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观点看来，青年的教育并不是自我实现的，他们是通过精神导师的教诲实现的。在《千万不要忘记》中，丁海宽、丁爷爷就是这样的导师。当丁少纯穿上了“一百四十八”元的毛料子制服并日见堕落后，丁海宽对丁少纯--也是对所有的青年说：“毛料子，这是好东西，它比我这身斜纹布强，比人造哔叽也强，这是从前的劳动人民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现在你们不但敢想它，还有不少的人能够穿上它，这是很好的事情，这是革命和建设带来的成果！我们总有一天，能让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都穿上最好的衣裳！可是现在，世界上还有成千上万人，连最坏的衣裳都穿不上！要是你们光想着自己的毛料子，光惦着多打几只野鸭子，那你们就会忘了关电门，忘了上班，忘了我们的国家正在奋发图强，忘了世界革命！”丁海宽对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公众做了承诺，这一承诺具有宏伟的公共意义，他否定了个人的欲望，因此他赞成“抽象”的毛料子而否定了“具体”的毛料子。他在这一逻辑关系中将丁少纯的“个人主义”之舟挽救到了“公共性的彼岸”。但丁爷爷这位更具权威性的先知式的人物，早就预言了丁少纯的成长，并为其设置了成长道路：“当初我说把柱子先送屯下去放两年猪再上学，你们不乐意，怕误了他念书，念完了高小念初中，念完了初中又念技工学校，你看这念成了什么玩意了。”丁爷爷的这番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他作为一个淳朴的农民形象对知识或知识分子的对立情绪，这或者可以说是作家已经敏锐地感应到了时代的气息或潮流。丁少纯遭到了辱骂，但他毕竟还是幸运的，他在“父”们的教诲下免去了“送屯下去放两年猪”之苦，但丁爷爷的呼吁却并非枉然，后来的历史证明，在丁爷爷预言的路上走过了无数年轻人的脚步。
我们还发现，在抗拒城市欲望腐蚀的观念选择上，“父”的形象具有绝对的权威，“父”的意志是不可抗拒的，“父为子纲”是家族宗法制度的核心，也是传统男权社会至高无上的法则，“三纲五常”的“纲”都是以男性来标示的。“父”的意志具有无须证明的合法性，违背了这一意志就可视为大逆不道。因此，那些颠覆“父”的权威性的形象才被命名“反叛”者的形象。在《千万不要忘记》里，“父”有权监督“子”的成长并规定其生活方式，比如丁海宽偷看儿子的情书，本来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但由于“父”有权监控“子”的成长，这种行为不仅不受到指责，反而被视为“行使父权”而给予肯定。
丁少纯是现代之子，也是城市之子。他试图超越和逃避“父”的文化范畴，重新建立“个人性”的现代生存方式，他偏离了“父”的意志，他与丁海宽的冲突，在剧本中是“被腐蚀”与“反腐蚀”的冲突，但它的文化语义则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这场冲突的结局一开始就不难预料，丁少纯生存方式的“现代性”初建是极其脆弱的，他不仅面对着丁海宽、丁爷爷、及其继承者们组成的难以逾越的屏障，更重要的是丁少纯的偏离传统不具有“合法性”。在强大的传统话语符号笼罩中，丁少纯不仅有无可言说的困惑，而且一开始就处于四面围困之中，他被“挽救”的命运只是时间的问题。丁少纯个人的“现代性”追求终于流产，他重新归依了“父”的怀抱，由此实现了作家的“社会主义终将战胜资本主义”的真理意志。
城市与乡村的矛盾，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的变体。不同的是，城市与乡村的矛盾是在道德层面展开的。乡村的朴素、简单、本色是美德的表意形式；而城市的情调、舒适、个人化等等，则被看做是人的无边欲望的反映。在剧中，原始的乡村道德一经渲染，便具有了阶级的和伦理的意义，它对欲望抑制、对贫困的忍受等由于经济条件制约而不得不如此的无可奈何，在这里却被夸大、想象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抵制“现代”生活腐蚀的天然“防腐剂”。丁爷爷对没让丁少纯先去放两年猪再上学懊悔不已，这也恰恰证实了乡村与城市被想象的“等级”关系。这也正如唐小兵所分析的那样，历史业已证明：“《千万不要忘记》以及一大批类似作品形成了一种被阉割的现代主义，因为尽管在这些作品中现代性及其触发的深刻焦虑被处处涉及，但都又被迅速地遮掩置换掉，都成了进一步肯定张扬传统价值的借口。‘现代’这个论述传统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而往往只是一个初具轮廓的背景，一个没有被体验但已被架空限定的历史理念。”农村文化趣味的普及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它的初始阶段，其趣味性是不断地向农民文化倾斜的。
这一文化趣味，一方面与中国的农业社会性质有关，与民间的文化传统和接受要求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文化意识形态长期的引导、动员有关。1942年以来，“为工农兵服务”和首先是“普及”的问题，是长期以来不变的文艺方针。但就中国的具体状况而言，农民占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真正的产业工人由于历史的短暂，还没有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欣赏趣味，中国士兵多为农民出身，他们的趣味事实上就是农民的趣味。因此，社会主义文化在它形成的最初阶段，就是以农民文化作为基础的。1942年以后创作出的“红色经典”，不仅题材是农村的，而且人物、故事情节、结构和结局，都是以农民的欣赏方式设置的。《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刘顺清》等，就是这一趣味的代表性作品。而这个基础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
电影和戏剧是五十年代最具大众化的传播媒介。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五十年代的计划经济却培育了电影和戏剧的市场化，传统剧目和新形式、新内容的电影戏剧被大众普遍接受。《小二黑结婚》、《刘巧儿》以及表现农民革命的《白毛女》、《洪湖赤卫队》、《刘胡兰》、《红珊瑚》等，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这些作品不仅在农村持续上演，在田野、场院等开放性的演出场所吸引教育了成千上万的乡村农民；而且在城市的各大影院剧场都创下了至今难以超越的演出场次。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剧目同三十年代上海“十里洋场”商业性的演出是十分不同的，这些演出虽然也创下了大量的票房价值，但它的最后诉求并不在于商业性，而是在大众乐于接受的前提下，宣传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和新社会的优越，它在取代了城市商业文化的消费功能的同时，也用农民的欣赏趣味改造了城市民众。
《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的成名作，它发表于1943年5月，1946年8月26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文中盛赞《小二黑结婚》“是在讴歌新社会的胜利（只有在这种社会里，农民才能享受自由恋爱的正当权力），讴歌农民的胜利（他们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懂得为更好的命运斗争），讴歌农民的开明、进步的因素对愚昧落后、迷信等等因素的胜利，最后也最关重要，讴歌农民对恶霸势力的胜利。”周扬肯定《小二黑结婚》时还说，“作者在任何叙述描写时，都是用群众的语言，而这些语言是充满了何等的魅力啊！这种魅力是只有从生活中，从群众中才能取到的。”周扬在这里使用的“群众”其实就是农民。在细致地阅读这类作品后我们发现，在艺术表现上，它们都沿袭了中国古典戏剧的“才子佳人”的结构模式，不同的是豪门贵族或书香门第的情节背景代之以普通的农家小院，小姐相公代之以活泼朗健的乡村青年。《小二黑结婚》原著对主人公有这样一段描写：“小二黑，是二诸葛的二小子，有一次反‘扫荡’打死过两个敌人，曾得到特等射手的奖励。说到他的漂亮，那不只是在刘家峤有名，每年正月扮故事，不论到哪一村，妇女们的眼睛都跟着他转。”而小芹则是这样的形象：“小芹今年十八了，村里的轻薄人说，比她娘年轻的时候好得多。青年小伙子们，有事没事，总想跟小芹说句话。小芹去洗衣服，马上青年们也都去洗；小芹上山采野菜，马上青年们也都去采。”这是新时代的“才子佳人”，小二黑是从被命名为“特等射手”来体现的；小芹作为“佳人”的形象赵树理的描写已跃然纸上。五十年代由四川等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歌剧，这一“才子佳人”模式体现得更为明确，一曲“清蛉粼粼的水来蓝格莹莹的天”，将“佳人”对“才子”的渴望表达得淋漓尽致。
一对恋人终成眷属，实现了传统的大团圆结局。
与《小二黑结婚》相比，《刘巧儿》如出一辙。这两出分别以男女主人公命名的戏剧，不仅都是发生于解放区的婚姻恋爱故事，而且故事的结构、结局、人物设置、矛盾冲突等都极其相似。巧儿那段表露心迹的唱段基本就是小芹的“清蛉粼粼的水来蓝格莹莹的天”的重复。赵振华也是模范，因此《刘巧儿》也是“英雄美女”的传统模式。这两出戏，展现的都是一幅明丽清纯的乡村前现代的田园风光：
单纯的女性、富于民歌风的抒情曲调，简单的矛盾线索和类似于部落“酋长”式的裁决，大团圆的结局等，都适于农民的接受趣味。但值得注意的还有下面两点：第一，对妇女命运的改写与承诺。无论是小芹还是巧儿，她们都不再是悲悲切切、命运任人宰割的传统妇女形象，她们不再听命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即使是与异性青年一见钟情也摆脱了约会偷情不思茶饭的闺怨，而是积极主动，努力争取，充分表达了解放了的女性的开放与觉醒。这一承诺调动了观众的想象力和青年对个人未来婚姻命运的憧憬，在现实的婚姻关系中获得了另外一种允诺。而这一允诺实现了观众的心理期待。特别是青年妇女，在小芹、巧儿具有传奇色彩的民间爱情中实现了个人的内心向往和愿望。这是这两出戏受到民众欢迎的深层观赏心理。至于这一承诺是否能够实现，作家的这些想象具有多大程度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并没有人发出质疑，它甚至在观众热情投入的观赏和想象中完全被忽略了。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改写与承诺不仅投合了大众的审美趣味，同时也控制诱导了大众的审美取向，实现了“寓教于乐”的艺术策略。
第二，无论是小芹还是巧儿，她们命运的改变和愿望的实现，最重要的并非取决于她们个人的愿望，事实上她们个人的意愿都遭到了强大的对抗性力量，如果仅凭她们势单力薄的个人意愿显然是无从实现的。重要的是，她们的个人意愿有了政治保障，她们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人民政权。《小二黑结婚》中的区长、《刘巧儿》中的马专员，作为权力的象征不仅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同时也是正义和公理的化身。传统的“清官”意识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宣扬。刘巧儿再想嫁给赵柱儿，她仍然无能为力，但政权的介入使她实现了这一愿望，从而也实现了“人民政府为人民做主”的主题需要。
这些作品进入城市，不仅让城市市民目睹了乡村的新风尚目睹了中国农村新的“奇观”，事实上它们也带来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文化思想：依靠人民政府是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惟一的保证。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现代都市文化熏陶的城市市民，对小芹和巧儿的婚姻故事，虽然不免感到简单，但那里蕴涵的新的生活和生动健康的生活情调，毕竟是新鲜感人的，它对所有的人都可以构成想象和憧憬，是不难理解的。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心理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不动声色地占领了城市十分有限的文化市场。
（撰稿：孟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