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我要采访老知青，黑河日报王锋社长热心推荐。我说，最好是现在还在黑河的，命运越坎坷越好。
他想了想说，还真有一位，不知道她现在还在不在。前几年我在爱辉区当副书记时，每年春秋防火，都在下面蹲点。那一年春天，我住在二站林场，当现场总指挥。火情非常严重，扑火大军全线压上，给养都跟不上了，场部商店能吃的东西全抢光了，我们几个领导也和大家同甘共苦，只能啃馒头喝冷水。那天清晨，我们要跟着大部队上山，招待所的一位女饮事员，给我们端上来了热气腾腾的饺子，她说，今天是端午节。原来包饺的面和馅儿，都是她从自己家里拿来的。为了这顿饭，她和来帮厨的女儿忙活了一宿。听口音，她们不是本地人。我一打听，才知道，那个女人叫李颖，是上海老知青，已经在林场招待所当了二十年的炊事员了！她们的真诚让在场的同志都很感动。从这次打火以后，每次在二站路过，我总想着看看这位可敬的大姐。
王锋给林场打了电话，李颖还在。二站公社当年的几百个知青，李颖是硕果仅存了。我们从黑河出发，沿黑河到嫩江的公路向西南方向，直奔二站而行。我们走的这条路就是当年为了应对中俄之战而修筑的古驿道。我请教了本省着名的历史学家李兴盛，他说康熙２3年，也就是公元1684年，清朝政府开始建立驿站，从肇源县的茂兴镇起始，经卜奎也就是齐齐哈尔到墨尔根就是嫩江到瑷辉，共修２0个驿站，做为传递信息、输送粮草，迎送官员的接待站。我们要去的二站就是从瑷辉出发向黑尔根和卜奎方向去的第二个古驿站。李先生介绍当年驻守驿站的“站人”都是“三藩之乱”失败的吴三桂的部下和后人。吴三挂原是明将，后降清，被封为平西王，驻守云南。康熙十二年到二十年吴和驻守广东的平南王、驻守福建的靖南王谋反，结果被清王朝平定，三藩的部属全部被流徙东北当了“站人”，而且不准他们迁移，不淮他们参加科举考试，不淮他们和汉人通婚。朝廷也不给奉禄，他们只能屯垦戍边、自给自足。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赶到了古驿站二站，看到的是郁葱葱的树林中一排排雅致的木顶红砖的房舍，已找不到一点“古站人”生活的遗迹了。接待我们的年轻的林场党委书记说，我就是当年站人――吴三挂的后代，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三百多年了。早年还保持云南人自己的生活习俗，一点点也被当地人同化了。现在已分不出谁是“站人”的后代了。
没想到“新站人”李颖却完全保存着上海人的风度，她说着生动的上海普通话，一身清爽的裤褂，和在上海里弄里看到的中年妇女没有什么两样。没想到饱经北大荒风雪的她还是很年轻，说起话来爽朗明快，笑声不断。门可罗雀的偏僻的小林场，摆出接待外宾一样的礼仪，我们几个记者坐在长条桌的一边，场领导陪着李颖坐在我们的对面，中间摆着水果和茶水。我说，我也是老知青，我下乡的哈青农场离你们这儿不远。王锋说，那儿他也去打过火。不几分钟，大家像老朋友一样谈笑起来。但是李颖的故事还是让我们的心里很沉重。可她还是笑着说的。
“我是上海四平中学69届初中生，1953年生的，1969年清明节那天，从嫩江下火车，坐汽车到了二站公社卫疆大队。一下车，我们２3个小上海全傻眼了，一个像睡着了小屯子，只有一片小土房，连电灯都没有。我们流着眼泪挤进老乡家的小土炕，吃着难以下咽的小米饭包米馇子，晚上连厕所都找不到。第二天，我们就自己动手盖知青大宿舍。盖完房子开始种小麦，地里的雪都没化，活很累，我们都默默地忍受着。这个地方，气温低，小麦产量低，一个工才分8分钱，老乡很穷。我们的日子也很难熬。后来队里让我到食堂当事务长，那是个很难很累很苦的活儿。缺菜少肉没油水，那伙食太难办了，我想了许多办法，尽量让大家满意。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此我不知掉了多少眼泪。那时我们村里有个叫金殿文的机务队长，比我大六岁。常到食堂帮我，有时给我们挑水，有时帮我到黑河买菜，碰到什么难事帮我出主意。有了这样的依靠，我的日子好过多了。我从小没有母亲，在家对父亲特别依赖，现在我又特别依赖金队长了。村里孙书记看出了我的心思，就对我说：‘姑娘，你在这儿太不容易了！早点找个主吧！金殿文是个好人，真心对你好！我看你俩淮行！’后来金殿文自己也来找我，他不会说什么，只是说，我会对你好一辈了，不能让你再遭罪了！
我给家里去了信，父亲和继母都反对我和他结婚！我想你们也救不了我，我还是自己安排我自己的命运吧！197２年我和老金结婚了，自己盖了房子，日子很舒心，第二年生了儿子金龙，过两年又生了女儿金凤。日子越过越兴旺，全家人都很开心。当时有的青年开始返城了，也有办了离婚手续走的，可我一点也没动摇！我舍不得老金和我的一双儿女！大队后来还让我当了两年民办教师，搞复式教育，我同时教一二三个年级的课。我还当过接生员，学习过计划生育手术。后来全队只剩下了两个知青，又把我调到乡办企业工作。”
说起自己的种种经历，李颖谈笑风生。可是命运对她实在不公，1978年她的靠山崩溃了――正当盛年的老金得了直肠癌！李颖领着他到黑河住了四个月的院，他们花掉了所有积蓄，卖掉了住房和家俱。知青办给了她２000元的困难补助。李颖又领着丈夫来到哈尔滨的肿瘤医院，只住了3天，老金坚决要求回黑河，他不希望为自己再白花钱了！回到家9天以后，他去世了。临终他对李颖说：“我对不起你了！你快点找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嫁了吧！为了你，也为了孩子，我求你了！但孩子别改姓！还有，结婚时你给我的那块上海手表，送给我哥吧！是他领我到黑河，才能认识你！留个纪念……”
李颖擦干了眼泪，领着6岁的儿子和4岁的女儿寻找一家人的生路。她是一个挣工分的农民，没有任何生活来源；她住在一个小土屋里，没有任何财产。她想到了回上海，可家里没有能力接纳她一家三口人。她一遍遍地领着两个孩子到黑河上访，那时知青办早就撤消了。令人尊敬的县委书记吴龙洲一次次地亲自接待了她，为她安排住处，把她和孩子领到自己家里吃饭，临走还给她拿几百块钱。开始县里想把她安排到冰棍厂当工人，但是那点收入是不能养活三口人在城里生活的。后来把她安排到了二站林场，因为她有文化，当了检尺工人，整天钻林子，冬天跟着采伐队在大风雪中拉套子。场里不忍心让她再吃苦，又把她调到食堂干老本行。林场又给了她家安排了一套房子，每天还有一元七角九分的固定收入，一家人开始了有了温饱的新的生活。
林场的热心人都关心着场里惟一的这个上海知青一家人，他们想方法周济着她们，有的送柴，有的送米送面。可这总不长久。大家张罗要为李颖找个老伴。正好场有个叫任国坤的山东人，人老实，能干活，又没过结婚。只是面像长得老，有点配不上细皮嫩肉的上海姑娘，那一年李颖才２7岁。别人介绍他们见了面，李颖只问他一句话：“你能不能对孩子好！”他实实在在地说：“你放心吧！我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儿女！”她还让老任作出承诺，她可以和他结婚，但不能为他再生孩子，这两个孩子能拉扯大就不容易了。老任点头答应了。就这样他们组成了新的家庭。李颖说，我不是为了爱情，是为了生存！为了孩子们能少受些苦难，能长大成人。这是他父亲的嘱托，我照办了，对得起他了！
结婚很久，李颖才知道，老任比他大十岁。为了和她结婚改他了年令。结果出了笑话，李颖现在退休了，每月退休金1450元，而老任还在工作岗位上，每月600多元钱。说着，李颖大笑起来，好像在说别人的故事。“啥们老头对我和孩子可好了！”这句话，她说了好几遍。她说，老任很能干，结婚后我们自己开了一片木耳段，养木耳挣了几万块钱，供两个孩子念书，他把儿子金龙送到教学质量比林场好的锦河农场中学，一直供到林校中专毕业，现在也在林场就了业。他总惯着孩子，想吃什么想穿什么，他想方设法给做给买。要是他们想吃月亮，他都敢上天！孩子住校时，他跑几十里给送吃的。有时就是一罐咸菜，他也跑一趟。这老头心肠可好了！没想到后来也拿出山东人脾气和我“耍驴”――“你也不给我生个孩子，我这不成了‘拉帮套’的了！”后来我经不起他的磨，1984年又为他生了个姑娘，这孩子可孝心了！这三个孩子可亲了！老头每天掂念着三个孩子！全家人过得可热火了！”
上海的亲人也掂念自己的孩子李颖和他的一家。年近八旬的老父亲写信让李颖领着孩子们回来看一看。他很后悔，在李颖最困难的时候没能给她们帮助！２003年李颖领着小三和她的男朋友回到阔别多年的上海。亲人的泪水化解了过去的所有恩怨。浦东浦西的巨变，让他们自豪，但是并不留迹。父亲和继母都想把李颖的孩子留在上海。小三小两口置办好结婚用品，就催着母亲回到了黑河。上海是他们的梦，而黑河才是他们实实在在的家。现在李颖的两个女儿一个嫁到黑河，一个嫁到的孙吴，两个女婿都很优秀！林场的领导说，李颖的两个姑娘都很漂亮，还是当年上海女知青的气质。
官方会见结束后，我们跟着李颖到她家看一看。一栋职工的红砖房，李颖家的小院和别人一样围着整齐的木栅栏，院里的甬道两旁栽种各种绿油油的菜秧，那是他家老任头精心栽培的，他知道那个孩子爱吃那样。可惜我们没能见到这位知青的亲人。进了屋，使我看到了别的职工家不一样的景色，屋里的一切都是那么干净整洁舒适，如我们在上海看到普通人家的摆设和生活方式。李颖说，她退休后的生活是每周抽时间到山上看一看育林的老任，给他送点吃的，帮他洗洗衣服。再就是帮儿媳妇照顾小孙女。“新站人”李颖说着自己的幸福生活，眉宇间写满了笑意。
我想，李颖可能和那位已经当了党委书记的“站人”的后代一样，在这个古驿站上，一辈辈一代代地生活下去。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他们来到了这片祖国边塞的土地上，他们毕竟在这里流过汗流过泪，这里还埋着他们的亲人。当然也是他们生死相依的家乡。
（朗诵提示：文中王锋的介绍和李颖的回忆最好都由另外的人朗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