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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一百年的青春(2)

新诗的创立是中国漫长诗史中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它改变了自古而今中国诗的流向。中国诗从此成为新思维和新情感的载体,而进入自古典向着现代的历史性转移。这个大转移的构思及实现,都浸透了并体现着北大人的智慧和勇气。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认定北大不仅是中国新文学的发祥地,而且是新诗的摇篮,认定她是中国新诗“摇篮旁的心”,是恰当的和适宜的。

北大的历史从京师大学堂的成立到今年,是整整一百年。这一百年的历史如弯曲而湍急的河道,伴随着历史的忧患和现实的焦虑,给这些莘莘学子留下了沉重的记忆。北大无疑集中了中国的悲欢与哀乐。但北大是一座学府,它通过自有的方式展示它对中国的关切并作出承诺。北大人的言行总体现着中国知识者的良知。

作为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北大以知识的探求和积累,以及学理的发明为己任。从这个角度看,它崇尚科学精神,且发出了理性的光辉。在历史的行进中,从这里走出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北大是理性的,但北大又是情感的。在它的不乏沉重感的理性思考中,充溢着激情的辉煌。

由于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人开天辟地的工作,他们造出了新诗草创期的第一个花季。随后,有把抒情诗写得相当精致的冯至,以及当年还是北大学生的“汉园三诗人”。应当说,他们是从北大吸取了灵感,而化为了他们笔下的丽句华章。北大就这样以它的才气和灵智启悟着、也滋润着诗性的光辉。不论是《断章》还是《预言》,还是后来的《十四行集》,它们都登上了中国新诗一个时代的高度。时序推移,即使是在极艰难的年代,在草木深深的春城,环绕在闻一多、朱自清、冯至、卞之琳等前辈诗人的周围,在中国西南的上空,那些炫目的新星的光芒,透过简陋的街巷和茅草的屋顶,也闪射着惊人的光焰。

在北大这个摇篮里,新诗诞生了并成长着。北大人以自己的心血创造并滋养了诗,诗又反过来传达并彰显了北大博大而深邃的情感世界,它的沉思和吶喊。即使是在禁锢和贫乏的年代,北大也没有断了它的动地的歌吟。从红楼和民主广场,从汉花园和西斋,从三角地和大小膳厅,北大的绵绵诗心总在跳动着。在那难忘的百花时节,北大也有“是时候了”的召唤,也有《人之歌》的思考。即使是那个乍暧还寒的清明时节,当周围弥漫着恐怖的无言,一位年轻的北大女性,在广场放上了一篮洁白的马蹄莲——在那无法表达抗议的年代,它是一首无言之诗!思想解放的新时代,北大的诗人们以热诚之心拥抱了新诗潮。两卷本《新诗潮诗集》记载着北大人的锐敏与热情。

这是一个充满思想智慧的地方,这又是一个充满诗性激情的地方。北大人在历史行进中,总时不时地爆裂出让世人震惊的奇思异想,也正是那种诗心跳动的外现。社会开放给人们提供了传示诗情更为广阔,也更为自由的空间。但随着滚滚商潮而来的,却有着更为浓郁的世俗情调的包裹。新时代的北大诗人就站立在这样的时空之中。它们带着某种与世不谐的高雅,唱着他们超凡脱俗的歌吟。这里有清澈而神秘的海子,有芬香而痛苦的麦地,在海子与麦地之间飘然而起的女子,也有着那种超凡脱俗的千种风情。从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后期,北大孕育着并输送出一批又一批的诗人。这些诗人以自由的心灵、创造的精神,丰富着中国新诗。这诗心虽已百岁,而百岁依然年轻!

初进燕园

燕园的第一夜是迷蒙的。只记得那日午夜时分,奔走了三个日夜的火车在前门车站停住了。下车,出站,便有北大的老师和同学在接我们。迷迷糊糊地上了车,迷迷糊糊地行进在去北大的西郊路上。夜很深,周围很宁静,这城市像在做梦。车子开进了校园,我已不记得那是那一个校门了,只觉得是开进了一座密林之中。路是弯曲的,弯曲的路两旁全是树。树被街灯照着,也是迷迷糊糊的。后来,车在一座宫殿式的大楼前停住了,人似乎也从梦中醒来,惊讶地望着周围的一切,竟觉得是进了一个公园。

燕园到了,我开始了北大的第一个夜晚。这座宫殿式的大楼是第一体育馆,这是我们进校后的第一个住处。院系调整之后,学校扩大招生,原有西郊燕京大学旧园,虽然新建了好多办公楼和宿舍,还是不能满足需要。这一年新生到校,宿舍调整不过来,只好在体育馆和地学楼等处临时设点,安置新生。这在学校是权宜之计,在我们却已是非常满意了:能到北京,能进北京大学,能在北大有一个安身的床位,当日有的,就是发自内心的幸福感。

第一体育馆位于未名湖东岸,是燕大旧有的一座巍峨的建筑。当年设计燕园的建筑师很有眼光,他把整座燕京大学建成中国古典园林的样子,建成了和周围的三山五园皇家园林统一的风格,从而融在了一起。这座“一体”(我们对第一体育馆的简称)也是如此,歇山式的大屋顶,灰瓦,红柱,白墙,是典雅而庄严的皇家气象。

我是八月下旬从家乡福州出发,一路上先是轮船,而后敞篷车,辗转至江西上饶,坐上火车,折腾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才到的北大。到京时,已感到了秋凉——那时的天气比现在要冷得早。但住进了一体,躺在那临时安置的双层木床,就有一种温暖踏实的到家的感觉。从这一夜开始,先是上学,后来工作,我在燕园一住就是半个多世纪,再也没动窝,这是始料不及的。这是缘分,更是天意!

当学生的五年中,住处先后换过几次。一体之后,好像还住过小膳厅,也是双层的木床,木床一个挨一个地排满了整座大厅。后来有了正式的宿舍,那就是十三斋——北大当年沿袭了燕京大学的习惯宿舍称斋:德斋、才斋、均斋、备斋、体斋、健斋、全斋。新盖的楼也叫斋,那就没有当时那般的雅致了,按数字排列:一斋、二斋……我们住的是十三斋,还是上下铺。以斋名楼的习惯,一直延续到“文革”,“文革”开始,大概以为这种叫法不革命,通通改叫“楼”了。连同“德、才、均、备、体、健、全”,也一律以数字排名,叫红一楼、红二楼……

学校给我们配了个校工,我们喊他老宋。老宋当年大约四十光景,秃头,性格幽默开朗。老宋的工作是给我们送信件、清理卫生。平时守门,冬天管拾掇炉子。我们和老宋结下了亲密的友谊,他叫得出全斋数十人的所有名字,包括我们各人的性格脾气。后来我留校工作了,还时有往来。

大学一年级是在十三斋度过的。在这里我度过了入京后的第一个新年和春节。温暧而热闹的十三斋,建筑简陋,房间割断,但上方不封顶,各个房间声息相通。但是我们几个班级相处得很好,能够互相体谅,是一个集体大家庭。在十三斋期间,我们听了游国恩、王力、魏建功、高名凯、朱德熙、朱家玉等各位先生的课,开始接受这些学术权威最初的启蒙。

大学一年级,我在老同学的引荐下参加了北大诗社,认识了张元勋、沈泽宜、李任、马嘶、杜文堂、林昭等诗友。这些人中,有些又是后来《红楼》编辑部的同事。当我们在北大开始新生活的时候,正是国内政治形势活跃和松动的时候,“百花时代”给了我们以梦想,我们雄心勃勃地响应号召,向科学进军,争当先进班、三好生,体育要过劳卫制的等级,等等。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年代。

从秋天到冬天,大学生活的第一个学期结束了。留在记忆中的趣事也不少,记得初开学,魏建功先生给我们讲音韵学,他找不到教室,迟到了几分钟。当他气喘吁吁地来到教室,第一句话便是:“你们不要以为这是我的常态……”他的“常态”引发了我们善意的笑。后来我自己当了教师,知道要守时,是从我们的前辈那里学的。

冬天是期末考试的季节。那时北大是以苏联、以莫斯科大学为榜样,处处学习他们的做法,实行副博士制,实行五分制,以及口头考试制,等等。印象最深的是口头考试,现在回想起当年高名凯先生的《普通语言学概论》学期考试,还心有余悸,简直太可怕了,一间单独的屋子,一张铺着白布的桌子,高先生正襟危坐,我是考生,坐在他的对面,我们一对一。先是抽题,那天我抽的是“试论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在关键之处我讲不清楚,高先生一直启发我。我出了一身汗。我知道,那五分是勉强给的。

我在中学学的是英语,因为一边倒地学习苏联,大一开始就统一地改学俄语。一个学期下来,居然也得了五分。俄语学了几年,几位俄语老师,姚学吾老师后来成了朋友,还有漂亮的金景淑老师,她是朝鲜族,我们都喜欢她,后来她去韩国定居,我们一直很惆怅。我的俄语成绩不错,都是五分,可是时过境迁,现在连字母都忘得干干净净了。倒是中学时学的英语,现在也还记得几个单词。

除夕钟声在大饭厅响起来了,我度过了来北大的第一个年头。那个夜晚我们在大饭厅彻夜狂欢,跳舞直至深夜。为了迎接新的一年,我还写了一首诗:《一九五六年骑着骏马飞奔而来》——

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

我也听见一九五六年的脚步在响

虽然冰霜封冻着大地

可是我的心却燃烧得发烫

祖国的每一天都不平凡

新来的年度又是这样的充满阳光

我要不虚度每一个有意义的时日

像勤劳的工人农民那样

这是意气如虹的年代,我们青春年少,不知忧患,唯有憧憬,我们享受着暴风雨到来之前的那一片春光灿烂。时间无情,此后不到一年光景,诗社散了,《红楼》解体,上面提到的我的那些诗友,纷纷遭了厄运,他们经历了无边的苦难。我也沉重地告别了给我欢乐、也给我忧伤的岁月。

多情最是此湖水

记得当年,天边那浅浅淡淡的烟云,那远远近近的霜雪,渐渐地都消失在岁月的尘埃之中了。那是一个明霞满天、歌吹遍野的年代。庄严的、郑重的生活召唤着一代青年的热情。我也是那个准备时刻投身于为建设新生活的、无限长的队伍中的一个。那正是激情似火、意气如虹的人生。青春做伴,偕侣北游,负笈京师。我终于选定了燕园的这一片土地。曾自喻是蒲公英的一粒种子,被命运女神的兰心蕙口轻轻一吹,不经意地掉在湖边那片草地上。自此落地生根,入定于这一片塔影婆娑、柳丝摇曳的名园。

迁至北京西郊的北大,依然承袭了老北大的文脉气韵。红楼笙箫,汉园弦颂,广场悲歌,长街呐喊,依然随处可见北大精神的延续。北大建校于戊戌维新,历经国难,视野自是高远,襟怀自是阔大。莘莘学子,每怀宏愿,天下兴亡,社会盛衰,人心今古,世事浮沆,未敢一日或忘于心。强国新民,科学民主,思想自由,兼收并蓄,依然是北大立校的根本。蔡元培首倡自由独立的思想精神,宏大精博的学术品格,自此在中国树立起第一所融学术与思想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新型大学的形象。

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革命的摇篮。也许只有北大,能够如此智慧地把挽救国难的激情最后转移到伟大的文化重建上面来。五四运动中,不仅有走在队伍前面的北大师生,更有以《新青年》为基地的关于重铸国运民魂的思考以及参与的激情。红楼的庄严雄伟始终是北大精神的象征。红楼始终站立在北大人的心中。即使是迁了校址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仍然以《红楼》命名北大的文学期刊。这是我们永存心中的纪念。

未名湖鸟瞰

但北大毕竟是青年学子汇聚之地,青春以它自有的方式在这里运行不息。北大不仅是庄严的和深邃的,北大却又是浪漫的和轻松的。北大始终代表着中国的青春和活力,代表着不竭燃烧着的生命之火,以及伴随着生命之展开的那些奇特的、充满灵气的思想。北大人的创造激情和浪漫情怀期待着一种表达。青春焕发的年代给予了北大一个诗意的燕园——燕园里一个更为诗意的、始终找不到一个更为合适的名字的湖,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未名湖。

未名湖是镶嵌在燕园中的一颗绿宝石。环湖垂柳,柳荫小径,塔影婆娑,波光潋滟。月下观湖,静若惺忪着睡眼的处子,微风花影,则是一杯轻漾的春醪。这湖这水,给紧张的大学生活平添了温柔的诗意的情趣。但即使是这样的优美的环境,也没能隔绝北大师生与外界风云的心灵的联结。

北大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也是那个年代,校园里日日夜夜鼓涌着关于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的思考。深层的反思,锐意的质疑,涉及的都是当日国家生活和意识形态中的前沿问题。那是一个春意阑珊的季节,校园里日以继夜的辩论在进行。激昂的讲演,热烈的争论,从大饭厅到三角地,一夜间贴满了五彩缤纷的大字报——那是一篇篇对于蒙昧和专权的批判,那是一声声对于民主和正义的召唤。一株又一株的“毒草”,坦然的、无畏的,然而又是天真的和稚嫩的,向着惯性的思维发出尖锐的挑战。

当然,那一场民主运动最后以巨大的历史悲剧的形式宣告流产。一个充满时代精神的前卫性的思想解放的意愿,最终以众多的思想者付出沉重的代价而结束。它给中国现代史留下了一道永难弥合的流血的伤口。20世纪中叶是中国的多事之秋,紧接着对所谓的“右派进攻”的整肃而来的,是一阵紧似一阵的“共产风”和“大跃进”的热狂,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大批判”和“阶级斗争”的狂涛。如此这般,直至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大动乱。北大站立在风雨中,扮演着种种引人注目的角色。北大站在风浪的前列,起着种种别人起不到的独特的作用。这其中,更多的是引导时代前行的、有时则是反向的,甚至是让北大人蒙羞的作用。

但北大毕竟是北大,经历了时代的大动荡和见证了历史的大创伤,它依然挺立着,依然包容着和选择着,依然从这里向社会输送出一批又一批才俊之士。北大有着成熟的经验并拥有兼容而健全的性格。性格的一方面,是以红楼为代表的坚定、浑重和深邃,性格的另一面,是以未名湖为代表的潇洒、浪漫和不拘于定则的、往往给世人感到意外的灵思。一方面是建立于科学基础上的务实求真,一方面是寄托于诗意空间的梦想和不同于世俗的精神探险。

作为北大人是幸运的,他既拥有昨日的红楼,他又怀抱今日的未名湖。红楼赋予它以深沉的历史感,未名湖又使它尽情地享有今天。历史是那样的严峻,今天是那样地充满柔情。多情最是此湖水。如果说,红楼是父亲,那么,未名湖却充满了女性的温柔和浪漫,未名湖是母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