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所关注的现代性：背景与过程分析
世纪之交的近几年时间内，如果要问世界性的最热门话题，则无疑是“全球化”问题。当经济的全球化趋势逼到我们面前，迫使我们急急忙忙地采取应对措施的时候，感觉到似乎过于突然。其实，从发展过程来看，全球化却已有着久远的历史，美国的社会理论家罗兰·罗伯森将全球化的“时间一历史路程”描述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即萌芽阶段“从十五世纪初期”就开始了，那么延至现在就应该有了整整五百年的历史；从内容上来讲，全球化当然决不仅仅是经济的全球化，它包括的范围广泛而复杂，但罗伯森在第三阶段（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中所归纳的两大“主题”似乎可视为全球化的主导性内容，即“‘现代性’问题初步成为讨论主题”，“关于民族国家认同和个人认同的思想成为主题”。
这两大主题，无论是对中国的现代历史或现代文学来说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就中国人对“全球化趋势”的认同来说，主要也就是认同了这两大主题，或者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就是与“民族国家认同与个人认同”结合在一起的，而尤为重要的是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中国对现代性的需求与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似乎是互为因果的基础性力量，二者形成了一个平行四边形的合力，拉动着中国现代历史的前进。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全球化的进程在中国的“时间一历史路程”不仅短暂得多，而且是突然“逼”到了面前，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国门的时候，中国人才突然意识到我们也要与西方的科学技术相同步，亦即我们也需要顺应世界的潮流：必须走现代化之路。同时，这一“逼”也使中国人认清了自己，不再做中央帝国的迷梦，知道了世界上还有比我们更强大的他民族国家，于是，使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便成为百年来中国人的共同心愿。因此，不仅中国的现代化是被“逼”出来的，对他民族国家的认同也是被“逼”出来的，这一“逼”也意味着民族危亡的形势压倒了一切，对“个人认同”也就淡化了，除了五四时期曾短时间地张扬个性之外，此后便少有人提起。
就西方的情形来说，现代化之路本来是肇始于英国的工业化，但到了中国则演化成了民族解放特别是农民解放之路。在中国，谋求现代化的先驱者们，从一开始就将农民的问题摆到了最为核心的地位，如李大钊于1919年2月在《晨报》上发表《青年与农村》一文，特别强调：“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的生活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因此，他号召青年到农村去，以帮助农民“脱去愚暗”。毛泽东则更是一辈子都在强调着农民的重要性，他也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但主要的任务已不是帮助农民，而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正因为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影响到中国的现代文学，使得它从一开始就以乡土文学占了压倒优势，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如鲁迅、沈从文、赵树理、孙犁、陈忠实、韩少功、莫言等等，可以说每一时期都不缺乏代表性作家。
相对来说城市文学则要萎缩得多，即便是茅盾的《子夜》，对城市生活的描述也显得苍白，作品中的人物概念化的色彩太浓，几乎没有一个人物能够与他笔下的老通宝相比。有人很是惋惜，说中国缺乏巴尔扎克式的描写城市生活的作家。中国城市的发育本就不成熟，“城里人”到现在还挣不脱“乡下人”的脐带，因而也就无法产生反映城市生活的成熟的作家。
中国的现代化仅仅经历了百年的历史，到现在仍然是农业大国，所以乡土文学仍然占压倒优势，但与中国历史的现代性特征相对应，乡土文学在不同的时期则有着不同的内容。
谈到乡土文学，自然得首先谈到鲁迅。这一是因为“乡土文学”的概念是由鲁迅率先提出的，他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所写的导言中说：“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写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家。”如同李大钊、毛泽东强调中国革命的农民问题一样，鲁迅所看到的也是中国文学的“乡土”根基，作家们尽管身处大都市，但仍挣不脱乡土的脐带，解不开乡土的情结，描述的仍是乡土的人和事。所以鲁迅以“乡土文学”之名冠之，也确实恰如其分。二是鲁迅创作了一批优秀的乡土文学作品，为同时代及后来的作家树立了典范。就创作而言，鲁迅所首先关注的是绍兴乡下人的落后与愚昧。他的主要作品《风波》、《故乡》、《祝福》、《阿Q正传》等，都以绍兴为背景，但他的目的却不是写城镇而是写农村，或者说鲁迅是将浙东乡土当做中国农村的缩影来写的。正因为鲁迅所要表现的是中国农村的生活，所以地域性特征被他尽量地消解，作品中的鲁镇、未庄、吉光屯等地名，几乎可以移到中国农村的任何一个地方，鲁迅借此所要表现的，只是一种古老的乡村文化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我们看到了闰土的麻木、祥林嫂的木呆、九斤老太的步履蹒跚、特别是阿Q那似狡黠而实愚昧的面容。
鲁迅描写这些，当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为了抒发那一种文人常见的乡愁乡恋，虽然这也是文学的一种永久性主题，而且较容易出名篇佳作，但鲁迅却宁可舍弃这一条“终南捷径”，因为他要担负更为沉重的历史使命，他以一个知识者的理性和先驱者的觉悟，立意要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使之适应现代性转型的需要。因此目的，他对乡土的态度便不是依恋迷醉，而是清醒冷竣的批判。当他放眼世界文明突飞猛进的大潮时，热切地希望加快中国历史的前进步伐，而反观乡村文化，竟是那样地古老绵远而沉滞封闭，这就不能不令他忧心如焚痛心疾首。于是，他的创作便全力用在“揭出病苦”上，试图挖出中国农民乃至全体国民的那一颗发霉的灵魂，使之裸露在国人的面前，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三是鲁迅的身边聚集了一批追随者，形成了严家炎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第一个流派--乡土文学流派”，特别是语丝派的一些成员，就如鲁迅的嫡传弟子。
譬如鲁迅的同乡许钦文，不仅作品的冷峻阴郁风格与鲁迅相似，在构思上与鲁迅更具相通之处；同为浙人的许杰，在《漂浮·自序》中直接彰明自己的创作目的就是要写出“无灵魂的人生”；台静农也多写礼教压迫之下的人们的愚昧和不争气；而王鲁彦多写愚昧无知的人群冷漠，就更有鲁迅之风，这正如沈从文在评他的《柚子》时所说的：“鲁彦的《柚子》，抑郁的气氛遮没了每个作品，同时讽刺的悲悯的态度，又有与鲁迅相似处，当时正是《阿Q正传》支配到大部分人趣味的时节，故鲁彦风格也从那一路发展下去了”。其实，《阿Q正传》不仅影响了当时人的风格，更是影响了中国文坛近百年，其余绪至今仍在，因为对国民劣根性进行批判的任务，至尽仍不能说已经完成；或许这一任务永远也不能完全结束，因为只要人类存在，人性的负面作用就会存在，对它进行揭示批判的任务也就应该存在，从这一意义上说，鲁迅的“揭出病苦”，就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化的需要，更是与人类现代化的历程相伴始终的。
沈从文说王鲁彦受到了鲁迅的影响，其实他自己也是受到了鲁迅的影响的，他在自己的《小说集·题记》中说：“由于鲁迅先生起始以乡村回忆做题材的小说，正受广大读者欢迎，我的用笔，因之获得不少的勇气与信心。”所不同的是，沈从文只是从鲁迅的作品中吸取了写乡土题材的勇气与信心，而他的创作目的和风格，却与鲁迅截然不同，所以乡土文学到沈从文这里产生了第一个流变，特别是从情感表现来说与鲁迅是相反的：对乡村人物由冷峻批判变为热情赞美。这大致是因予沈从文对“现代性”的不同认识所致。沈从文没有出过国，他的眼光自然没有鲁迅那样开阔，他对“现代性”的认识，首先是从城市商业中看到它的负面效应。在沈从文看来，城市几乎无一不表现出畸形发展的“中国味”沿袭数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深入骨髓地仍然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与此同时，被西方商业文化所污染的都市文明，也被不加选择地吸纳进来，于是便造成了城市文化的大混乱，好的东西往往被废弃，东西文化中本应抛弃的糟粕却肆无忌惮地大流行。因此，沈从文认为，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人们，对西方文化中的个中精义不曾悟得，却独对灯红酒绿的放荡生活倍感兴趣。人们失却了乡村社会固有的率真坦诚，少了乡下人特有的素朴宽厚，却多了一分虚伪矫情和自私势利，人的生命就在这种卑怯苟且、龌龊庸懦中消解了。那么，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于是，失望于城市而钟情于乡土的沈从文，就只好到他的故乡--边远的湘西去作精神的漫游并寻找灵魂的归宿了。
沈从文不满意于城市文明，似乎要立意摆脱“这一个现代社会”，这使得他的作品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见容于当代社会，他本人甚或还被视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保守乃至反动作家，其人其作都被打入冷宫几十年，这一遭际，除了政治的因素之外，人们对现代化认识的偏颇也确实是原因之一。因为人们曾简单地认为，城市文明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城市化的一切都是社会的进步，都应该肯定，只是到了城市的污染威胁到人类的生命安全时，人们才从环保的角度意识到城市化的负面效应，沈从文的作品才重放光辉。其实，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沈从文也决不是反“现代性”，而是从人的精神的层面关怀着人的现代性，他在对乡村灵魂的赞美中，呼唤着一种健全的民族生活方式，以安置一个个漂泊无定的现代灵魂，进而实现民族文化人格的再造，这正是我们今天所做的极为重要的工作，而沈从文以一个作家的天然的敏感，几十年前就已开始了这一工作。因此，鲁迅和沈从文所重点关注的其实都是国民的灵魂，但一在批判，意欲使中国人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能够轻装前进；一在赞美，意欲防止中国人在现代化的行进中只剩下了躯壳。二人的思维路向截然相反，但在对“现代性”的认同上却并无二致。
乡土文学发展到四十年代产生了第二个流变，这一流变当以赵树理为代表。如果说鲁迅和沈从文都是以先知先觉者身份居高临下地对农民进行启蒙，赵树理则是以朋友的身份与农民拉平了关系。正是这种平等的关系，再加上赵树理长期生活在农村，使得他对农村生活的描写显得具体而实在，既不像鲁迅那样虚泛，也不像沈从文那样空灵，因而乡土味更浓，在乡土民俗的描写上也更加深入。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以农村婚俗为主线，将占卜下神、生产禁忌、起外号的习俗等等，全都囊括其中，使读者看到了一幅细致人微的农村风俗画。作者写这些，当然不是为了把玩古民俗，而是为了写出新旧习俗之间的斗争，进而提倡移风易俗。所以从“现代性”的意义上来讲，鲁迅所关注的是礼教对国民灵魂的禁锢，赵树理所关注的则是习俗对人的思想行为的囿限。所不同的是，鲁迅笔下的人物都是无法自救的，而赵树理笔下虽然也有二诸葛、三仙姑这样的麻木不仁装神弄鬼者，但毕竟已有了小二黑、小芹一类的新人，他们不仅能够自救，甚或还能通过斗争拯救他人，所以在新旧习俗的斗争中，往往是新习俗取得胜利。这当然不是说赵树理比鲁迅站得更高，而是恰恰相反，因为赵树理所关注的是具体的习俗乃至具体的事件，其最后的胜利归于何方，自然就可以按照作者的自信直接描述。但从现代化的进程来说，从反封建礼教到反旧习俗，无疑也是一种历史的演进。
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乡土文学一直在沿着赵树理的路子走下去而无大变，到寻根文学的出现，才可视为乡土文学的第三个流变。寻根文学之所以可纳入乡土文学之内，首先就在于它对赵树理所开创的传统的继承，即注重风情民俗的描写，这正如汪曾祺在《中国寻根小说选》的序文中所说的：“寻根小说十分注意对风俗的描写，几乎无一例外”，“寻根小说写的是人，是在某种特定风俗的雨露中生活的人”。其次，寻根作家大都拒斥城市文明，有意去描写“不规范”的山民村夫的生活，这又接上了沈从文的传统。再次，寻根作家虽然写的是特定风俗中的人，但却不是为了展示新旧风俗之间的斗争，而是要观照特定风俗中的国人的灵魂，这又是鲁迅的遗风。因此可以说，寻根文学是半个多世纪的乡土文学的集大成者，是对乡土文学的一次大提升，这正如丁帆所说的：“‘寻根文学’是使乡土小说进入更高层次的一次直线运动，它唤醒了朦胧的自觉。乡土小说不再是把焦点放在表现一种新旧思想冲突的表面主题意蕴上了，而更多地是带着批判的精神去发掘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集体无意识’对于民族文化整体进化的戕害”。
当然，更为不同的还在于，寻根文学是在八十年代对现代性的负面影响进行清算的背景下产生的，所以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与鲁迅和赵树理等人就有了截然的不同。寻根作家不仅要接续传统文化的根脉，还要寻出传统文化的优势，所以寻根文学也就有了与前三个阶段不同的特征，它不以反传统来显现自己的“现代性”，而是以对优秀传统的弘扬来体现“现代性”的完整性，这仍是对世界“现代性”潮流的认同。因为按照罗伯森关于全球化阶段的划分，“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进入“第五阶段”，其特征就是“不确定性”，西方世界在对现代化--特别是在其中起核心作用的科学理性--的负面影响进行清算的时候，也就模糊了现代化的明确目标；失去了“瞻前”的明确目标，人们的目光便只好“顾后”。于是，怀乡忆旧的情绪便弥漫整个世界，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更是成为世界性潮流，这一现象反映到文学领域，也就是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寻根。中国的寻根文学也就是在世界寻根文学的影响下，特别是在拉美寻根文学的直接启发下发轫的。因此，中国寻根文学的回归传统，不仅不是反现代性，相反，却正是与世界的现代性潮流完全同步的；而且，与前几个阶段的乡土文学相比，这一次与世界的现代性也是结合得最紧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