知青宋恭谨、上海知青翁德坤和石国雄，后来小宋调到了兵团宣传处当报道干事，小翁调任团里的理论干事，石国雄当上了团报道组长。全兵团搞报道的都知道33团“铁流”报道组有个特别能干的“狗熊”（国雄和狗熊音近），他领导的报道组连续四年被评为全兵团的优秀报道组，多次在全兵团的报道会上介绍经验。33团地处僻远，他们每次采访都要走几十里的路，穿山越岭，时有野兽侵扰，他们的武器就是手里拿棍木棒，兜里装盒火柴，听说熊和狼怕火，必要时实施火攻。我们笑言：“怎么‘狗熊’还怕狗熊！”
很有趣，在33团政治处，石国雄是惟一的非党干部，也是惟一年年当先进的干部。后来发现他连共青团员都是在连队入的，而且一年之内因超龄便办了退团手续。
石国雄从少年时代就有进步的愿望，到了北大荒看到同学们一个个地入党提干上大学，他进步的愿望更强烈了。可那一个接一个的考验如炼狱一样折磨着他的心灵。
那是在他下乡第4年的事了。他是他们那批知青最晚探亲的一个，他和在云南兵团下乡3年的弟弟约好，今天春节同时探亲，回家团聚。春节就要到了，弟弟已经回到了上海，他的请假也递上去很长时间了。分管的副政委说，还有任务，不能回去。国雄听说所谓的任务，是说春节后要开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一连的经验材料要整。国雄便主动请缨。等不到车，走了50里路赶到一连，连夜召开各种座谈会，找人采访，收集材料。两天两夜没合眼，终于写好了稿子。
他急着跑回团里，交给领导。科长对他说，副政委对材料很满意，但说还有事情，不让回家。
就这样，一直等到除夕，也没有新的任务下来。可是，从上海回来的战友，一个接着一个的传国雄家里的口信，再不回去，春节一过，弟弟就要回云南了。科长也急着帮助找副政委，副政委还是不脱口。除夕之夜漫天大雪，国雄猫在宿舍里，周围一片冷寂，单身宿舍的知青几乎全都回家了。他羡慕起同伴们来，不禁为自己的种种不顺利暗自伤神。他极力的回想每年这个时辰全家都坐在一起谈笑风生其乐融融的情景，已经久违四年了。他有很多心里话要跟父母说，又有很多故事对给兄弟姐妹们讲。可现在自己只有独对北国风雪！
第二天一早，他和机关的本地青年挨家给首长拜年，刚走进副政委的家门，他就笑着对石国雄说：“小石，对我有意见了吧！我这是考验你呢！不错，不错，你还真经住考验了。快走吧，今天你就回家！”
就这样，国雄终于在初四赶到了上海的家中，和初六就要回云南的弟弟总算见了一面。
尽管国雄经受了许多考验，可入党提干推荐上大学还是没他的份。他心里明白，无论指导员还是副政委对他都是真心的好，为了他进步的事，两次到上海崇明搞外调，可谁也不敢冒险把他拉进党内。那些年领导干部被批判的罪名经常是“招降纳叛、重用坏人”。
这时他已和赵岚在农场结婚安家，小赵调到团里的商店当了营业员，他就安心当报导组长了，有多少老转业官兵都干了半辈子了，我有什么理由不能和他们一样献身边疆呢！他这样一想，就心如止水了。
1977年高考的恢复，打乱了国雄平静的生活。北京西城区知青慰问团在离开前，向在商店工作的赵岚告别，他们对她：“高考就要恢复了，你爱人挺有才的，让他快准备一下，肯定能考上！”她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国雄，他还犹豫，妻子说，还是考一考吧，我的腿越来越沉了，能往南挪挪也许好一点。小赵的风湿性关节炎很重，她想如果能离开北方，可能好一些。国雄这才答应复习复习试试。
等家里把所有高中的课本都寄来时，还有十几天就要考试了。他利用早晚的时间埋头看书、蒙头背题，小赵一早还要到商店“天天读”，一岁的女儿一个劲地大哭，他也顾不过来哄，邻居来敲门了，“孩子都哭了两个小时，你还能看得进书！”他们把女儿抱走了。场部办公室的走廊真的贴出了招生简单章，他看的时候，被新来的政治处主任看见，冷冷地对他说：“你也想报名！”国雄心里一阵发凉。
第二天，给他派了个活，让他跟车到百里外兴凯湖农场纸厂去拉办公用纸。国雄不曾想到，第二天就赶上下大雪，搅得昏天黑地的“大烟炮”，把他困在招待所里七天不能回团。招待所长是位热心的大婶，她看着国雄每天都在背书就对他说：“孩子，你是不是要考大学，我女儿也是呢，她在三师报道组。你别着急，我给你换个单人间，你就安心复习吧！”国雄连声谢谢，说我不能报销啊。她说，不用你花钱。然后又给他送来一包腊烛。
在那风雪迷蒙的日子里，国雄高效复习，特别是把那本随身带来的徐禾的《政治经济学名词解释》背得烂熟，在若干年后的所有政治经济学考试中他都得高分。
在那一年的高考中，国雄获得了虎林考区文科第二名的好成绩。在考试之前，听说28岁已经结婚的知青不让考，他们几位老知青联名给党中央写信表示质疑。后来上边做了政策调整，他们可以报考本省的师范院校，这样石国雄就被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了。在课堂里，他遇到了新同学――三师报道组的新闻干事牡丹江知青丛丽杭，那位可敬的招待所所长是她的母亲。他们感叹人生有佳遇，真是难得的缘分！丛丽杭毕业后分配到黑龙江日报工作，曾担任过政教部主任，可惜这个端庄的才女英年早逝。在她病重时，我去医院探望，说起大荒往事，她的眼里还闪着放神彩。
国雄进了哈尔滨攻读，妻子和女儿还留在农场生活。他们渡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头半年农场没给国雄工资，经过一个新华分社朋友的干预，后来给了。每月工资42元，这点钱又要买书又要养家，真是度日如年。
有一次假期探家，离家的时候家里只剩下2元钱，上火车前，他塞给赵岚，她又塞给给他，他又塞回去，上了车，他发现那2元钱还自己兜里，他不知道还有半个月的日子，她们娘俩怎么过。
1979年妻子也抱着孩子返城了，她卖掉了最后的家当，他们结婚时家里给买的红灯牌收音机和蜜蜂牌缝纫机，那所得的180元，就是她们回北京的安家费。
经过许多考验之后，在大学就要毕业前，石国雄终于入党了，发展他入党的是他的同学们又是北大荒的战友。在入学鉴定会上，大家说老石早就应该是一个共产党员了。这时老师建议他以一个新党员的身份表一下决心，毕业后回北大荒工作。这最后的考验被饱经磨难的老石拒绝了：我不能，因为我的老婆和孩子都回北京了，我得和她们团聚，而且，我已经在跑相关的手续，我不能向同学们说瞎话！
我以为这是老石人生史中精彩的一笔，他不再盲从，不再为虚名，牺牲自己的权利。
大学毕业的石国雄被团中央选中，一起选中的还有黑龙江大学毕业的姜大明（现山东省省长）等十多个优秀学生，他们都是考入大学的知青。国雄先在团中央研究室、宣传部工作，1985年4月29日，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锦涛同志，书记李源潮、宋德福同志把他和李至伦送到《中国青年报》工作，李任社长、党组书记，他任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以后他又当过这个全国最有影响的青年报纸的副社长、副总编。1994年他又被任命为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青年》杂志社的社长、党组书记，历史上老一辈革命家陆定一、胡乔木都当过这家杂志的社长，作为继承人，他也做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经历过暴风雪的他，更知道春风的和熙和阳光的温暖。他以特有的平等、热情、坦诚和善于提携后进的作风受到青年报人的尊重和爱戴。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他引导大家坚持正确导向，还挺身而出地保护了那些政治幼稚但正直向上的青年，因此他成了一个既有爱心又有原则的朋友和领导者。后来国雄还先后担任过《中华儿女》杂志社的社长和《中华工商时报》的社长、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做为一个资深的媒体人，他过去和现在都是业界很受敬重的人物。
在北京知青战友的聚会上，国雄和我讲起这些不堪回首的种种“考验”。他开始不想让我写，第二天到宾馆看我时说，我们是和共和国一起经历苦难的，我这点经历和在那些年月被折磨的老革命相比，也不算什么。今天，我们又说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厌灭人性的往事，是想告诉年青人要珍惜以人为本的时代。
与我们相比他们真的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