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儿，他有几分激动：“这几户房子要按标准分，该谁住就分给谁。特别要照顾退下来的老同志。如果没有别的意见，这事就这么定了！”
接着他又特别强调：“房子问题，群众非常关注，我们当领导一定要坚持原则，秉公处理！请同志们有时间到北山看一看，1964年为开发大兴安岭做出贡献的许多老工人还住在四面漏风的板夹泥房子里，我们应该多想想他们。”
张毅上任的第一着，确实使有的干部心中大为不悦，可他却得到了更多干部和群众的敬重和支持。这些年一些干部好像得了软骨病，一到关键时刻就挺不起腰来，为了求得自身的安宁和稳定，把当的原则和人民的利益当成无足轻重的落叶任其飘零。作为一个青年干部，张毅难能可贵的是这一身正气。
在张毅的为政之路上，处理这类事也绝非一次。1984年2月，正是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他到塔河县出任县长，“文革”那场灾难在这个边远的小城造成的后遗症还没有治愈，派性像乱麻缠了一些人的手脚，县政府力不从心，大事小情久议不决，决而不行。为解决老百姓子女上学难的问题，上级拨款要建一所中学，校址问题拖了一年也解决不了。运行到谁管的那一片天地，谁就跳起来。张毅上任第七天，这个难题便又摆到三十三岁的“小县长”面前。张毅召开了一个政府成员会，十分钟就解决了问题。
“建学校为民造福，有人反对吗？”他问全体“阁员”。
“没有！”众口一词。
“建校舍谁负责？”张毅又问。
“由教育局和建委负责。”大家说。
“你们选的校址，经过论证吗？敢负责吗？”张毅问教育局长和建委主任。
“我们听取了各方面意见，经过充分论证，我们敢负责任！”这两人胸有成竹。说着，他们拿出规划图，摊在桌上。张毅并没有看，他早已心中有数，前几天他已做过一番考察。这方面他不外行，当年他就在附近修过一座桥。
“好，这件事主管部门已经拿出意见，而且敢负责任，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反对吗？这件事就这么干了！从明天开始，在新校舍规划地面上的单位立即动迁。开化后，马上破土动工，下学期要让学生讲新校舍上课！散会。”张毅一挥手，“阁员们”起身退席。教育局长和建委主任相视一笑，卷起图纸，乐颠颠地走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个让他们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的难题就这么解决了。
人们看清了这个不可等闲视之的年轻县长不同凡响的作风，不得不加快了自己慢悠悠的步伐，对他交待的工作小心而认真地去办。不过，也有不以为然的，结果和他遭遇了。
一个盲女拄着棍子，敲进了县长的办公室。张毅马上扶她坐下。她说，她在工程处干活，她爱人是一个半盲人，也在工程处干活，全家挤在一间破草房里，这几天下雨，地上有水，炕上有水，锅里也有水，这日子没法过了。说着，她呜呜啕啕哭起来。
“好，你回去吧！我一定想办法帮你解决。”张毅让工作人员送她回家，马上拿起电话找来工程处主任。
这位主任头晃得像拨浪鼓：“他们不是我们的正式职工，房子也不是我们的房产，我们不能修！”
“就算社会救济吧，这一家人太困难了，你们可以给修一修吗？”张毅还是和言相劝。
“那不行，这笔费用没法报销。”他还是没动恻隐之心。
“可记在我帐上，然后从县民政解决！”
“那也不行，我们干不了！”
“什么？”张毅啪地一拍桌子，主任吓得一颤。
“我还没见过你这样的干部，有什么不能干的！你现在就和我说清楚，你到底干不干？”张毅咄咄逼人。
“……”那个干部红头涨脸吭哧半天说不出话来。
“好，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明天上午9点，你到我的办公室来说清楚，到底干不干，不能干，我马上建议县委撤你的职！不为人民办事的官，多一个也是祸害！”
那人脸色灰白，低着头走了。第二天，传来话，他为那家人调串了房子，比修还好。
张毅脸色铁青，一丝笑容也没有。他想，难道我们的干部不明白自己是干什么的吗！一个盲人夫妇遇到这么点困难，非要县长过问，非要下最后通牒才能解决！可是有的人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自己的三亲六故办私事，不择手段，不怕冒犯党纪国法。这样的败类，人民还信任他们吗！他们还有什么资格为人民掌权！不清除他们，我们的党就没有希望！
1986年夏天，已经当了县委书记的张毅外出开会期间，县里发生一件令百姓哗然的事情。县里一个部门头头的儿子，在学校和一个孩子发生纠葛，争吵中那孩子动手打了他，他哭着跑回家，向老子一通哭诉，那位头头怒火中烧，找了打手，开着吉普车直奔学校，把那孩子叫出来，不容分说，和打手一起动手，把他打翻在地，鲜血直流。学校赶快把孩子送到医院，家长赶来大哭，却敢怒不敢言，怕得罪这个有权有势的官儿。全城老百姓议论纷纷，可他却泰然自若。
张毅一下火车，听到这个消息，气得眉头紧锁。他直奔医院，看望孩子伤势，嘱托医院认真治疗，并诚恳向孩子和家长道歉，那家长握着他的手涕泪交流。
回到办公室他把县纪委书记、县公安局长找来，问道：
“XX打人的事你们知道不？”
“知道！”他们答道。
“打人的事实清楚不？”
“清楚。”
“够不够拘留？”
“够！”公安局长说。
“那就依法办事！”张毅说得斩钉截铁。
当夜，那位不可一势的人物被押上公安局的吉普车，送进冷冰冰的拘留所。全城老百姓奔走相告。
几天后，根据县纪检委的报告，县委县政府决定撤销他党内外职务。
在常委会上，张毅说：“如果我们连一个违法违纪的干部都处理不了，我们这级党委就可以解散了。我这个县委书记该辞职了！”
刚正不阿，严刑峻法，使张毅名声大振。他淡泊个人名利，却对党的声望看得很重。作为一个基层干部，他不能不看到，这几年党内个别无耻之徒的恶行，正败坏着党风，离间着党群关系。这些人像林区的大敌松毛虫一样可以把顶天立地的林树蛀空，给林区造成像火灾一样的灾难。做了一个党的领导者，必须怀着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毫不手软地整肃党风，惩治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腐败的作风已经危及到我们的社会制度、政权基础和社会稳定了，我们还能知难而退，犹豫彷徨吗？
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和秋冬时节东欧的剧变，给所有中国共产党人上了深刻的一课。这时已担任了地区党的负责人的张毅以更大的决心和危机感，抓住整治党风、消除腐败不放。
大兴安岭地委抓行和不正之风的决心和方法受到中纪委的肯定，在省纪委九月召开的全省纠正不正之风座谈会上，张毅代表大兴安岭地委介绍了经验。他说，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如不树立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念，滥用手中权力谋私，长此下去，党就有自我毁灭的危险。他说，廉政才能稳定，勤政才有希望，如果不坚决抓好廉政，国家还有重新动乱的可能。
就在这次清理行业不正之风中，大兴安岭地区还揭发出一件触目惊心全国罕见的特大“户口案”。大兴安岭开发以来，不断有大批农民从要换贫穷的家乡涌来，要在这里落脚谋生，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取得当地的“居住权”--把他们的农村户口和粮食关系变成城里的“绿卡”。别看这大山沟里的一个个林业工人的村落，这里的居民的户口、粮食关系和北京、哈尔滨是一样的。于是，相当多的人向握有“绿卡”准批权的人发动了攻势，而有的掌权者把自己的权力标上了价格。松岭区仅有三万六千人，公安局和粮食局的部分党员干部，从1987年至1989年，利用职权搞权钱交易，私批滥落农转非户口1885人，农转非粮食关系1387人，这些受贿和非法所得22万元多！主管公安工作的那位常务副区长，批落农转非户口8人，有7人不符合条件。他的儿子公安局管内勤的干警为其祖父私自提供并填写准迁证，这位老爷子当上了不用注册的专门倒卖户口的“专业户”，共倒卖农转非户口38人，从中牟利29400元，据统计，卷入这一俺家的违法违纪者共有46人，县处级2人，科级12人，一般干部23人，无业者9人。
查处这样一个答案绝不比扑灭大兴安岭大火轻松。被查处者每个人后面都有一个关系网，网网相连，形成厚厚的保护层；你必须以极大的决心和韧劲才能将其冲破，否则你就会被缠住，甚至勒死！1989年10月6日，战幕艰难地拉开。
地区公安局副局长白九龄率队出山，进驻松岭，收审人犯，依法搜查，收缴赃款52970元，发现5起行贿受贿案，初步打开局面。地区公安局又把此案交给松岭区接着办，但查证的难度越来越大，办案人不时受到人身攻击。有人写来恐吓信，“你再查下去，我就杀回松岭，取下你的头！”此案有前功尽弃的危险。
就在这个时候，张毅出任地委书记，1990年12月5日，他主持地级六大班子和政法、监察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专门研究彻查严办松岭户口案。他声色俱厉，向在场的人发出动员令。
1991年3月8日，在案件查处的关键时刻张毅再次主持常委会，成立了有三名地委常委参加的五人办案领导小组和有地纪委、公检法等部门领导参加的案件调查工作组。年轻的地纪委副书记段有山，在一次扑打山火中，十几天不下火线，一条腿因受风湿致残，现在他又一次冲锋上阵，带领100人的队伍，进行夜以继日的调查核查，45天后，他们凭着自己的智慧勇敢和对人民的忠诚，也凭着整整两麻袋的材料，终于使此案的责任者被押上法庭，或受当党纪政纪的处分。斗争是相当激烈的，我们没有篇幅展示更多曲折艰险的情节。
这一年的7月16日，大兴安岭地委在松岭区召开户口大案公开处理大会，全区十几万人通过广播或电视收听收看了这次大会的实况。全区人民终于松了一口气，多行不义必自毙，那些贪赃枉法者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处。人们怀着敬佩的心情望着坐在主席台上年轻的地委书记张毅。他带着一副黑框眼镜，眼神还是那么忧郁，面容还是那么严峻。
他在想，“树欲静而风不止”，腐败之风只会收敛而不会停歇。无论谁演变我们，内因是根本，腐败之风是不攻自破的缺口。因此执政党反腐败的斗争还要长期继续下去。也许因为这里地处僻远，会表现得更加激烈和复杂，他准备做长期不懈的斗争，直到下一个世纪。
时刻准备着！
（四）
二十三年前，当张毅乘坐着那艘客船，逆黑龙江而上时，有一个白净而温柔的女孩儿，正静静地注视着他。当他伏身舷窗，望着江中的炮艇时，她的心悬起来，急得呼叫他的名字。他回头望着她笑了，她却羞红了脸。她叫赵林，是刚刚在船上改的名字，她和三位女同学为了表示“志在边疆，保卫林区”的决心，每个人都改了名字。
张毅成了赵林的心上人，是因为他的“挺身而出”。在乘船来大兴安岭的一路上，他总是坐在最危险的右侧，一有动静，他首先想到的是保护同学。大约是在第一个冬季，他们伐木归来，走在山间的小道上，一辆爬犁疾驰呼啸而来，马上就要撞着同学，他迎面跑上去，紧紧拽着马缰绳，同学们闪了过去，他被重重地摔在雪地里。还是那个冬季，他们一起上山伐木，“顺山倒”的大木头，突然“迎山倒”了，一个女同学躲闪不及，被砸倒在地上，他跑过来，从雪中把她拉出，抱着她一气儿跑到公路，截一辆运材汽车，把她送到医院，医生说晚一点就没命了！
他们相爱了，定情信物是合资买了一块手表，那是张毅已当了小头头，整天领着大伙干活，没有手表怎么行！不久张毅就远走高飞了，沿着那条黄金古道，走上了领导岗位。赵林还是在开库康林场当卫生员。
张毅以超人的才干显示了光明的政治前途，他的周围有许多漂亮多情的上海、杭州的女知青，还有许多经常关照他的当地林场领导的女孩儿，而他却整天绷个脸，全然不睬。有一天赵林来看他，他们一起走进一片白桦林，脚下确实成片的红的紫的粉的叫不出名的花儿，枝头上有鸟儿在啼唱。张毅发现她面色憔悴，眼圈是青的。她哭着告诉他，她得了风湿病，肺上也有结核的阴影。
“咱们分手吧！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我不能影响你，拖累你！”赵林很坚决地说。
张毅用手轻轻地擦掉她脸上的泪……
他们结婚了，是在18站林业局工人宿舍里。虽然那时，张毅已当了林业局党委副书记，可他们的日子很清苦，吃饭的桌子是装书的纸箱上面铺一块玻璃板，衣柜是用白茬木板钉的，烧的柴火是自己上山捡的枝丫。
新婚之夜，张毅问赵林能不能答应他三件事。赵林说，你说吧。“第一，不能用我的职权给你自己和亲属办私事；第二，不能收别人送的礼；第三，别人托你找我办事，可以引见，但不能许愿。”赵林笑着说：“我全答应，这还不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