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初，有一个冬日的下午，黄子平、季红真和我，在毕业离校多年以后，再一次聚会在谢冕老师家。畅春园的书房里，堆积得到处都是的书刊报纸，抢夺着有限的空间，却也让氛围更为紧凑。温馨的灯光，融融的暖气，师生数人促膝而谈，时间和空间的阻隔（黄子平此番是从香港而来，而我们从先生门下毕业已经20年），全无踪影。那天都说了些什么，我几乎都忘记了。师母陈素琰说的一句话，却让我怦然心动——这还是你们当年跟着谢老师读书时的样子啊。是的，回想起来，1982年的春天，我和季红真，在黄子平师兄的带领下，出北大西门，作为新入门的弟子，到蔚秀园拜见先生，陈老师亲自主厨，设家宴招待我们。其中一道菜，是把一大盘小河虾去壳，烹制而成，陈老师和季红真两个人橾持了很长时间，也让我这个北方佬大吃一惊，做菜也有这样费时费力，这样精细的。时光荏苒，谢老师的爽朗依旧，洪亮的笑声依旧，我们几个弟子，对谢老师和陈师母的爱戴依旧。
遗憾的是，我们几个弟子，后来都没有在北大落足。子平走得更远，先是北美，后是香港。于是，我们对北大的依恋之情，更多的是从先生那里感染到的，也折射到先生身上。百年北大，先生亲历其半，落在笔下，有50年代中期那短暂的春暖时节，有历经沧桑的先辈学人，有作为后生晚辈的诗人海子，有未名湖和依依垂柳，有百年庆典的祝词和回望，也有一次次的中文系55级同学相会的现场，有对北京大学与中国新诗萌生成长的关系的热情阐释。地处三湘，草木犹香。诚如先生所言，“燕园其实不大，未名不过一勺水，水边一塔，并不可登，水中一岛，绕岛仅可百余步；另有楼台百十座，仅此而已。但这小小校园却让所有在这里住过的人终生梦绕魂牵。”但是，与眼前的具象相比照，还有一座精神的校园，或者直接称之为“精神家园”更为合适：“其实北大人说到校园，潜意识中并不单指眼下的西郊燕园。他们大都无意间扩展了北大特有的校园的观念：从未名湖到红楼，从蔡元培先生铜像到民主广场。或者说，北大人的校园观念既是现实的存在，也是历史的和精神的存在。在北大人的心目中，校园既具体又抽象，他们似乎更乐于承认象征性的校园的精魂”。《永远的校园》等作为散文名篇，入选中学语文课本，不但是给中学生们提供了一篇文情并茂的散文，更会激起多少年轻的心灵对北大这片学术圣地的向往啊。
先生对燕园的咏赞，见出其生命的投入。不过，谢老师只是突出了北大的一个侧面。北大从来都是多元的混合体，有多副面相。从当年的“一堂两院”的恶名，到“文革”风云中的示范作用，再到市场化时代对本来就不平静的校园的冲击，都历历在目。有一年春节到先生家拜年，我愤愤然地说，北大的教授们都成什么样了，睁着眼睛说胡话，有人说中国人到了一套房加一套度假房的时代了；有的不顾脸皮力挺某个老板，不料那个老板很快就因为经济犯罪成为“阶下囚”……先生默然不语。或许是他看到的此类事情，比我要多得多；也还可以说，先生有洁癖，不愿意谈论那些为他所不齿的人和事。即便把话题缩小到学术领域，中国当代文学学科，似乎也是难免遭受别的学科歧视和排斥的“弱势群体”。先生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创建者之一，在国内众多高校中，参与建立第一个当代文学教研室，第一批担任中国当代文学的硕士生导师，主建第一个当代文学博士点，第一个被批准为本学科的博士生导师，有着许多的“第一个”的记录，谢老师应该是足以自豪的。但是，有一次我和他说起一些学人感受到的学科歧视，先生也坦陈，这种压力，他也未曾幸免。其实，那些自以为比现当代文学学科“有学问”、“级别高”的学人们，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是秦人不自哀，而后人哀之。先生是个有心人，他注意过每逢高考招生时，北大招收的各省市高考状元的专业选择，中文系怎样从学生们的首选逐渐黯然隐退，为那些高分考生纷纷流向经济、法律类专业感到心痛，他认为第一流的人才，应该从事人类精神的宝塔尖的人文科学的探索和创造。这在当下，显然会被看作是不识时务，不过，精神的追求，当然不应该是随波逐流，任意变换的。而且，现实越是变异，越是看得出他对北大精神的坚执和反复强调，越是看得出他对现当代文学、现当代诗歌研究的念兹在兹。
先生对北大精神的赞扬，主要集中在三个阶段：作为戊戌变法唯一保留下来的成果和命脉余存而建立的京师大学堂“五四”时期作为新文化的主要推动者的、蔡元培主政时期的北京大学；1955年入学至1957年初夏，马寅初校长治下的宽松而良好的学习氛围、校园情景。前两者是对未曾经历的既往的追思，后者是谢老师的亲历。入世与治学，社会使命与术业专攻，两者兼顾，在实用技能和精神探寻的两难中则取舍分明。先生说：北大人是入‘世的，他们读书思考，却始终不曾须吏脱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他们坚定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作为知识者，他们有一种能力，可以把现世关怀和焦虑转化而为文化和学术的革新和建设。五四新文化运动即是一例，那时北大师生为抗议丧权辱国的怒吼有如雷电，但最终转化而为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划时代的变革，却更为显示出北大人的胆识和才智。当曰新文化革命的前驱者中，北大师生齐刷刷站成了雄壮的队列。而《新青年》和《新潮》这两面飘扬在中国上空的崭新的文化旗帜，依然是北大师生所高举。
这里见得出先生的一种智慧。北京大学，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也曾经有过振臂一呼、天下响应的豪迈，拍案而起、舍身成仁的英勇，但是，在更多的时候，有能力运用自己的学识和决断能力，“把现世关怀和焦虑转化而为文化和学术的革新和建设”，和那种直斥时弊、奋力呐喊的热血文字，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更加富有历史的和现实的意义的话。而且，先生自己的作为，就证明了这一点。
新时期之初，正是一个思想解放潮流奔涌、众声喧哗的时代，痛诉各自经过的苦难和惨痛，成为时风；敢于挺身而出，以为民请命的姿态，揭露和批判“文革”遗留下来的和新出现的丑陋和不公，以大无畏精神挑战势力庞大的极“左”思潮，都是受到时人的尊重的。先生有那么丰富的阅历，有那么多的思考，他的选择却是以对文学的言说为度，并不直接去干预现实、“干预政治”，而是凭借敏锐的审美感悟力，为诗歌的突破僵化模式的创新精神，为艺术的多元化的价值取向鼓吹呐喊。这又不仅仅是为艺术而艺术。
在那个迅速转型、高度过敏的时期，艺术问题往往被视作政治问题，艺术领域的论争往往被来自政治的超强力量所左右。反过来，对艺术成规的冒犯，也变成了对社会成规、政治成规的冒犯。它同样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良知。我也曾经目睹过在时势骤变中先生所承受的巨大压力。时光流逝，先生对新诗潮的推助和张目，其积极的建设性意义日渐彰显，用自己充满艰辛的实践，证明了北大精神的魅力。经过了雨雪霏霏，才更能领略的风骨吧。
201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