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进大学校园，我总是很激动。当年我的梦想就是考进一所最好的大学，然后用学到的本事，报效祖国。今天，我走进春花盛开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又想起了自己被文革和上山下乡破灭的梦想。还好，我的知青战友刘琪为我圆了这个梦。他就在这所名校读的书，现在是这所大学的副研究员。
在文科大楼四楼的教育信息网络中心主任办公室，刘琪正在等我，一派学者风度，只是很时尚地剃了光头，更像演艺界的大腕。他很亲热地为我烧咖啡，就像见了老朋友。当年他在呼玛的察哈彦插队，我在黑河的大新屯当兵团战士，一条公路连接，相距真的不远。和采访别的对象不同，他先不说，而是让我看，让我看他的博客，看他写的开发呼玛县旅游的建议书，还有他回呼玛拍的照片和编制的风光片。
在“牛饮”了几杯咖啡后，我们还是说到了上学的事。精细的上海人，三十多年的事连细节都记得，再加上当大学老师的，说什么都娓娓动听。难得这样的采访对象，我只有快速记录的份了。
“1969年3月14日，我们学校下乡通知书下达了，我却被告知由于家庭政治审查不合格，要我自愿去黑龙江内地克东县插队。眼看我要去中苏冲突的前线保卫祖国边疆的愿望要落空，班主任毕兹伟老师暗示我再写一份申请，请熟人帮忙批准。有晕血症的我拿针在手指上扎了一下，用热血签下姓名，（他故意把“刘琪”两个字写得很大）。4月2日，我终于被批准去黑龙江边的呼玛县插队。
出发前被告知我们淮中和黎明、五原中学的一批毕业生一起被分配到金山公社三间房生产队，我心情十分沮丧，倒不是嫌三间房这个地名露了穷相，而是因为看了地图，三间房是在公路边上。我们马上提出申请要去靠近江边的生产队插队，到了塔河下车后不久，上级居然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就地把我们转到黑龙江边的察哈彦插队。4月22日晚10点多，行进在大森林中的我们，忽然看到在前方上空接连升起几发红绿色信号弹，随后又看到月光下蜿蜒冰封的黑龙江时，心情十分激动，中苏边境就在眼前了！
刚满16岁的我去黑龙江呼玛插队时，是准备参战的，不过行李中最重的一个木板箱里装满了我的主要藏书。除了马恩列斯毛选集、鲁迅选集和单行本、各种革命回忆录和领袖传记外，我和我的朋友们还带了些当时被批判的禁书和文革前供中高级干部阅读的内部书籍。政治纪实类有锡兰（现为斯里兰卡）古达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唐人的《金陵春梦》等。除了政治读物，我还喜欢文学作品，外国文学类有狄更斯的《大卫·科伯菲尔》和《双城记》、勃朗特的《简爱》、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雨果的《九三年》和《悲惨世界》、司汤达的《红与黑》等。中国文学类有四大古典《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和《唐诗三百首》，现代作家的《家·春·秋》、《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小城春秋》、《红岩》、《烈火金刚》等。历史哲学类的有《论语》和《孟子》、周一良主编的《世界通史》，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代史》。
因为书少而想看的人又多，只好按朋友的先亲后疏、宿舍的先近后远原则，大家挨个排队交换看了。我的竖排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等在生产队里也算是稀有的好书，这样我便有了和别人交换或者优先阅读其它好书的资本。真没想到，在这举头就可看见苏军边防哨所的前线，成了我苦读圣贤的书斋。
林彪事件发生后，经队里领导同意，我在生产队领了100元钱，准备在队里办个图书馆。1975年回上海探亲时，我拿着有黑龙江省公安局大印的边境居民通行证，自然以省级公安人员的面目混进了福州路上的供县团级以上干部购买的内部书店，说忘了带介绍信，书店的一个姓洪的负责人看了我的证件，说了一句我儿子也在黑龙江插队，同意让我陆续选了100多元的好书，如《阿登纳、戴高乐论中国》、《尼克松传》、《纳赛尔传》、《多雪的冬天》、《人世间》、《你到底要干什么？》、《落角》等。此外还买了几套公开出版的数理化复习参考书。
我和朋友把书背到了队里，放到知青食堂中新做的书柜中，加上大家捐献的一部分个人藏书，一个有数百册书的图书馆就建成了。不仅有利于知青的读书生活，连当地青年也受到感染纷纷前来借书。（也许这是刘琪的一个贡献，就是这个小小的乡村图书馆，燃起了许多知青向知识进军的热情！）
我插队的察哈彦生产队里最初有200多个上海知青，人多势众，大多来自徐汇区，一半以上的知青文革前家境都比较富裕，也有一些藏书；文革中父母虽然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依然有着相当广泛的社会关系，能够及时获得各种信息。从而在我们生产队里形成了一个自学读书、爱谈论政治的氛围。更重要的是我们干活绝不比当地老乡差，生产队还得靠我们这批知青去倒大木修路搞副业增加收入，所以当地干部也就不管我们的思想动态了，更不会来干涉我们在收工以后看什么禁书了。伴随读书兴趣的增长，我们队里知青学习的风气也越来越浓。很早就开始自发地在每天晚上学习数理化外语等知识，加上后来进入生产队领导班子的知青也是个读书迷，组织了不少读书活动，学习似乎成了我队知青除劳动站岗巡逻外最重要的精神生活。现在想起，在那样的社会环境，在那样一个边远的地方，竟有如此的学习气氛，直是难能可贵。”
在遥远的小村落察哈彦，因为有了刘琪这样一批爱学习的知青，出现了这样感人的一幕。无论狂风大作还是雨雪交加，到了晚上，几乎每个宿舍都亮起了几盏用拖拉机柴油点的油灯，大家各自看书学习（有时也会黑灯瞎火地在炕上听一个人讲从父亲藏书中偷看到的《金瓶梅》等“黄色故事”），早上起来两个鼻孔都是黑乎乎的。
一些知青朋友还自发地组织起学习小组，结合马恩列斯毛着作还有各种通过非正常渠道流传过来的内幕消息，讨论各种社会现象和学习中的疑难。二十多年后，有知青调侃地说，我们当时讨论的经常是政治局关心的国家前途问题。读书也促使这些二十岁左右的孩子们试图用书本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除了利用所得知识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种植高寒地区没有的蔬菜和水稻，进行农业科学实验外，在1975年，刘琪他们生产队的知青引经据典，从原着语录、宪法、农村工作“六十条”出发，搞了一场真正的形“左”实“右”的反潮流。他们和县路线工作队进行了长达一个月激烈的辩论和策略的协商，破天荒地民主直选了队委会，估计当时在全国范围内也属于创举吧。最后还废除了大寨式评工分，明确实施以责任制为基础的定额计件包工式工分制，这样使生产队的工分值1工（10工分）从1969年6角到1975年底升到2元1角。谁能想到十多年后根本改变中国农村历史的改革，在这个接近中国北极的小村落已经在知青的领导下先行“试点”了！
参加察哈彦的这次开创性的农村改革时，刘琪的实际身份是个小猪倌。因为年龄小个子矮，他下乡没多久就被队长照顾去养猪，一干就是六年。聪明能干的小刘竟把猪养得比老乡家的猪还白白胖胖，他还为每只猪都起了名字。它们一听呼唤自己的名字高兴得直撒欢，喊哪只猪那只猪就会跑过来，十分听话。小猪倌还被生产队送到黑龙江双城学习骟猪及兽医技术、送到公社学习做发酵饲料，成了当地有名的养猪“小专家”。
但刘琪的心思并全都在养猪身上，他不甘心养一辈子猪。夏天早上和下午放猪时，他都带上春蕾牌九管三波段半导体收音机和书籍，为防备对岸苏联边防军的越境绑架，有时还腰挂匕首，背上一把装满子弹的冲锋枪护身。很有趣，当时代行刘琪职责的是他养的一条狗。他让狗看着猪不让它们祸害庄稼，自己铺块塑料布垫张狍皮，坐在地头、泡子边和江边，或看书或学英语或听广播，居然还看完一本北京外国语学院一年级的大学教材。那时，刘琪时常站在空旷的庄稼地和山林江边，像高玉宝一样大喊：“我要读书，我要上学！”那声音在大山和大江之间回响，让天地也为之动容。
刘琪摸着自己的光头，笑着说，与人民心连心的邓小平肯定听到了我的呼喊，文革后他刚一复出，就提出要恢复高考。得到这个消息后，我马上开始复习文化课。尽管我喜欢理科，但对我这个1966年的小学毕业生来讲，完全没有物理化学的功底，只好选择文科复习了半年。
1978年6月，刘琪和其它五位知青从上海坐船回黑龙江准备参加高考。途中，他们中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战友留下一纸遗书在半夜投海自杀了。这个悲惨的故事，我会在下篇详述。
那一年7月20日早上8点，刘琪为了圆自己的大学梦，和许多知青在呼玛县一中第2考场参加了考试。他回忆，语文政治还可以，考数学时把我难住了，脑子突然一片空白，背不出公式，因为基础差，许多原本应该做过的题突然不会做了，感觉及格无望。不过后来几场我考的不错，在作为参考成绩的英语笔试中，由于整个考场只剩下我一个人，老师还破例让我抽支烟，给我倒了杯白开水，稳定了情绪，蒙对了一些题。
高考结束后，我就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队长念我多年来养猪辛苦没挣多少工分，破例让我去抬坯子和砖，装窑卸窑。当时在我们知青的策划下，已经实现了定额计件包工式工分，上午起早干三个半小时，下午四点后再干三个小时，努力一下，一人一天可以拿到25分，大概有5元人民币。虽然活很重，也不是每天都有活干，收入却相当可观；特别是白天可以休息看书，非常自由。刘琪作好了今年不中，明年再考的准备。
8月24日早上8点半多，大雾刚刚消去，刘琪正在砖窑休息，这时他仰望那天上的游云，心神不安。忽然听见正在向他跑来的刘会计不停地喊着：“刘琪，刘琪，咱们队就你考上大学了！”刘琪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数学几乎是一败涂地，哪能会是我第一个拿到通知呢？上一年的高考录取率只有3·7％！
刘会计跑到他面前，大声地说：“你怎么还在干活，刚才公社接到县里电话，让你马上乘船到县招生办领通知参加英语口试，全县就你一个有通知，恭喜你，你肯定考上大学了，快回去换衣服，小船马上就下来了！”
刘琪说，一时我被惊呆了，半天才明白过来，参加口试，就说明我上大学读书已经见到曙光了。这时已经能够听到去县里的小客船在村子上游8里远的黑龙江上鸣笛，估计还有15分钟就能到达察哈彦码头。我一面让一起干活的伙伴去码头截船，让船等我；一面飞快地奔回山上宿舍，拿了一套比较干净的旧军装、内衣内裤和一双凉鞋，找出英语课本和字典以及出门必备的边境居民通行证，搜出所有的人民币11元5角8分，心想在县里考试这点钱也够了。二分钟之内把所有的东西都塞到绿色军用书包里，我就向码头奔去。路过一个知青宿舍门口时，忽然想起没有带干净的袜子，不能光脚参加口试，于是打了个招呼，顺手牵羊，把他们晾在绳子上的一双袜子塞到我的书包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