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南京大屠杀，我们总是控诉、谴责日军的丧失人性与施虐残暴，却很少反思自身的逆来顺受与柔弱不争。
据南京大屠杀的一位幸存者回忆，3000多名中国人被关进一间大货房，只有3名日本士兵看管。房门大开，而关押的中国人又都没有捆绑，却一个个吓得动都不敢动弹，更不容说反抗了。结果全部被杀害，这位回忆者是其中唯一的侥幸逃生者。
3：3000，也太不成比例了。
然而，还有比这更不成比例，更让人丧气的。迟浩田将军曾感慨，抗日战争时期，七八名日兵端着四五条步枪，扛着一挺机关枪，打着一面太阳旗，竟在他的故乡山东招远县（今招远市）四处“扫荡”，横行无忌，将全县几万名百姓赶得鸡飞狗跳，到处“跑反”。
这种现象并非个别，其他地方也有，并且相当普遍，只不过少有人描述、统计而已。
即使杀一条喂养的老牛，宰一头温驯的绵羊，在捕捉它们时也会奔逃，或是利用身上唯一的利器——牛角或羊角拼命一搏，更何况动物之灵长——人呢？
平民如此，而我们的军队呢？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常以1：7的比例制订作战计划。仅以日军板垣第五师团为例，它在整个侵华战争中对付70多个中国师，不是全歼，就是击溃。
中华民族的历史可不是这样。我们有过汉唐雄风的阳刚，有过泱泱大国的恢宏，有过惊天动地的壮举，有过奋勇抗争的血性……
然而，我们的偏安一隅、萎靡不振、卑怯懦弱、柔顺不争、温驯服从却又是无可辩驳、难以否认的事实。
中华民族何以一变如此？这种巨变始于何时？
日本人的强悍与凶残并非抗日战争时期如此，而我们的软弱与涣散也非一朝一夕形成。翻拣历史，一则史料曾让我触目惊心，感慨万端，永难忘怀。
明朝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六月，百余名倭寇在浙江上虞县境登陆侵犯，一路抢劫，横贯浙江后，剩下的60多人继续深入内陆，西进安徽，再犯明朝陪都南京，不克，又穿越无锡奔袭苏州，至太湖附近才遭围歼。区区倭寇，竟深入国境三省二十几县，杀掠数千里，打死打伤中国军民4000多人，历经80余天，才被彻底剿灭。而在倭寇奔袭的地带，军民人数之多实难统计，仅南京一地的驻军就达12万，却令数十名倭寇如入无人之境。
梳理变因，探究根由，并非本文主旨。既然引出了这样的话题，也就提纲挈领地稍作勾勒。
北宋为一大变，开国皇帝赵匡胤因“黄袍加身”登上九五至尊的宝座，为防止类似事件出现，倡导国民重文轻武。他不仅以文官主管州事，还用文官控制武将。当重文轻武成为时尚，柔弱之风也就从上到下侵入社会底里，改变民族的气质、素质乃至本质。
宋代的重文轻武与柔弱不堪，引来蒙元铁蹄的践踏蹂躏，古老的汉族，在整体上第一次尝到了异族统治的切肤之痛。蒙元瓦解，明朝建立，又有八旗入关，满人清朝长达近300年的压迫。两次异族统治，汉人都处于社会底层，他们心怀不满，也有过反抗，可脑袋硬不过钢刀。好死不如赖活着，麻木不仁、无所作为、不思进取地活着，仅为活着而活着而已。当这种“活命哲学”发展成为民族的主流，精神萎靡、胆怯畏葸、柔弱顺从、人格卑微便不可避免地成为整个社会的严重痼疾。因此，每一次异族统治所带来的严重恶果，就是民族的阳刚之气与正义之风大打折扣。
当然，哪怕积贫积弱、萎靡焕散之中，我们的民族，也有崇尚阳刚、振兴武备、克敌制胜的闪光与辉煌。
崇武古城，就是进入我视野的一个亮点。
崇武崇武，崇尚武备。仅“崇武”二字，就让我的精神为之一振，一种久违的亲切在心中涌动不已。
崇武古城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久远，它建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只有600多年的历史。然而，它却是我国仅存的一座比较完整的石头古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气势磅礴的万里长城，更有不可计数如星辰般散落各地的城池城堡，迄今保存较好的有陕西西安城、湖北江陵城、山西平遥城、辽宁兴城、山东蓬莱水城等，这些古城的城墙皆为砖块建筑或泥土夯筑，唯有福建崇武古城，城墙全部采用花岗岩石砌筑而成。
崇武古城，位于福建泉州市惠安县东南崇武半岛南端，西连陆地，三面环海，东临台湾海峡，夹在湄州湾与泉州湾之间。崇武近处海域遍布礁石岛屿，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是一处战略地位十分突出的军事要塞。
我国古代国防史上，历来以剽悍的北方少数游牧民族为患，他们不时南窥，掳掠中原，来去如风。万里长城，便是对付北敌威胁、入侵南下的一项庞大而系统的防御工程。到了明朝，前期要抵御北方内犯的蒙古鞑靼、瓦剌骑兵，后期得防备东北新兴的后金（满清）军队，而东南沿海一带，也燃起了战争的烽火，那就是愈演愈烈的倭寇侵扰。
明朝的国防，除了历朝历代延续不已的北虏之患，又增添了南倭之虞。
崇武古城，便在这样的国防背景下“应运而生”。
为防御倭寇侵袭，朱元璋下令海禁，并于洪武初年（1368年）开始在东南沿海设置卫所，建立水军。洪武十七年，派大将汤和在山东、江苏、浙江沿海地带修筑了59个军事据点。洪武二十年（1387年），又派江夏侯周德兴在福建沿海增建16个，北起崇武，中经永宁、金门、厦门，南至铜山（今东山）。于是，短短的4年间，朱元璋便在东南沿海新筑了70多个军事城池，它们互为犄角，互相呼应，筑起了一道蔚为壮观的“海防长城”。
崇武古城建造之初，不过是这逶迤绵延的70多个军事据点中的一个，是朱元璋与刘基共同构想施行的海防长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然而，随着其他海防城池的衰落与毁弃，作为当年硕果仅存的唯一历史见证，享有“抗倭名城”、“英雄古城”之誉的崇武卫城，也就显得格外突出而高大了。
所谓的倭患，并非日本与明朝两国政府间的敌对与征战。明朝建立之初，正是日本分裂为南朝与北朝的内乱之际，也不可能对明廷形成对抗。而在明朝眼里，日本不过是四方蛮夷中的一个而已，是天朝的一个附属岛国。于是，在不了解日本国内已有天皇的情况下，就糊里糊涂地册封当时执掌实权的幕府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
从古至今，我们总是以一种文明古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优越感，对日本抱着一副不以为然的蔑视态度，将其称为小日本、小鬼子、蕞尔岛国。其实，日本这个强悍凶残而时时怀有恶意的邻居应是我们第一关注、重视与警惕的对象。如果说过去是不甚了解，而饱经倭寇与日寇侵略的深重苦难之后，如果我们还不觉醒，也就真的愧对那些惨死在日人手下的先祖列宗了。
因为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日本幕府控制不了手下的封建诸侯与封建领主，而诸侯与领主手下的武士因为国内战争频仍，土地荒废，食物奇缺，生活无着，就流亡海上，变成“浪人”，进行抢劫。这便是倭寇的来源。日本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延续了一百多年，民众不能进行正常的生产与生活，加入到倭寇队伍的人员也就越来越多。他们先是入侵高丽，尔后南下骚扰我国沿海各地，从辽东半岛至山东半岛而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到处留下了倭寇侵犯的足迹与罪恶。
于是，明朝与日本间一种相当奇特的情形出现了，两国政府处于和平与友好状态，而幕府手下无法制约的诸侯领主、封建武士却不断破坏这种友好，与明廷为敌。
明代之初，王朝处于上升时期，尚能有效地防御倭寇的侵扰，如永乐年间的1419年，倭寇大举进攻山东沿海地区，明军前往进剿，很快就将这批倭寇全部消灭。随着明朝政治的日益腐败，军事设施的日趋废弛，倭寇也就变得愈加猖獗，尤以明朝中期的嘉靖年间最为严重。
由武士组成的倭寇，是一批相当好战的职业军人。日本对武士的培养教育，苛刻而严酷，他们从小习武，且每人备有一长一短两柄利刃，长刀进攻敌人，短刀对付自己，一旦失败，武士便毫不犹豫地用短刀结束自己的生命。明人对日本武士的教育、性格等情况不甚了解，以为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性，“其喜盗、轻生、好杀，天性然也。”尽管认识有误，在与倭寇的战斗中，了解这种“天性”相当重要，可认识战斗的残酷性，对其施以针锋相对的打击。抗倭名将俞大猷就曾说过：“倭人之桀骜、剽悍、嗜货、轻生，非西南诸番之比。”倭寇除好战、轻生外，因日本剑道非常发达，他们又从小习武，均会剑道技术，战斗力相当之强。倭寇使用的长刀在日本称剑，长约五尺，挥舞起来，一片刀光，“上下四方尽白，不见其人”，可以在一丈八尺的方圆内有效地杀伤对方。中国原无此种兵器，对付起来也就相当困难。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对敌我兵器及优劣有过精辟的描述，倭寇手持长刀，“彼以此跳舞，光闪而前，我兵已夺气矣。倭善跃，一迸足则丈余，刀长五尺，则丈五尺矣。我兵短器难接长器，不捷，遭之者身多两断……”明军的短小兵器及传统阵法在倭寇挥舞的长刀及善于跳跃的进攻面前，实难取胜，常被敌人挥刀斩为两段。倭寇还随身佩带强弓利箭，这种弓箭射程不远，但强劲有力，“不轻发，发必中人，中者必毙”。而明军的弓箭则“弓软、矢轻”，哪怕射中，也构不成威胁。因此，被射中的倭夷“常拍其臀，以为我辱”。此外，倭寇的蝴蝶阵及一种独特的长蛇阵，也为中国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在武器装备、个人技法及战术特点等方面稍作比较，便可发现明军的严重缺陷。而在勇气斗志、精神气质、内在素质等方面，更是远不如人，不堪一击。明朝的军事制度——卫所制将军队与百姓、军户与民户严格区分开来。实行之初，由职业军人组成的明朝军队，作战能力相当之强。往后去，就弊病丛生了。卫所制度是一种耕战结合性质的军队编制法，军户与民户分开，军人的服装、武器也要自己筹备；又因为军人世袭，军人的后代良莠不分、参差不齐，世世代代为兵，一代比一代不重训练，武艺荒疏，武备松弛，不愿当兵的逃跑者越来越多，最严重的情况，逃亡的比例高达十分之七八，也就是说，不少卫所剩下的兵员只有定额的百分之二三十。军队长期减员，数量愈来愈少，明廷只好采取顶替的办法，将逃跑者的家人如弟弟、侄子等抓去顶替，实在无人可替，就将逃亡者的邻居抓去补充。于是，明军的武艺越来越荒疏，斗志越来越衰弱，质量愈来愈低下。以这样的衰疲之师对付生性凶残、装备优良、武艺娴熟、组织严密的倭寇，会出现怎样的场面与结局，也就可想而知。因此，明军与倭寇对阵，常常是一触即溃，一溃便不可收拾，也就难怪倭寇得以长驱而进、四处劫掠，如入无人之境了。
这种情形，直到戚继光、俞大猷等著名的抗倭军事将领出现，才有所改观。
戚继光出身将门，没有这样的身世背景，在明朝卫所士卒袭替、军官袭职的制度下，也就难以跻身上层军人之列。戚继光年仅17岁时，便因父亲病逝而世袭了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事一职。戚继光在严父的教育下长大成人，自然不同于那些从小溺爱的纨绔子弟。他中过武举，除精通武艺外，还用功读书，哪怕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也从未放弃这一良好习惯。于是，在戚继光身上，也就具有了不同于普通军人的优秀素质，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名典型的儒将。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戚继光的人生追求与目的，并不在于当官封侯，而是拱卫海疆、护国安民。袭职不久，稚嫩的肩头担负着重要使命的戚继光，就写过“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这样难能可贵的明志诗句。
在早期军事生涯中，戚继光管理屯田、保卫京师、戍守蓟门，26岁时便破格升为署都指挥佥事，督山东备倭事，率领一支4000多人的队伍，肩负起整个山东沿海的抗倭重任。28岁调往倭寇最为猖獗的浙江，任浙江都司佥书，不久升任宁绍台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在与倭寇的多次对垒与拼杀中，戚继光积累了不少宝贵的战斗经验。同时，他也深深地认识到，要想战胜倭寇，靠现有的明朝军队，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戚继光决心训练一支新兵。当他以自己的想法征求同僚们的意见时，他们不仅不为所动，反而嘲笑他的迂腐，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倭寇是可以消灭的，只有等他们劫掠够了退走时，跟在后面追赶一下，或许可以将功赎罪，说不定还能够获得一些意想不到的外财。戚继光闻言，不觉仰天长叹，他感到寒心，更感到了一股深深的忧虑，设若明朝官兵，上下如此，则民何以保？国何以安？同僚的畏敌如虎与明哲保身，反而坚定了戚继光训练新兵、消灭倭寇的意志与决心。
在中国，要办成一点事情可真不容易，更不用说训练一支战斗力强盛的军队了，戚继光为此付出的努力可能比抗击倭寇更感力绌。明朝军职世袭，募兵只是短暂的应急措施，首先要取得上司的理解与支持。浙直总督胡宗宪看过戚继光的练兵建议，当即扔在地上说：“浙江人如果能够训练的话，我自己早就练出来了，还用得着你来？”转而一想，戚继光要练兵的建议已是众人皆知，如果不允，将来有什么责任推在自己身上，可就吃不了兜着走，这样才勉强同意。同意了又迟迟不肯拨兵，直到大半年后，才将3000名绍兴籍士卒交到戚继光手上。
经过一番训练，这支绍兴籍军队与倭寇对阵，也打了一些胜仗，但总不令戚继光满意。他发现，绍兴军卒行动敏捷，军容可观，但懦弱狡猾，内心畏惧敌人，将生死看得很重，与敌不能短兵相接。于是，戚继光决定招募一支全新的兵士进行训练。听说义乌地方发生了一场大规模械斗，双方多为农民与矿徒，每方均有几千人参加，斗争激烈，死伤颇多。戚继光对这种械斗十分反感，却欣赏械斗中表现出来的剽悍与勇敢。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九月，戚继光罢去所练绍兴籍军卒，前往义乌招募新兵。脸面白白、行动伶俐、毫无顾忌的城市油滑之人不要，戚继光挑选的全是一些黑大粗壮、皮肉坚实的乡野老实之人。这些人虽然从未上过战场，也不懂武艺阵法，但这种情状对戚继光来说，则是再好不过的了，就好比一张没有任何墨迹的白纸，可以按照他的想法与意愿，书写新而美的理想文字。
戚继光募得一支4000多人的队伍后，便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训练。这种训练不仅全面，而且非常严格；不仅吸取了古代练兵之精华，更得针对倭寇的战术特点以求克敌制胜。总括起来，戚继光练兵的主要内容为练耳目、练手足、练营阵、练心。练耳目，使士兵绝对听从指挥，令行禁止；练手足，使士兵体格健壮，武艺精强；练营阵，使士兵协同作战，共同对敌，戚继光根据南方地形及倭寇特点，创造了一种新的阵法——鸳鸯阵，以藤牌、长枪、狼筅、镗钯为武器，两两相对，类似鸳鸯，防卫与击杀相互配合；练心，使士兵亲附将领，士气高昂，勇敢作战。经过一番强化训练，戚继光招募的这支4000多人的队伍，很快就成为一支武艺精、战术强、守纪律、听指挥的勇敢善战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