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一九四八》从逻辑起点上解构了《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存在根基。但是尤凤伟的解构并不是为了从中寻找破碎的快感，而是为了更可能真实地还原出历史的质地。所以，在创作中他特别注意从人性的诡秘之处来发掘“土改”那段历史的复杂性。譬如胡发不肯要不义之财--地主的土地，可是在小说中这个细节的设置并不是为了说明农民有多么高的觉悟性--是一群对“他人”财产丝毫不感兴趣的谦谦君子，相反是为了表现农民以及“土改”更为复杂、深层的社会心理。在“土地改革”初期，农民们确实对“打土豪，分田地”没有太大的兴致，这从《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写发动群众的艰难中也不难看出。这种“艰难”一方面来自农民对乡村社会秩序的认同与维持；另一方面也源于害怕地主报复的心理。但是当农民与地主的身份被打破并颠倒过来的时候，特别是没有了怕“报复”的后顾之忧时，沉睡在农民内心深处的占有欲望和贪婪心理就会浮出地表，并对“土改”的进程产生影响。
《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都没有去直视人性中的这种贪婪欲念，最多是怀着逗趣的心情描写点农民自私的小心眼，如老孙头、顾长生的娘等都属此类。《一九四八》对被这两部小说所回避、忽略的内容作了深刻地剖析：出身于雇农家庭的胡顺对“革命”似乎有着天然的亲近感，积极、主动地配合工作队展开工作，很快成为一名积极分子。这个人物若是放在上述两部小说中，自然是一位不折不扣、带领农民起来革命的觉醒者。但是在《一九四八》中，作者没有滞留于人物的表面化，而是着重揭示了其内心世界的波澜。当他被批准成为民兵时，首先想到的是“有了枪就不一样了，不仅威风，还能偷偷到山上打兔子、打山鸡，过年就有肉吃了”。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民兵身份对村中的富人有威慑作用的时候，他便赶在“土改”前偷偷向他们“借”来了向往已久的皮袄、棉衣、大头鞋以及狼皮帽子等。面对以往那些富贵、傲慢，如今却低三下气、是“参军”。现在看到的只是其中的第一部分。
细声细语使劲往其怀中塞东西的地主，胡顺心花怒放、舒坦异常，禁不住喊出了“土改早就该来了呀，干吗要等到今天呐”。无疑，农民对“土改”的热爱是与对“物”的占有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从农民执意要打死地主李金鞭的高涨热情中也能反映出来：把土地、房屋完全上缴了的李金鞭，为了替自己保存下一点财产，把剩下的一千块银元埋到了野外的两棵树下。但是在群众的棒打之下，他很快就放弃了反抗，把人们带到了第一个匿藏点前。看着被挖出来的五百块银元，农民们最先感受到的是每户可以分到两块半的喜悦，但随之而来却被更大的恼怒所攫取：“这个狗地主口口声声没有了，结果还保留这么多，没准还不止这些呢。‘叫他全部交出来！’‘两块半够买个吊！’‘还得叫他交！’‘不全部交出来就揍死他！’人们狂喊着。”在又一阵鲜血淋漓地逼问、拷打之后，李金鞭终于把最后的五百块银元也交了出来。可是群众的热情已被白花花的银两彻底地唤醒、激发了出来，他们明明知道要求焚香起誓的李金鞭已经是一无所有了，可还是活活地打死了他。打死他的直接动因并不是对其以往所犯下罪行的痛恨，而是对从其身上再也榨取不出财富的恼怒。
《一九四八》中除了对法制、人性等展开追问、改写之外，还对“土改”中的爱情进行了新的构筑。爱情是人性中被公认最复杂、最矛盾和最难以说清的情感之一，但是《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爱情是简单、阶级化的爱情，基本上可以分为高尚与厮混这样两种类型。
《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主题不是反映爱情生活的，充其量只是起到调节气氛、服务主题的作用，但是在仅有的一点爱情、婚姻描写或情感纠葛中，也不难分辨出两位作家的写作套路：首先，只有贫苦人与贫苦人之间才有真正、高尚的爱情。如《暴风骤雨》中的农会主任郭全海与童养媳出身的妇女积极分子刘桂兰，就是作者所树立的爱情样板。《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农会主任程仁与黑妮之间的爱情描写被不少人视为突破了“阶级”的禁区，这也是不少研究者认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思想上深刻于《暴风骤雨》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实不然，小说中的黑妮虽然是地主钱文贵的侄女，并跟随他生活多年，但是丁玲在叙述这个人物时有意识地突出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一方面反复说明、交待黑妮的不幸身世：五岁时就死了父亲，生活不下去的母亲被迫嫁了人。她则被钱文贵以“兄弟的一点骨血”为由强行留在了身边；另一方面还着重强调了黑妮与钱文贵的一家有着“本能的不相投”，并说钱文贵一家只是把她当丫鬟来使用。总之，黑妮与钱文贵完全不是一回事，二人有着泾渭分明的界线。尽管黑妮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是穷人的穷人，不是贫农的贫农，但是至此还是不具备与穷人的带头人程仁谈情说爱的条件。一直到小说快结束的时候一当黑妮终于与钱文贵彻底决裂并投靠了贫农大伯父钱文富时，其实也就是黑妮在身份上变成了真正的贫农时，作者才安排两个年轻人重新聚合到一起。
丁玲绕了一个大圈，最终还是按照“阶级”的划分来匹配婚姻的。其次，坏人与坏人之间是没有什么爱情的，他们往往长相丑陋、阴险，生活腐败而糜烂。如江世荣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恶贯盈满的大地主，他的老婆在小说中被称之为“破鞋女人”。作者借这个人物出场时是这样介绍两人的关系的：“这个妖精一样的女人，又瘦又小，吊着一双老睡不醒的眼睛，脊背上披着一绺长发。原来她是一个邻村的破鞋，在江世荣做甲长的时侯便搬过来了，也没有三媒六聘，也没有坐轿骑马，就住在一起了，算是他的老婆。”在作者的眼中，江世荣与他的老婆没有合法的婚姻关系，只是一拍即合式的鬼混。不但地主的老婆是“破鞋”‘的最佳扮演者，就连他们的后代--女儿，甚至包括儿媳妇往往也是其衣钵的继承者。如《暴风骤雨》中地主韩老六之女韩爱贞，就是被极力“破鞋化”的一个。为了父亲的利益，二十多岁的韩爱贞不但陪日本宪兵官睡觉，还用姿色、美酒来诱惑、勾引负责分地的杨主任，活脱脱的一个妓女形象。问题是，这个自小生活在农村的女孩子为何会形成如此淫荡、没有廉耻的性格？再者，她的父亲为何愿意如此作践自己的亲生女儿？这些违背常识的东西作者在小说中都没有予以解释，似乎都是些不证自明的问题。除了地主与地主的家人喜欢放荡的鬼混之外，其他的坏人也是如此，如外号叫张二坏的农会副主任张富英是钻进革命队伍中的坏分子，他坏的主要罪状之一就是与有夫之妇、被称作“破鞋烂袜子”的小糜子打得火热。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爱情、婚姻是隶属于阶级的。在这个阶级框架的制约之下，爱情与婚姻只能在两条路上滑行：好人的爱情是崇高、无私和有尊严的，坏人的爱情则都无一例外的是阴暗、潮湿和见不得人的。
《一九四八》中的爱情宛如是对高尚、卑劣爱情模式的抗争，小说中的主要爱情线索都是与此相关的。小说中有两个令人深思的爱情故事：一个是工作队的卜队长与地主儿媳妇小婉之间的悲欢离合；另一个是地主夏世杰与其小老婆之间的生死之恋。前一个是跨阶级的爱情，即发生在革命者与被革命者之间的爱情故事；后一个是地主阶级内部之间的爱情抒写。显然，这样两个违背了阶级论，绝对不可能在《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现的爱情故事是不会有美妙的收尾的。尽管作者尤凤伟可能很希望给相爱的双方一个美好、公正的结局，但当时的历史语境决定了这只能是一个奢望。卜队长对地主儿媳妇小婉的爰是真挚、无私的。小婉虽是地主赵祖辉的儿媳妇，可由于她是贫苦出身，与赵家门不当、户不对，所以赵家在生活中处处欺侮她，还惨遭了赵祖辉的糟蹋。卜队长与美丽、清秀的小婉最初相识时，其实并不知道她是地主的儿媳妇。待了解了她的悲惨处境后，卜队长决定“土改”一结束，就让小婉与赵家离婚，之后把小婉带走。两个人爱的是真心实意的，但是其他人却不认可这场跨阶级的爰情：他们认定卜队长爱上小婉是革命意志不坚定、经受不住“美人计”诱惑的表现，给“工怍队留下了难以洗涤的耻辱”。一个原本建立在男欢女爱基础上的爱情故事，仅仅是因为不属于同一阶级的人就被解读成“勾引”与“被勾引”的关系。结果是卜队长被清理出了革命队伍，遣送回了老家；深受惊吓、侮辱的小婉则变成了整日在街头游荡的疯妇。
如果说跨阶级的爱情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修不成正果，那么地主阶级内部的爱情更是难以善始善终。地主夏世杰有两个貌美如花的老婆，却惟独与小老婆吕月感情笃厚。吕月不但是个俊女子，而且还上过学堂，有胆有识。当年是违背父母意志自作主张嫁给夏世杰做小的，她的人生格言是“宁为俊杰妾，不为懒汉妻”。尽管夏世杰在内心对大老婆没有什么感情，这也是导致其纳妾的缘由，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却坚持恪守夫道。因此，一夫两妻，相处得倒也相安无事。只是没有想到的是，在“土改”的控诉大会上，村子里的光棍兼二流子的夏发子眼馋夏世杰的艳福，向工作队和贫雇农团提出分一个给他的要求：“俺夏发子三辈要饭是雇农里头的雇农呀，土改俺夏发子冲锋陷阵是有功之臣，分给我个老婆也是应该的呀！”就这样，工作队、贫雇农团把不是明媒正娶的吕月分给了夏发子。相爱的人被拆散了，不爱的人却不得不生活在一起。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的夏世杰与吕月分外地痛苦。好在这时缺粮食吃的夏发子提出了条件，夏世杰每与吕月幽会一次，须向他缴纳一升的粮食。夏世杰感恩戴德地答应了。一个冬季还没有过去，夏世杰却再也拿不出一粒粮食了。绝望中的他想到了自杀，在正月十五的晚上，他与吕月赤身裸体地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服毒死了。
《一九四八》中的两个爱情故事都是以悲剧来告终的，但是在悲剧中作者却展示出了爱情的力量。被赶回家的卜队长冒着危险回来寻找小婉，目的只是想替这个已疯掉的女人洗清冤屈并把她接回自己的老家。夏世杰与吕月在死的时候虽然没有实现葬在一起的愿望--人们强行把两人分开了，一个葬于村前，一个葬于村后，但是20年后，知青们却被夏世杰的惊心动魄的爱情所震撼，称他为“世上少有的情种”。这个故事的结尾也意蕴深长：知青们给两人合了葬，并从附近的山冈里挖来了一棵小树栽在了坟前。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棵小树长成了参天大树，还开出了红色、美丽的花朵，树的名字叫“合欢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