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多菲，我为你来。你在那里？请快告诉我！”
其实，裴多菲并不难找。他就站立在多瑙河左岸，伊丽沙白桥边的那一片绿茵茵的草坪上。到布达佩斯的第一天，我就见到了他。裴多菲还是那么年轻，还是那么潇洒。他站在高高的方形的石座上，右手举向天空，左手拿着诗稿，卷曲的头发下一张激愤的脸，他张着嘴，在大声朗诵。他头顶的蓝天上有白云飞过。这是一座青铜的雕像，那碑座上镌刻着金色的字母“BETOFI”。这座雕像和草坪组成了这座城市最伟大的“3月15日广场”。那广场上闲散着自由的人群，回响着孩子的笑声。
那是1848年风云激荡的春天，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在匈牙利引发了反抗奥地利统治、反对农奴制，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运动。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就是年轻的诗人裴多菲·山道尔。他在佩斯组织了进步的知识分子团体，经常在内城的一家咖啡馆讨论革命问题。3月15日，在他们的组织下数以千计的市民走上街头，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封建统治，示威群众集合在民族博物馆广场--就是现在的“3月15日广场”。裴多菲站在一个高台上激情朗读他连夜写出的《民族之歌》--
“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
是时候了，现在干，还不算太晚！
愿意作自由人呢，还是作奴隶？
你们自己选择吧，就是这个问题！
向匈牙利人的上帝宣誓，
我们宣誓，
我们不再继续作奴隶！”
裴多菲的诗句，如号角如战鼓，激励着市民们冒雨游行。那一天，整个佩斯城人都在传看着印着《民族之歌》的传单，更多的人走上了街头。游行群众冒着如注的大雨，走向市政府，逼迫市长在他们的政治改革纲领“十二条”上签字并派代表向总督提出民主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奥地利皇帝被迫接受匈牙利人民提的条件，准许匈牙利独立。匈牙利的民主革命取得初步成果。
这时整个匈牙利，整个欧洲都对裴多菲这位年轻的诗人刮目相看了。他1823年1月1日出生在远离布达佩斯的小镇基什克勒什。本来我们提出了访问裴多菲故居的计划，可是因为路途远、日程紧，只好放弃了。新华社驻匈记者介绍，裴多菲的故居是一座旧式的农家院落，一间芦苇覆盖的草屋，院后一口木架的老井。他的父亲是村里的屠户，母亲是农夫。少年的裴多菲爱读书，但学习成绩并不好，父母艰难度日，勉强供他读完中学。为了生计，他当过兵，还当过流浪艺人。他乘驿车和雪橇浪迹全国，他经常夜宿小酒店、小客栈、军营和偏僻的农舍，他熟悉了下层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这为他后来的诗歌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他从15岁开始写诗，1842年在刊物上发表了处女作《酒徒》，它取材于流浪的路上听来的民歌--“美丽的少妇呀！酸的酒……甜的吻……/我的两腿打战，而且永远不停；/老板娘，亲爱的，快点拥抱我吧，/你不要等待，难道让我昏迷倒下？”--从此之后，裴多菲一发而不可收，创作了大量为人民喜爱的诗歌。1844年他在佩斯的一家文学刊物当上了助理编辑，很快成为了闻名遐尔的大诗人。他一生写了849首诗。德国诗人海涅十分看重裴多菲，他曾经说过：“在这个充满病态和深思熟虑的社会中间，这样出乎意外的健康和单纯，致使我在德国找不到一个人与他并列；我自己只有少许这样的自然声籁，这个农家子弟富有自然的声籁，有如一只夜莺。”在中国是鲁迅先生第一个认识裴多菲、向中国介绍他的。1925年鲁迅亲自翻译了裴多菲的五首诗，让中国知道了这位匈牙利的爱国抒情诗人。而革命诗人殷夫（白莽）用中国五言诗的格律翻译了他的《自由与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后来被鲁迅在杂文中引用，而被更多的青年接受，五十多年来为全中国人传诵，成为经常被引用的人生格言。如果直译，这首诗为：“自由和爱情！/我都为之倾心。/为了爱情，/我宁愿牺牲生命。/为了自由，我宁愿牺牲爱情。”我以为就是这样译，也不失为一首好诗。殷夫是裴多菲的知音。因为他们都是为人民献身的革命诗人。鲁迅赞誉这位1931年2月牺牲的“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诗“是对先驱者爱的大纛，也是对摧残者憎的丰碑”。他的《别了，哥哥》也为许多中国人熟知。
我再次拜访裴多菲是在离开布达佩斯的前一天，我参观了离“3月15日广场”不远的裴多菲文学博物馆。那是一座并不高大的老楼，身处繁华的商业区却显得格外的冷清。在二楼的展厅里我看到了那发黄的诗稿，那上写满诗人对祖国、对人民的爱恋；我还看到了他美丽的妻子森德莱·尤丽亚的照片和她穿过的桔黄色条纹的连衣裙，裴多菲在和她生活的三年中为她写了120多首爱情诗；我还看到了那个随着裴多菲到处流浪的帆布箱，那里曾装过他最爱读的书和每天都在增加的诗稿；我也看到了裴多菲穿过的那件还挂满硝烟的战袍和那把已锈迹斑驳的战刀，还有那份已字迹摸糊的战场死亡证明书，那上证实裴多菲1849年7月31日在西格什瓦尔的战役中阵亡，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零七个月……眼前的这一切让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敬重和痛惜一起涌上心头。
匈牙利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历经曲折。就在1848年的秋天，不甘心失败的奥地利王朝，又纠集沙俄军队一起向匈牙利进攻。英勇不屈的匈牙利人民奋起反抗，裴多菲拿起了笔号召人民，也拿起了军刀上战场。他担任国防军总司令贝姆将军的副官，也冲杀在枪林弹雨中。1849年夏天，沙俄出动了14万大军扑来。匈牙利虽然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战败。在西格什瓦尔战役中，裴多菲消逝在峭烟迷漫和尸横遍野中，有人说他战死，有人说他被俘，也有人说他逃亡国外。匈牙利人在猜测，在寻找。1930年有人在维也纳档案馆发现了一份当年奥地利军队的一名联络官写的证明材料，说他在西格什瓦尔战役后在战场上看到一具身穿黑衣的尸体，根据相貌、胡须和佩带的勋章，可以断定死者就是裴多菲。这份证明大概就是我在博物馆看到的那一件。此后，裴多菲便被确认为真的在战斗中牺牲了，因此受到匈牙利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尊重和爱戴。
但是裴多菲没有战死的说法一直没有消失。对他的下落的争论到了上世纪的80年代更加激烈。1989年，一位名叫莫尔毛伊·费伦茨的匈牙利私营企业家，自愿出巨资，组织匈牙利、前苏联和美国专家参加的考察队，要搞清裴多菲的真实下落。他们根据各种可靠的材料认为，裴多菲的战斗中没有死，而是被俘获后流放到了西伯利亚了。当时苏联正推行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许多历史档案已公开，考察队竟然在1849年的被俘名单中找到了裴多菲的名字。后经一个80多岁的莫斯科老人的指点，他们找到了座落在贝加尔湖以南四五十公里的巴尔古津诺村，这里也是当年中国的苏武牧羊的地方，交通闭塞，贫穷落后，大半年的风雪交加、天寒地冻。经当地政府同意，他们挖掘了这个村的21座古墓，在7月17日，发现了一座墓主的头骨，匈牙利的一位专家认定这就是裴多菲的遗骸。因为诗人生前的头颅形状很特殊，而且长着很显眼的虎牙，这些特征和头骨完全相同。他们又挖出了整个尸体，和已掌握的其他特征相比，无任何矛盾之处。按着人体规律，在每3亿人中才有可能出现一例结构相同的人。而当地居民一百多年来一直传说，这里埋葬着一位“匈牙利诗人”。这就更证实了考察队的结论。经过进一步证实，死者姓氏为彼得罗维奇，这正是裴多菲家族的姓氏。据进一步了解，裴多菲流放到这里后和当地邮差的女儿了结婚，他死于1856年5月，现在还留有后代。而他们并不知道裴多菲为何人。
裴多菲的重新发现引起世界舆论哗然。匈牙利政府和人民对此十分冷淡，学术界指责考察队的结论是“无稽之谈”，为考察出资的莫尔毛伊备受责难，还多次遭到不明身份人的毒打。可以理解，匈牙利人民不愿意面对让自己的英雄蒙羞的“事实”，在他们心中裴多菲永远是“战死疆场、宁死不屈”的英雄，这是他们不可动摇的信念。
我十分赞成长期驻匈牙利的新华社首席记者侯凤菁先生的意见：“实际上，裴多菲被俘后所遭受的苦难势必远远超过战死。”他了解和记录了考察队重新发现的过程。他说，诗人在那里生活的日子，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心灵上，都受到极大摧残。可以想象，在漫长的冬季的零下40度中从事繁重劳动，在漫漫的长夜中思念祖国、亲人，其痛苦程度真是生不如死。从挖掘的遗骸上还可以看到，裴多菲死时嘴张得很大，而且理葬时只有衣服裹尸，未被装入棺材。专家判断，他可能死于被杀或者血液中毒。裴多菲被俘之后他只活了七年。这难道不也是他为革命付出的代价吗！他隐名匿姓，没有出卖祖国和同志，难道他的表现不顽强，不英勇吗！
请听一听裴多菲《听！子弹呼哨，军刀击响》的诗句吧：
“用不着任何人向我宣讲，
哪里是我葬身的地方？
只要尽了天职，在这里，
我愿去作战，走进地狱！”
我想对匈牙利的朋友说，无论战死疆场，还是被俘后屈辱而死，裴多菲都是真英雄，都是大英雄！因为他尽了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一个英勇的战士的“天职”！裴多菲是不死的，他活在匈牙利的山水之间，活在热爱他的人民之间，活在他永存历史的诗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