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林语堂
央视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京华烟云》，使尘封了许久的林语堂老先生，为众人所知。“没想到中国还有这么一位能写出与曹雪芹的《红楼梦》、巴金的《家》媲美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的大作家。”其实，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位宿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文学创作，当时在大陆小有名气，后来在台湾大有名气，现在在全世界都很有名气。可惜，并不为我们多数人所知。我对林先生的了解，是因为2000年冬季在台北的一次邂逅。当然不是和他本人，老先生已仙逝多年了。
到台北访问是不能不上阳明山的。那是北郊的一座山林公园，青山翠谷，遍植樱、桃、杏和杜鹃树，春季时满山花香，姹紫嫣红，游人如织。蒋介石生前常住在这山间的士林官邸。台北的朋友说，这山原名为草山，老蒋改名为阳明山，说是他崇尚明朝的哲学家王阳明，大概主要怕落下“落草为寇”的丑名。
开车陪我游山的是远嫁到台北的小老乡漂亮的林媚小姐和她英俊的李先生。虽然我们一路上欢声笑语，就是找不到那些听了名字就想去的地方，什么阳明湖、小隐潭、快雪亭、永河台。李先生一直在大陆做生意，林小姐到台北还不到一年，阳明山他们也不熟。反正看什么都是景，在山间上下盘旋，我也是心旷神怡。不意中看到路旁有一座精雅的院落，停下一看竟是林语堂的故居。林语堂何许人也，二位小夫妻不得而知。我说，你们先在车上小憩，待我下去探访一番。
略知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人，谁都不会忽视林语棠这个名字。此公是中西文化的产儿，其一生的座佑铭是：“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他1895年出生于福建龙溪的一位基督教牧师家庭，自幼接受中西文化影响。他早年求学于厦门寻源书院和上海圣约翰大学，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莱比锡大学，分别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因受到北洋军阀的通缉，于1926年返闽，在厦门大学任教，并在国内创办和编辑了许多刊物。1936年以后他客居美国，1966年他定居台湾，1969年他当选为台湾国际笔会会长，1975年被国际笔会第十四届大会选举为副主席，并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侯选人。1976年林先生病逝于香港。他一生著译甚丰，有散文、小说、政论、词典、教科书等。他的著作在东西方都受到欢迎，以至现今美国大的图书馆都收藏他的著作。1991年，我曾在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看到林先生多种版本的著作。
林语堂先生的故居是一座蓝瓦白墙林木扶疏的小院。他自己描写台北阳明山的居所谓：“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哉！”确实是“宅中有园”，当我穿过花岗岩基座的围墙，就看到了树藤竹花构建的精巧的林园。树并不高大却也枝叶繁茂，藤萝顺着树干爬上围墙。虽是冬季，树下紫红色的杜鹃开得正盛。墙角处修长的竹茎在微风中摇曳，让人感到亲切。可见林老先生还没有忘记中国文人“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古训。
那“园中有屋”的屋，也是蓝瓦白墙，屋顶是中国古典式的拱型，门窗和屋内的构建却像西式别墅了。进屋第一间便是客厅，当中排着半圈陈旧的沙发，墙上挂着先生生前亲笔题字的“有不为斋”的匾额和一位比利时画家所绘并赠给先生的油画像。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林语堂的“有为”和“有不为”非常有趣。1923年春天，他弃教从政，到国民政府的外交部当秘书，7个月后又弃政从文，到上海专事著述，是进步刊物《语丝》的主要撰稿人。当时所写的杂文如《祝土匪》、《说女妖》、《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等，揭露了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抨击了文化界的一些学者名流的丑恶行径，表现出他对封建势力斗争的勇气和对群众革命行动的热情支持，这也是北洋军阀通缉他的原因。30年代林先生还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革命活动。可是，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1932年，林语堂在所办的《论语》等刊物上却大力提倡“幽默文学”，主张文章的“甘美”“清淡”。这些文章虽具有一定的知识情趣，但时代性、社会性越来越淡薄。鲁迅先生曾对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进行过揭露和批评。可“幽默大师”的称号被林先生保持了一生。“幽默”这个词是林先生第一个把将哲学的外语名词（Humour）音译为中文的。
其实林语堂先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要数他在1934年春夏秋三季在庐山附近的牯岭用英文写的《中国人》（WyCountryand-WyPeople），也译为《吾土吾民》。我在林先生的书柜里看到这本书的各种译本。1935年此书由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作序在美国出版。她说：“我认为这是迄今这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位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赞扬林语堂“写得骄傲，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将中国人的性格、心灵、理想、生活、政治、社会、艺术等现西方人的性格、心灵、理想、生活做了相应的广泛比较。此书出版后在西方引起不小的轰动，又被译成各种文字出版，在西方长久地流传。1939年这本书又出版了修订本，林先生又写了《中日战争之我见》，记录了作者在中华民族危急关头的思考：关于旧文化难否救中国，关于为什么日本必败，关于中国未来的道路等。在这篇文章中，林语堂赞扬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出于国家民族的大义，不计蒋介石多年剿共的前仇，而力主将其释放，实在是宽宏大量之至。另外林先生还在书中多次赞扬“生机勃勃的共产主义青年”的爱国热情，赞扬了一心抗日救国的中国共产党和其领袖毛泽东和朱德。台湾发行的译本中当然没有这一章。林先生大概不会想到，六十年后这本书成了在大陆多次印刷的畅销书，我手中的这本学林出版社的全译本的《中国人》是在儿子的书架上找到的。半个世纪的苍桑巨变，中国和中国人都已今非昔比，但林语堂毕竟提供了一个参照，启示着有思想的中国人还要思考自己的未来。我们实在应该感谢这位学贯中西深谋远虑的先贤。
当然，在林先生客厅的书柜里我也看到了现在央视大剧《京华烟云》的片头上展示的那本原著。那是林先生1939年用英文写出的一部长篇小说，据说有人请他把《红楼梦》翻译成英文出版，后来他转念一想我不如用英文再给你写一部新“红楼梦”！8月份他在旅居法国时开始动手，1939年底在美国出版，几个月就销了6万册，《时代周刊》称这部书“极有可能成为关于现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经典作品”。1941年这部书又被人翻译成中文，在上海出版，因此他又获得了小说家的称号。这部70万字的小说，以古都北京为背景，以富贵之家姚、曾两家的兴衰史和三代人的悲欢离合、风流云散为中心，反映了从义和团运动到日寇占领上海的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这部史诗式的长卷，展示了拳民造反、八国联军进京、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军阀混战、北伐烽火和全民抗战的悲壮如歌的历史。林先生在此书完稿时写下这样的诗句：“全书写罢泪涔涔，献予歼寇抗日人，不是英雄流热血，神州谁是自由民。”可惜当时鲁迅先生已经不在了，否则他会对林语堂另眼相看的。鲁迅和林语堂有过友谊，也有过腹非。鲁迅写过不少毫无情面的文章贬林，林也还击过。而在鲁迅逝世后，林语堂却在《鲁迅之死》一文中，写了很多深情之言，且有“始终以师事之”的意思。可惜知道这些历史的人已很少了。看来，1932年林先生玩“幽雅”可能是隐避而不是逃避。几年后他终于发出了呐喊，那是带血的呐喊，表现了一位人民作家在民族危亡时的良知和大义。这部落满烟尘的小说，能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以电视剧的方式在大陆隆重推出，这大概是林先生作梦也不会想到的，他的在天之灵也会欣慰有加的。观众不满足电视剧时尚的编撰，更期待着能看到林先生的原著。
穿过客厅就是林先生的书房了，并不宽大的写字台上放着先生生前用过的烟斗、眼镜、放大镜和笔墨。写字台上还摆着一台旧打字机，那是林先生自己发明的“不学就能操作”的中文打字机。他从少年时代就有这个愿望，要让中文打字像英文一样方便，50岁以后，他用了三年的时间，花掉了自己10万美元的积蓄，1947年发明了这台一分钟对打50个汉字的打字机，从此他就用自己发明的打字机写作。在这间书房里，他还依照自己发明的“上下形检字法”和自己改良的“罗马字注音”，编篡完成了《林语堂当代英汉词典》。此书用去了他六年的时间，他视之为他写作生涯的“造极之作”。因此人们称他不仅是文学家（散文家、小说家评论家），还叫他中英文的语言学家和发明家。我看到了墙上挂着的一幅照片，穿着旗袍的林先生的太太廖翠凤女士正在打字，穿着西装的林先生深情地注视着，满面春风。
我想，像巴金、林语堂这样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步，通晓中西文化、著作等身，对人类进步作出杰出贡献的作家，得不到世界诺贝尔文学奖，那就不仅是中国的遗憾了！
走出林先生故居的后门就是一座林木葱郁的院落了，这便是“屋中有院，院中有树”了。中国式的庭院和西式的阳台相辉映，挺拔的松柏和修剪成圆形的灌木盎然成趣。过去的那些日子的清晨和傍晚，先生和夫人常常徜徉其间。当“树是有天，天上有月”的情景出现时，他们的心中不能不涌出“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和“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诗句。
当我站在林先生故居的阳台上，凝视这意境丰盈的院落时，午后的阳光，穿过树枝，洒下斑驳的亮点。我依稀看得见平卧在院中的一块墓碑。那碑很朴素，只有“林语堂先生之墓”这几个字。那碑是朝北的，正是大陆的方向。
200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