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晨，当玛丽出现在实验室，这群穿着实验室白工作服的青年学者就快乐地挤在她的周围，一个接一个地叙述刚刚得到的某种“测量”的结果；报告她关于钋的溶解的消息；或者请教某一道计算题的结果。
玛丽看着这一张张满含热望的脸，一双双满含尊敬和羞怯的眼光，总是投之以善良的微笑，然后平静地回答一个个问题。
“福尼埃先生，你对我说的问题我已经想过了，你的意见很好，但你所提议的方法是不能用的。我想了另外一种方法，应该可以成功，等一会儿我来找你。科泰罗夫人，你得到的那个数字，你认为对么，昨晚我重新算过，我得出来的结果略有不同，你看一看吧！……”接着，她又和另外一个学生谈另外一种工作。她的大脑犹如一架精密仪器，特别适用于作这种深奥的智力工作，就像下棋的国手，不必看棋盘，就能够同时下30至40盘棋一样。
真使人无法想像，一个身体虚弱的老太太，能领导一个庞大的智力充沛的青年学者群，并树有崇高的威望。
也难怪，这个白发苍苍的学者整整作了40年的科学工作，翻阅了大量的科学书籍，只要与这个研究院进行的实验有关的资料和书籍，她都认真地研读过。加之若干年的研究实践，积累了极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她在各种现象中发现新的进展，研究新的技术。至使她具备极雄厚的知识功底，加上她极准确的判断力和睿智的大脑，在解决假设和知识被搞乱的难题方面有所向披靡的作用。如果哪个学生跟她说含糊不清的理论和武断的假定时，都会遭到她难以反驳的理由的拒绝。
实验室的学生们在这位知识渊博又勇敢谨慎的导师指导下工作，真是一种幸运，一种光荣。
聚在身边的那群青年学者带着从导师那里获取来的战利品渐渐地满意地离去。这时，玛丽才罩上那件黑色的工作服，走进自己的专用实验室去，专心做自己的实验。
玛丽爱她的实验室胜过自己的一切。为了使实验室一年比一年富裕，常常同让·佩韩教授一起，跑到政府各部去请求补助费和奖学金。以“居里夫人”的执着和声誉，1930年她的研究院得到一笔特别研究补助费50万法郎。有时她觉得这些请求使她疲倦而且屈辱。但为了研究院的发展前途和镭学事业，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玛丽对科学的严谨和追求深深地影响着她的大女儿伊雷娜。多少年来，伊雷娜与她形影相随，与母亲一道全力投入科学事业之中。
现在伊雷娜虽然作了母亲，但她仍像自己的母亲一样，有一套娴熟的操持家务和照顾孩子的办法。她能合理地安排好孩子，调理好家务，并继续在实验室工作。弗雷德里克总是在她的身边，又像当年的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共同奋斗的情景。
他们在母亲的指导下，集中精力从事核物理学的研究。这时，他们开始对英国科学家索第的最新研究产生了兴趣。因直至那时，科学家一直认为同一元素的所有原子都是一模一样的。它们的外观及它们与其他原子结合的方式也是相同的，而且它们的原子量也是相等的。但是索第认为这些结论不正确。他认为，同一元素中可以有几种不同的原子。有时其不同点表现在原子量方面，在另一些情况下，一种元素的某几种原子具有放射性，而别的原子不是具有这种特性。索第将同一元素的不同原子称为“同位素”，将具有放射性的同位素称为“放射性同位素”。
所有的科学家都认为，放射性同位素是非常有用的。可将某一元素的一丁点放射性元素掺进大量的该元素的非放射性同位素中。那么这个元素就可通过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来鉴别。可令人遗憾的是，只有少量元素具有天然放射性同位素。不过科学家们已提出了一些质疑：为什么不可以发明一种方法来制造普遍存在于动植物活组织里的元素的放射性同位素呢？如果能够制成，把这些元素施于植物中或喂给动物之后，就能鉴别出来，然后可以循着透过活组织放射出来的射线对该元素进行追踪观察。如果这个设想成立，科学家们就极有把握地掌握有关细胞的活动组织。
伊雷娜和弗雷德里克知道镭的放射性在探索人的生命过程中，没什么价值和作用，因为镭无论在动物还是植物细胞中都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如铁、磷、硫在活细胞中可以经常见到。这些元素没有放射性同位素，但放射性原子和稳定原子都是由同样的粒子——质子、中子、电子组成的。要是有办法使一些稳定元素变为放射性元素，并且开始放射出一些这类的粒子，就好了。许多科学家进入过这个领域，经过一番试验探索，没能如愿以偿，便不了了之，至今尚未有人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
伊雷娜和弗雷德里克从研究原子的嬗变开始，使一种化学元素转变成另外一种元素。英国的两位科学家卢瑟福和索第已经发现，并确定在自然界里原子的嬗变是自然产生的。约里奥·居里夫妇曾经读到一篇报告，其中谈到：1919年卢瑟福在实验室里成功地使一种元素变成了另一种元素。
这些报告和发现给约里奥·居里夫妇以极大的启迪。他们经过反复细致的实验，用阿尔法粒子作为原子的炮弹轰击铝原子。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大胆的创造。在这次试验中发现，制造出的新物质含有15个质子，其原子量为30，比一般的铝多2个质子，并且轻于普通的磷。经过反复试验，成功地解决了人工制造放射性同位素的难题。
玛丽对伊雷娜和弗雷德里克的研究成就感到高兴和骄傲。她在与同行们闲谈时，总是要谈到她的女儿伊雷娜。她说：“我们又过上了老实验室时代的美好日子。我相信，伊雷娜和弗雷德里克会因发现人造同位素而获得诺贝尔奖的。”
玛丽的预料千真万确。但遗憾的是，她没有亲眼看到伊雷娜和弗雷德里克登上领奖台。
此后，她在“闲暇时间”里，写了一部有关同位素学和同位素的专著，为科学界又增添了一页灿烂的篇章。
玛丽对学生的关心远远胜过关心自己。在她从事镭及放射性研究时，从不顾个人安危，甚至用手去拿装镭试管，以致让镭烧伤了双手。可当学生们研究镭时，她却严格要求做好预防工作。如取镭试管时，一定要用夹子；或事先戴好防护罩。在科学研究上，她对学生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在做完试验时，一定要把仪器及一切什物擦洗干净。然而，在商讨问题时又温和细致、谦虚诚恳。居里实验室里的青年学者，在这个负责又可靠的舵手的引领下，把放射学这种学说中各种神秘莫测的部分逐一加以探查，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从1919年到1934年之间，镭研究院里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共发表了近500项科学报告，其中有34篇是论文；在这五百余项研究之中，有31项是居里夫人个人完成的。很多优秀的科学家在她的指导下学习，受到了很大的教益。
这个数目十分惊人，它开创了所有研究院的新纪元。这是居里夫人风烛残年时期，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以极高的智慧和伟大的牺牲精神换来的。同时，她的大部分精力还用在指导学生和讲课上。如果能像年轻时期那样，把主要精力用在研究上，那她的成就可以想象会达到怎样的峰巅。
这些成果累累的灿烂岁月，占据了玛丽的大半生。她的最大愿望“镭学研究院”已日见兴旺、声名远播。她能不为之欢欣和高兴吗！
3 与疾病抗争
过度的紧张和繁忙使她的健康每况愈下。还在1920年玛丽54岁时，经医生检查，双眼患了双层白内障，而且有失明的危险；她的听力在逐渐下降。每天总感到体力不支，疲惫不堪，给工作、看书带来极大的困难。可是玛丽总不愿让她实验室里的同事们知道，也不愿让别人帮忙，如果要占用别人做实验的时间，她便更不愿意求助他们。
当眼睛视力一天天减退的时候，她假装什么都能看得清楚，并且极力在她的同事面前装成一个健康的人。
她把自己的不幸压在心里，只有女儿们知道，那是无法隐瞒的。有时，她把心中的痛苦用书信向姐姐诉说：“我的眼疾和耳朵给我的工作带来极大的痛苦，我很焦急，这会妨碍我做科学研究。”
为了不给学生们的学习情绪带来不良影响，也不给外界造成因眼疾不能工作的印象，玛丽叮嘱女儿和姐姐，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她的疾病。她的医生也成了同谋者。在漫长的3年里，玛丽的世界里笼罩着厚厚的雾霭，使之模糊不清，给她的行动带来极大的不便。女儿成了她的拐杖，然而，这根拐杖还要暗暗施行。每当行走时，由女儿扶着，遇有障碍物，就重重地捏一下手臂；在餐桌上，女儿会跟着母亲的手势把要找的物品递给她的手上。在实验室的楼道里，玛丽经常碰到障碍物或墙壁，弄得身上青一片紫一块。
配眼镜时，医生用加瑞夫人这个假名字替代双层白内障的玛丽。
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这位百折不挠的坚强妇人，她以顽强的意志与疾病抗争，一刻也没放下手中的工作。为了能适应工作，她发明了一种“盲人技术”。用高倍数放大镜来观测实验变化；用色彩鲜明的颜色在仪器的标盘上作标记；用极大的字写出讲课时参考的笔记。多少次在索尔本的梯形教室极微弱的光线下，她仍能辨认所写的字迹。
她动用所有的智慧和计策来掩饰自己的病情。一次，有个学生不得不请导师看一个摄有很细线条的试验底片，这可是个大难题。无论如何玛丽也无法辨认，她灵机一动，异常巧妙地向她提一些问题，得到明确的说明后，脑子里就形成了底片上的图像，然后装出看得见的样子，拿起那块玻璃来研究，给学生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满意的解答。这是多么残酷的现实，多么勇敢坚强的学者。疾病啊！你为什么偏偏责难一个无私奉献的杰出科学家！
实在太疲倦了，这样的日子无论如何也撑不下去了。3年了，整整3年，她带着眼疾继续领导实验室，指导学生；到索尔本大学讲学，竟瞒了她的同事和学生。
1923年，玛丽的眼睛终于动了手术。那是炎热的7月，脸上的手术伤口很大，缠着绷带。玛丽极其疲倦地躺在盖有十字的被子里。艾芜用小匙给这个“加瑞夫人”喂汤。几个星期过去了，玛丽的体力尚未恢复。但她慢慢练习走路，每天坚持看一点书，她要用精神战胜疾病。
但是疾病并非人愿，一年之后，玛丽又经受了两次痛苦的手术；1930年，她又接受了第四次手术。为了工作，为了不懈的追求，她忍受了多么巨大的痛苦。
病榻上的玛丽，每天要听伊雷娜汇报研究室的工作进展情况，把学生的疑难问题说给她听，以听取她的意见和看法；还要伊雷娜为她阅读最新世界放射科学的成果和动态。她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不停地工作、工作。这段时间，她还在撰写《大百科全书》的书稿，自己口授，艾芜代笔。
每次手术后，玛丽并未遵医嘱让眼睛休息一段时间，而往246往是绷带解除，就回到了实验室。
由于玛丽的勇敢和坚强，终于战胜了阻挡她工作的顽固敌人。不多久，她借助很厚的眼镜，几乎恢复了正常视力，后来她又慢慢练习不戴眼镜工作和学习。奇迹出现了，玛丽又以极其饱满的精神出现在她的学生面前。学生们见导师恢复了往日的神采，一个个欢呼雀跃信心百倍，研究院又恢复了昔日的紧张和繁忙。
玛丽特别珍惜这第二次光明的到来，她的工作更专注，责任感更强。每天除指导学生外，便开始自己的研究。她端正地坐在那间半明不暗的工作室的仪器前测量，神情十分专注。为了避免温度变化而干扰实验结果，屋子里没有生火，冷冰冰的。玛丽以科学家那娴熟的动作，进行一系列操作。她打开机器，开动马表，拿起砝码，只有在此时，她那双被灼伤的手才显得比钢琴家的手更为灵活。通过这些完美的技术，使人为的误差率减到零。这时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就会显出愉快的笑容。那双动过多次手术的眼睛会显得更为明亮。
每次成功都会使她显得轻松愉快，这时她会迈开轻松的步伐，愉快地来到花园的小径，长长吮吸一口新鲜空气，她会兴奋地来到椴树底下，品尝蔷薇花的芬芳，沐浴着温暖的阳光，静静地享受大自然的美好和奇特。这时的玛丽真正与科学和解了，与实验溶化在一起了，她笑了，笑得如此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