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爱辉回来第二天，我们营也进入了一级战备。我和小吕抓紧写准备打仗的稿子，但总不相信真能打到我们这儿。一天深夜，突然一声巨响把我们惊醒。孙协理员传达上级命令：苏修部队正在过江，营部全体马上向山里转移！这下子营部乱套了，那些“黄棉袄”还有些经验，几分钟就打好了行李；“黑棉袄”都有家有业，孩子老婆哭天喊地，舍不得扔下坛坛罐罐。我和小吕，烧毁了所有的手稿和报刊资料，然后又消灭了昨天家里寄来的红肠。（红肠吃了无所谓，手稿烧毁可能使未来的文学馆少了几件珍贵的文物。）天亮之前，我们背着打印机，与拖家带口的营部将士一起撤出驻地。中午时分，我们进入一片白桦林，棉衣棉裤全被汗水湿透了，一个个筋疲力尽，饥肠辘辘。正拿出脸盆准备化雪做饭，孙协理员高声宣布：此次军事演习胜利结束，我代表营首长向大家表示慰问！操！我和小吕真想把这盆雪水倒到他的脸上。
后来知道，这次行动是老孙策划的，只有教导员和营长知道。连我们最好的哥们都没告诉。老孙解释说，这是军事秘密！我们罚他请我们喝了一次酒才算了事。别看老孙是个“黄棉袄”，和知青都是老铁。白天，他对我们进行再教育，晚上到了知青大宿舍，他就接受我们的再教育。有一天，他看到我在《黑龙江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批判凯洛夫教育学的文章，他就问凯洛夫是干啥的？我说，是苏联伟大的教育家。他说，我有了儿子就叫他妈的孙洛夫。后来，他真有了儿子，还真叫孙洛夫。前两年那孩子在东北林大毕业了，为了工作的事还来找过我。后来，同在哈青战斗过的哈尔滨知青蒙宏帮他找到了工作。
其实我们当报道员的故事还有许多，还让吕永岩给你讲吧！他现在沈阳军区当专业作家，讲故事是他的常项。
1970年7月的一天，２4岁的我自己扛着行李走进佳木斯的兵团总部，在三楼《兵团战士报》的办公室安下一张办公桌。和我同一个办公室的有原东北农垦报老编辑赵安昌、夏雪云。老赵淳厚，但谨小怕事，说起话来慢条思理。老夏明快，说话的时候总是很激动的。他们丰富的农业方面的经验使我受益非浅。后来我们的办公室又从16团调来了杨楠，他很有内秀，字写得漂亮，他的父亲是哈尔滨有名的书法家。他先笑后说话，说话时又满脸严峻。可能因为话少，又很严肃，以后调到中央组织部当上局长。我们几个人组成经济编辑室。和我们隔墙的是政治编辑室，首位是来自沈阳军区《前进报》的军人编辑张洪林，他细仔周到，研究什么问题都是常有理。二把手是特哲学的李惠东，表面严肃，其实好玩好闹，后来成了我们知青嘲弄的象，他家是我们的“斐多菲俱乐部”。和他同屋的还有勤快的上海知青李善宇、精明的佳木斯知青王咏江。和他们对门的是文艺编辑室，为首的是老编辑周书年，他最早发现培养了梁晓声、肖复兴等一代知青作家，但对我的诗并不欣赏，因此灭了我的诗人梦。中国知青文学的发源地是北大荒，兵团战士报功不可没。他曾借调２0团的郭小林（郭小川的儿子）给他当助手，后来这小子又跑回去了，说在报社没啥意思！我们当时经常唱他的“兵团战士胸有朝阳”。后来又调来了当过军旅作家的文采斐然的熊道衡。（说到他，我很内疚，那时我们总爱和他开玩笑，如冒充女知青约她幽会，把报上刚发的稿子当约稿，半夜再转给他。后来他因肝病去世了。）和我们对门的是通联室，当头儿的是1963年下乡的北京老知青张宝贤，戴着一付透明框的眼镜，能说善侃，一付热心肠。他的一双儿女――“亦工”和“亦农”，我们叫他们“一公”和“一母”。小吕是他的助手，是报社的小管家，杂事烂事他全包。他到沈阳军区当兵后，又调来了16团上海小知青曹焕荣，他像小吕一样勤劳，更善交际，文字也练得不错。那年政治部有一个上北京广播学院的名额，我亲自组织了报社知青和宣传处知青的“对决”，他们推荐尚绍华，我们推荐杨楠，杨楠体检不全格（让我们弄巧成绌，给乎悠成了高血压），最后把正在19团蹲点的曹焕荣找回来顶数——他成了得利的“渔翁”。（后来他们三人都调到了北京，杨楠在中组部，小尚在中国妇女杂志社当副总编，小曹先在中央广播电台后又到人民日报，现在华东版当社长兼总编。我本想为他们的戏剧人生写一部《三人行》。）还有一个美术编辑室，在上海美术学校当过老师的四川人颜鸿蜀当家，他是为情而来，跟着他热恋的女学生王珠珍，跑到了北大荒，小王后来从5团调到了兵团子弟校当都老师，常给报纸画插图。颜老师的助手是后来都成了名画家的北京知青扬学成和杨家滨。
坐在我们经济编辑室隔墙的是我们报社的最高领导，来自《前进报》的“何贺”首长。何伦元为总编辑，瘦高个子，满头银发，善于沉思，改稿子很精细，字很小，很难认，但逻辑严谨。贺晋原为副总编辑，健壮敦实，秃顶，说话明快，湖南腔很好听，改稿子总是大杀大砍，但我稿子中的错字他都给改过来。两个人经常吵架，老何慢声细语，老贺高声喊叫。我们听到动静，赶快去找他们的老战友张洪林，他是合稀泥的高手。他嘻哈哈一说，那屋里就静下来了。其实也没什么大事，都是因为稿子的事。那时办报很难，很怕有什么差错。我们的前任老总因为把胡志明的遗嘱发在一版受到批评（善良的胡老先生劝中苏不要再吵架了），还因为林彪事件之后我们发了一篇文章“政治工作要和风细雨”，兵团政治部段主任把我们好顿骂：“林彪都要武装政变了，你们他妈的，还要和风细雨！”据说那篇稿子的编辑就是特哲学的李老师。何贺转业后接他们班的是老农垦的宣传部长吕正衡，在他的精心运作下，兵团战士报转轨为农垦报，进入和谐发展的新时期，成为全省最好全国一流的企业报。“何贺吕”都有恩于我，他们的言传身教，让我明白了许多作文和作人的“ＡＢＣ”。他们对知青特别关爱，逢年过节总是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吃饭，那时我们很不懂事，从没给他们送一份礼，也没为他们家干一点活。更对不起的是吕总，在他执政的时候，我们这帮知青一个个“胜利大逃亡”，后来连“伪知青”李惠东也跑到省报了。每个走的人，他都真诚相送，在喝酒的时候，我看出他很伤感。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也许《兵团战士报》泛善可陈。但对经济工作，对农业生产的突出报道是难能可贵的。当时李先念批评兵团的生产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兵团首长很着急，我们也是全力以赴推进发展。当时正逢“农业学大寨”的热潮，我们报纸连续发表学习大寨的“社论”，由“第一支笔”李惠东操刀，在写到“六论”时，李老先生积劳成疾（主要是抽烟太多），突然昏到在办公室，作为“第二梯队”的我只好化悲痛为力量，接过的李老师的笔。我又写了几篇“社论”。后来怕写社论累死人，我以“梁丰”署名写过许多鼓吹以农以主多种经营的小评论，受到了浦更生副政委的表扬。他还在办公室接见了我，好一番鼓励，还亲自给我出了许多题目。后来我也自以为是“专家型记者”了，全兵团的许多生产数字、农业政策，我也可随口说出，在以政治报道为主要任务的记者中也是“凤毛麟角”了。
在《兵团战士报》工作的六年时间，有一半的时间在基层转悠，或采访或为通讯员办学习班。我充分领略了那片神奇的土地上的风景。三江平原的坦荡无垠，完达山的斑斓绚丽。春种时节，无数台拖拉机破冰种麦，在广阔的雪原上翻起滚滚的黑浪；秋收时分，望不到边际的金色的海洋里，飞奔着红色的康拜因的舰队。那是我永挂心间的无以伦比的壮丽图景。但是更难忘的是我结识的同行的知青朋友，他们的人生风景我一辈子也看不够。兵团报社最大的贡献是通过自己从连营团到师和兵团总部的通讯报道员系统，为自己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新闻人才、文学人才和领导干部。那种经常的半专业的培训，不断的实践再实践，使本来就有丰厚的城市文化积累这些青年人如虎添翼，显示出非凡的才干。现在担任省地市级以上领导职务的老知青，很多就是从当报道员开始走向仕途的。在北京、上海、天津、浙江、黑龙江的重要新闻单位中那家没有从兵团起步的领导骨干。
我认识黄海时，他在三师当报道干事，说话有点结巴，但不影响他见了我们就神聊穷侃。他思想很丰富，信息量很大，但没有想到他以后能编辑邓小平选集和成为中国流通领域的专家。三师报道组还有两位能干的女将，高惠珠现在在上海的一所大学里当宣传部长，丛丽杭在黑龙江日报当过部主任，已去世多年了。我发现张持坚时，他还在50团的一个营当报道员，他的新闻敏感和精细的采写作风，让我很吃惊。本来团里师里都要调他，但因为他的家庭问题被耽误了。所谓家庭问题，是他的一位香港亲属文革中在他上海的父母家住过一夜，后来被人举报了。我把这个“绝密材料”向他透露，他让家里很快搞清了问题，就被调到了兵团报社，后来调到新华社，还当了分社的领导。我以为张持坚是中国一流的优秀记者。他的几十本采访笔记可以做为新闻系最好的教材。在50团我还认识了说话和思维都很快捷的上海知青方存忠，这小子从小就是当官的料，不过他后来当上哈尔滨市委副书记，是因为他富有远见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哈尔滨姑娘。那年正是“五一节”，我走到“红五月”农场时认识了相识恨晚的同是六六届的上海知青刘允洲，我们在场部的那片小树林里走了很远，没想到后来成为中国新闻改革前卫人物的他，命运会如此坎坷。我还想到了，在54团采访高崇辉时认识的胡玉森，在18团采访麦收大战时认识的张佑臣，这俩位土着青年的质朴真诚，勤奋好学，使他们显示了城市知青一样的才华，因此成为北大荒新一代报人的领军人物。
那是1971年的一个春夜，我在报社见到来自独立二团的三位才情和风貌都很动人的青年，两位男青年都是戴着眼镜，都是一表人才的陈可雄、何志云，还有温婉清秀的陆星儿，他们谈吐儒雅，文字激扬。如今一个报道组的这三个人都成了中国颇有影响的作家、评论家。
我时常梦见这些朋友，他们还像年轻时那样青春勃发。后来听说，可雄和陆星儿结婚又离婚了。去年听说星儿已经殒落了，是因为癌症，我心里很难过。在香港工委当组织部长的杨楠参加过党的十六大后，也久无音讯了。前几天在街上碰到了他年迈的老父亲，他说也很长时间没有接到他的信了，过春节时，他爱人和女儿回来过。
亲爱兵团的战友们，我真的好想你们！
在这个温暖和明媚的春天里，我又想起了那些个遥远的春天。这时窗下的草地一片葱绿，迎春花落了一地黄金甲，桃红开得灼然耀眼，紫丁香刚绽出成串的花蕾。我在想着自己的心事。如果说在新闻界、文学界我还是个“名角”，演出过几出精采的大戏，那“童子功”是在北大荒的风雪中炼就的。在行将退出舞台的时候，我想起了那初的亮相，虽然有些幼稚和青涩，但那却是我最亮丽的人生风景。也是我们一代人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