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我们的故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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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章 谁是英雄

故事已写了一百多个,就是没写到参加珍宝岛战斗的知青英雄,真是有些遗憾。当年兵团曾组织了一个担架营参战,有人还立了战功。如今他们在那里?我到处寻找。路过上海时,听说在上海市政协当保卫处处长的邬新华上过珍宝岛参战。我眼睛一亮,前去采访。英雄近在咫尺了,我很兴奋。

政协大楼清雅安静,邬新华把我领到咖啡厅,这里是各界人士聊天谈心的地方,我们却要在这里谈论战争。我说:“你上过珍宝岛,打过仗,当过英雄?”他忙说:“我可不是英雄,我是1970年1月28日进入珍宝岛战区的,是准备大打的,可这之后再没打起来。”

我说:“你总算到了战区,那要比我二十年后上珍宝岛旅游强,还是给我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总能给我寻找英雄提供点线索吧。”盛情难却,邬新华从头说起,就着咖啡淡淡的清香,我也听得津津有味。

“我是1969年9月15日从20团粮库调到武装值班连队报到的,驻扎在蛤蟆通水库的山坡上,这里离珍宝岛只有70公里。当年的3月2日,中国边防部队在珍宝岛正常巡逻时,受到武装入侵的苏联军人的袭击,我国军队被迫还击,双方都有伤亡。3月15日,在岛上双方又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战斗。于是这零点七平方公里的小岛举世瞩目,中苏双方部队都向珍宝岛集结,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一触即发。作为第二梯队的兵团战士做好了随时上前线的准备。我们就是其中离前线最近的一支队伍,经过三个的的武装训练,我们学会了使用冲锋枪、“六0”炮和“四0”火箭筒,我是炮排的瞄准手,还学会了目测目标。我们还训练了独立野外生活能力,比如看一棵独立的树就能判断方向:通常南面的的技叶繁茂,树皮光滑,树桩上年龄较稀;北面的树叶少,树皮粗而黑,长青苔,树桩的年轮较密。

到12月命令下来了,我们就要上前线了。大家奉命把自己的东西精简装箱,贴上封条写好地址,如果牺牲了,就把东西给你家寄回去。我把自己所谓值钱的东西,床单什么的,打个包交给同学汪殿云保管。当时完全就是准备和敌人殊死博战的情绪和气氛,这时我们深切感到了祖国在自己心中的份量,真有献身保国的精神,也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准备。”

说到这儿,邬处长有点激动,他说当时下乡时,我本来可以到江西的,后来非到了黑龙江兵团,就是来准备打仗的。听说就要上前线了,当时我们真的不害怕,而是很兴奋。这就是我们那一代人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的情结。他又说--

“我们从蛤蟆通的驻地出发,途经雁窝岛、五林洞,经过三个小时的颠簸,最后来到珍宝岛地区,我们连驻守在离岛不远的无名高地上。虽然离珍宝岛上的第一次交战已经有半年时间了,然而此地,乃至纵深数十公里的腹地,都还笼罩在紧张的战争状态。当时我们的任务是构筑珍宝岛战区的第二道防线,我们的友军是沈阳军区的一个加浓炮连,炮口对着准正前方百花山和老爷岭之间的开阔地带。

一到驻地我们就砍树支帐蓬,用5厘米粗的小桦木杆排列成床铺,用旧汽油筒当炉子,然后就生火作饭。已经有过在连队生活经验的我们,不到半天,一切都安排就绪了。”

“我们进入珍宝岛地区时,已经进入严冬季节,只有这个时候才有可能暴发大规模的战争,因为这时乌苏里江结冰封冻,对方的坦克、装甲车才能开过江面。当时除了敌情,严寒本身对我们也是严重的考验。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我们徒步走在没膝深的积雪中,每一步都要付出很大力气。如果赶上刮‘烟炮’时,狂暴的西北风呼呼地怒吼,卷起漫天的飞雪,没头没脑地扑过来,相隔数米都看不见人,再厚的棉大衣也挡不住刺骨的寒风。一班岗站下来,满头满脸的霜雪。在外面赤手根本不能碰任何铁器,一碰就粘住,使劲一扯,就会撕掉一层皮,我们许多人尝到了这痛苦的滋味。”

对邬新华来说,最难忘的是他奉命参加了布设防坦克地雷的任务。春节前,上级根据天气预报,判定次日有大雪,即命令新华所在连参加此项行动,以阻止苏军坦克群突破我军防线,长驱直入。地雷装在箱子里,有的一箱装二个,专炸重型坦克的;有的一箱装三个,是炸轻型坦克的,每箱七十几斤。兵团战士的任务就是隐蔽地将地雷搬到指定的地点。由工兵去埋设。

那天午后,新华和战友们每人带着着两个馒头出发了,卡车先把他们运送到深山密林里的战备公路的尽头。他们又踏着积雪走了一个多小时,那天很冷,他们一个个都累得满脸流汗。快天黑时,他们到达了地雷囤积处,开始了蚂蚁搬骨头一样的运送地雷的行动。他们一人扛一箱地雷,一步挪一步地跟着前面战友的脚印,在雪地上向前移动,没走多远就累得呼哧带喘地了。不知道走了多久,他们翻过第三个山头,面前一片开阔地。这时阵阵寒风吹来,山上的风很硬,他们不禁打着寒噤。目的地到了,他们放下背着的地雷箱,然后返回去再搬。到返回第三趟时,大家又累又饿又冷。这时才想起去吃馒头,取出来一看,已经冻得像石头一样硬了,他们像“啃刨冰”一样一点点地啃了,把啃下的馒头渣在嘴里化了,再慢慢咽下去。

虽然吃了点东西,身上有了点力气,但路还是变得更远更难走了。每迈出一步都觉得脚像灌了铅一样,一点也不听使唤。不知谁累中生智,把绑腿解下来,栓在地雷箱上拉着走,下山时把地雷箱顺坡滑下去。可精疲力竭的邬新华还是循规蹈矩地扛着地雷箱走到底。准备埋地雷的部队发现了知青们的发明,急忙阻隔止:“停下!危险!你们不要命了!”他们说这种地雷威力很大,一旦激烈冲撞就可能爆炸,会造成巨大的伤亡。战友又都像邬新华一样扛起箱走了。

这时夜幕降临,林子里漆黑一片,登上山坡后,他们发现对岸灯火星星点点,那是苏联的村落,那里夜晚和黎明一样静悄悄。他们正在欣赏异国的夜景,突然对岸的探照灯扫过来,正在埋地雷的部队战士马上对他们喊:“卧倒!”大家一下子都爬在雪地里,雪沫立刻从领口、袖口、裤腿灌进衣服里,冷得浑身发抖。这时探照灯灯还在他们的头上晃动。这时大家才更真切地感受到了这里是战场,和平还属于未来。完成了任务的的兵团战士慢慢从前沿撤下来,第二天凌晨四五点,他们终于喝到了后方送来了滚烫的姜汤,已经冻僵的身体活跃起来,他们笑迎温暖的太阳从东方升起。

老邬动情地说,只有经历严寒的人才知道温暖的宝贵,只有经历战争的人才知道和平的重要。我说,对于经历过战争生死考验的人,就没有什么可惧怕的了。老邬他们连在珍宝岛驻扎了半年,这期间周恩来总理和苏联总理柯希金在北京机场进行了会谈,中功边境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再说乌苏里河也解冻了,苏军的坦克也过不来了。这样他们就从前线撤回蛤蟆水库,这之后,他还参加过兵团钢厂的建设,还打过山火,又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1971年入党后,他又被派到一个连队当指导员,1979年返城到父亲所在的光明玻璃制品厂当了工人,后来被调到机关工作,又被选到市政协干保卫工作,也算和当年上过战场经历过考验有点关系吧。

邬新华看我寻找珍宝岛知青英雄的急切心情,便对我说,我们近邻的21团最早组织担架队参战的,你不仿找他们团的知青问一问。我首先想到了黄海,这位北京清华大学附中毕业生先下乡到21团,后来调到师报道组工作,当时我在兵团战士报当记者,我们也算一个战壕的战友,我打电话去问:

“珍宝岛打仗时,你们团组织担架劳上岛参战,你知道吗?”

“我就是担架营成员。”

“你怎么不早说,害得我找了两年!”

“有什么好说的,当时参加担架营的有四五百人。我有什么可说的。”

他的回答我很吃惊,没想到英雄还是个熟人。这位商务部部长助理、部党组成员,在中央党校讲课时口若悬河,回答记者问题口吐莲花,可说起自己来,竟吞吞吐吐。还是看在老朋友份上,他还是做如下交待--

“3月2日,珍宝岛打响后,日紧一日的战情让我们热血热血沸腾,我们这帮知青纷纷要求参战。3月8日,上级命令我们21团迅速组织担架营,赴前线参战,只两个小时,就有5000人报名参战,决心书、保证书纷纷扬扬,不少人写了血书。我们这帮知青更是激动万分,都反复强调一句话:我们没有老婆孩子,无牵无挂。不让我们上战场,让谁上!经过挑选之后,一个由知青为主体的450人的担架营组织起来了,第二天便开赴前线。临行前,各连队都开了欢送会,女知青为我们戴上大红花,没能入选的哥们为我们举杯敬酒,不会渴酒的我们也开怀畅饮,充满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气氛。”

到了前线之后,上级交给兵团担架营的任务是站岗放哨、运送弹药、抢救员。开头几天,前线无战事,但他们也能感觉出战前的一种寂静。大家有些坐立不安了,恨不得决战的一刻立即就到。夜晚,单薄的帐蓬根本挡不住零下30度的严寒,他们都彻夜难眠。黄海和大家一样也写了入党申请书,还留下下遗言;“一旦光荣牺牲,把自己下个月的全部工资32元(因为本月工资已经全部吃光),作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党费!

现在看来好像是笑谈,黄海说,当时他们都是很郑重的,已经作好了慷慨赴死的一切准备。当然也不都是悲壮的事。附近部队野战医院里的一些从城市入伍的小护士、卫生员,经常跑到他们这里认“老乡”,说不上是它乡遇故知,还是因为在前线,听到口音一样,倍感亲切,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一有空也搞军民联欢,正牌部队喊:“兵团大哥来一个!”兵团的这帮小伙子,一色的光头,这样一旦受伤,包扎方便。他们高声大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那声音宏亮雄壮,令人激动振奋不已。黄海说,那场面至今还历历在目。他接着说:

“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了。3月15日清晨,苏联边防部队出动大批坦克、装甲车,再次向珍宝岛发动进攻。上级命令我们立即赶到前沿阵地待发。我们趴在乌苏里江边的灌木丛中,几十米外的珍宝岛上正进行激烈的战斗,机枪子弹呼啸着从我们的头顶飞过,炮弹不断地在四周爆炸,泥土和雪花四溅。这时传来了上岛送弹药的命令。我们一跃而起,扛着三十几斤重的炮弹,冲向珍宝岛。飞来的炮弹呼啸着凄厉刺耳,震人心魄。我们都卧倒隐蔽,后来听撤下来的伤员说,阵地上的炮弹不多了,我说不清心里涌动着一种什么情感,不顾一切地向前冲,明明听着炮弹在头上飞,也顾不得卧倒隐蔽了。同伴们都一个个地冲上去。”

越过乌苏里江后,炮火更猛烈了。巨大的气浪、飞溅的土块不断冲击过来,密集的子弹呼呼地在他们的身旁飞过。冰面坎坷,肩上的炮弹也越来越沉重,可是没有一个人后退,也没有一个人掉队,更没有一个人扔下炮弹。

黄海说,当时豪言壮语也忘光了,只是咬着牙向前、向前,直到把炮弹送给炮兵,接着把伤员和烈士的遗体安全撤下来。

这是一场真正的战斗,黄海所在的担架营涌现不少动人的事迹。北京知青杨一平双脚严重冻伤,但他把棉衣脱给了伤员,自己冒着严寒硬是在雪地里趴了几个小时。北京知青朱波在指挥员不到位的特殊情况下,挺身而出,勇敢机智地担当了指挥任务。北京知青陈放等人在护送伤员时遭到敌人的袭击,他们跪在担架旁,用自己的身体筑成了一道血肉之墙。这个获救的伤员就是后来的战斗英雄冷鹏飞。

也就是在这次战斗中,我的朋友黄海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作为一个业余报道员他写的战地通讯《红心谱成忠字曲 赤胆写就反修篇》发表在新华社的内参上。文中有这样的话:“为了祖国永远红,为了乌苏里江两岸同样红,就是死在反修前线,我也心甘情愿!”尽管这些语言还有那个时代的印迹,但也看出一个热血青年对祖国的一片忠贞。

从战场下来后,黄海就被调到21团报道组,后来又被调到三师报道组,他是公认的北大荒知青中最有思想也最有文字能力的人之一。这正是他后来被调到中央机关并担负要职的基础。

我请黄海帮我打听当年立功的杨一平、朱波等人的下落,并转达一个老知青对他们的敬意。

我寻找珍宝岛的知青英雄的行动也可以结束了。我想,那些在关健时刻挺身而出,准备为祖国民族的利益面牺牲自己一切的人,都是我们敬重的英雄,他们是党和人民最值得信任的人。

他们在说,我们渴望和平,如果有一天侵略者又一次把战争加在中国人头上的话,我们还会拿起武器重上战场。

这之后,我接到黄海的手机留言:“宏图:珍宝岛二等功臣杨一平现为北京市环保局高级工程师,三等功臣朱波原任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部门经理,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