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不禁想到了国人的民族主义观念。保卫国家与保卫家园，毕竟不是同一个概念，只有民族意识真正觉醒，保家与卫国才能达到内在的高度统一。在鸦片战争之前，受环境、视野、认识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国人并无本真意义的近代民族意识。因此，当中英双方军队进行激烈战斗之时，甚至出现了百姓围观的情形。只有当英军占领他们的家园，生活受到侵扰，生命受到威胁，才会拿起武器反抗。
三元里抗英便是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一次振奋人心的战斗。这次民众自发的保卫家园战斗之所以取得胜利，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便是天时地利。大雨淋湿了英军的燧发枪与火药不能发射，使得三元里百姓手中以农具为主的武器上升到与英军武器同等的水平，加之英军纵深追击不谙地理，因迷路而被团团包围。其实，早在十年前英军就采用了带有击发装置的步枪，只是没有配备到所有部队，入侵三元里的大部分英军仍使用不能淋雨的火石枪。直到鸦片战争后期英军进入长江流域，才从印度大量补充了带有击发装置的步枪。即便如此，三元里抗英的战绩也不是像后来宣传的那样杀敌数十数百，最多的统计数字竟达到了748人。综合各方面的资料，1841年5月30日的三元里抗英，英军伤亡的实际数字为死亡5至7人，受伤在23至42人之间。只要我们将此数字与英军在历次战斗的伤亡数字进行一番比较，就会发现三元里抗英仍是一次给入侵英军以重创的胜利战斗。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普通民众与近代化武装的英军对阵，能获得如此战绩，用于宣传鼓舞士气自然是民族的一种需要，但如果我们以此认为，只要广泛发动民众，就可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便有可能陷入另一种迷误，此后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运动的彻底失败就是一种明证。三元里抗英第二天，一万多民众乘势包围了英军据守的四方炮台，幸而被广州知府余保纯劝退，不然的话，在威力强大的巨炮与射击准确的来复枪面前，当地民众将遭致一场残酷的屠杀。
版图与人口，再也不是衡量国力的主要因素。
镇江陷落，清朝的第二大都会南京失去保护屏障，完全暴露在英军的炮火与进攻之下；与此同时，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也被拦腰截断，也就意味着运输供给需要大运河支撑的北京不得不直接承受英国侵略者的威胁。
仗再也无法继续打下去了！
清廷哪怕腐朽到了骨子，不堪一击到了令人无法想象的地步，仍不得不强撑脸面自我安慰，陶醉在虚幻的“天朝意识”之中，道光皇帝在一道谕旨中指示手下大臣，让其派人如此告知英国：“今汝既有悔罪之意，何不趁此商量，如果能将各船全数退回广东，即刻罢兵，我必奏明大皇帝，将香港一处，赏给尔国……”惨败后不得不割让香港，竟成了大清帝国的“恩赏”，中国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官场语言、官场学问、官场虚伪由此可见一斑。
英国政府出兵中国，在他们看来，并不是一次战争，只不过是对清朝政府没收鸦片的一个“教训”，一次武装冲突而已。他们并不想让清廷垮台，也不想将中国变成印度那样的殖民地，割地赔款、打开门户、贸易通商的目的一旦达到，也就意味着战争的结束。清廷更是不想打下去了，不仅没有获胜希望，更担心民众乘机造反夺取政权。败给外人大不了割地赔款，而国内民众的起义反抗，将导致政权丧失，皇冠落地。慈禧太后的一句“宁与外人，不与家奴”，便很好地道出了满清朝廷这一中国最后的异族封建专制统治的内在本质与丑恶嘴脸。
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就这样签订了。
与英国政府对“天朝”处心积虑的勘测打探，认真细致的调查了解相反，清廷自上到下，似乎从未有过打探“四方外夷”的念头。国人对英国的认识，不是道听途说的片面了解，就是坐井观天的盲目推测与虚幻想象。
其实，早在1793年，两国政府就有过初次正式接触。英国特使马嘎尔尼率领一支庞大的船队历经近一年的海上行程，以庆祝乾隆皇帝83岁的“万寿”为名，带着两国互派使节、商定贸易协议的使命，来到了“东方第一大国”的首都京城。清廷对待这一远洋而来的“藩属国”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举措可想而知，用随行的东印度职员的话来说，就是受到了“最礼貌的迎接，最殷切的接待，最严密的监视，最文明的驱逐”。特别是在觐见皇帝必须双膝跪地九叩首的礼节上，更是发生了严重分歧。英人对中国的这一传统礼仪无法理解，殊不知跪拜是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一种方式。在国人眼里，人神之间、君臣之间、上下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唯有跪拜这一礼仪才得以体现。当然，很少有人想过在膝盖一屈的臣服、认可乃至崇拜中，人格与尊严也随之软化、消失殆尽。在马嘎尔尼的坚持下，乾隆皇帝最后竟破格答应了英国使臣行西礼而不跪地的请求。
乾隆时代，便是后人所称道的乾隆盛世，既为“盛世”，姑且不管是否足以匹配，起码还有一点接受“异端”的豁达。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凡是真正的盛世，都有着广阔的胸襟，都是对外开放型的，如汉唐时期就是如此。越是衰世末世，就越封闭保守。明清的闭关锁国从本质而言，就是一种外强中干、极不自信的表现。“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卡尔！马克思在论及东方帝国时这样写道。
汉语辞典里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成语“夜郎自大”，夜郎国作为汉代西南部的一个小国，国王在接待汉使时问道：“是你们汉朝大呢，还是我们夜郎国大？”没想到这一见诸《史记》的事实，对妄自尊大的比喻与嘲讽，最终竟然落在了《史记》作者的后人头上。
清廷怎么也想不到，就是这一被他们视为外夷藩属的英国，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在大不列颠国土上，有着铁厂、船厂、酒厂、造纸厂、纺织厂、面粉厂、自来水厂等数以万计的工厂，已是“海上霸主”、“世界第一工业强国”。因此，当马嘎尔尼看到乾隆皇帝“出狩图”中使用的仍是长矛弓箭时，觉得不可思议，主动向清廷将军福康安提出表演欧洲火器。哪知福将军不以为然地说道：“看也可，不看也可，蛮夷小邦会有什么了不得的稀罕之物？那些火器操法，哪有天朝上国的大刀长矛管用？”而送往圆明园的那批足以代表西方近代文明与先进技术的贺寿礼物，其中包括天体仪器、光学仪器、铜炮、榴弹炮、连珠炮、毛瑟枪、望远镜等，则全部陈放着成了一堆真正的废品，直到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圆明园后被英国人重新找到。
清人对英国的认识实在模糊得很，关于英国的称谓就有英伦的、英吉利、底里、兰墩等十多种，致使那些奏议夷务的大臣也错以为它们属于不同的国家。而对英国实际情形的了解，仅知它是一个远隔万里的外夷小国，于西洋诸国中相对富强，而且这种富强也是因为购进中国茶叶转手卖给其他小国从中获利所致。清朝大臣孙玉庭就曾得意非凡地对嘉庆皇帝说道：“如果天朝禁止茶叶出洋，则英国会穷得没法活命。”嘉庆皇帝一听，自然是哈哈大笑不已。抱这种观念的清人并非少数，他们从英商大量进口中国茶叶、大黄的事实出发，想当然地认为英人吃的是牛羊肉磨成的粉，食之不化，离了茶叶、大黄，就会“大便不通而死”。林则徐刚到广州，也对中国茶叶抱有极大的“厚望”，认为茶叶、大黄是“制夷之大权”，对不法外商果断“封仓”，不让茶叶、大黄外流，对上缴的每箱鸦片给予5斤茶叶以示嘉奖。
国人根据远道而来的西人外形，更是推导出许多啼笑皆非、一厢情愿的“事实”，比如从紧身裤与打绑腿的装束习惯得出所有西方外夷都是“腿足裹缠”；由葡萄牙兵采用踢腿式的“正步”行进方式，推想外夷“屈伸不便”；由英人不愿向皇帝行跪拜礼，误传其膝关节有问题……所有这些附会臆测加在一起，就得出了如下结论：英人不会弯腿，一旦离开舰艇登上陆地，就会不断地摔跟头。即使刚到广州的林则徐也有过如此见识，他在一封呈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写道：“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直到英军上岸攻城掠地，清军一败再败，道光皇帝还是不太相信英人真的能在陆地打仗而不摔跟头。
清朝官员的颟顸无知在战争中更是表露得淋漓尽致，广州守将杨芳竟然下令搜集女人的尿罐对付英国军舰。女人的泌尿系统向被天朝视为不洁之物，英军的枪炮之所以打得又远又准，是因为使用了妖术的缘故，只要开仗时将女人的尿罐对准发射的枪炮，妖术即可迎刃而解。
然而，无数铁的事实，不由得国人不睁开朦胧而迷幻的双眼。随着鸦片战争的持续，对英国的认识与了解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深。
而真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则非林则徐莫属。
在确定这篇文章的题目时，我拟了三个备选：《放眼向洋看世界》、《开眼向洋看世界》与《睁眼向洋看世界》。“放眼”带有一种相当主动豪迈、大度恢弘的气概，而清人的打量世界，则出于迫不得已，显得犹疑而彷徨；“开眼”呢，也有一种清醒、真切的意味包蕴其中，而当时的认识世界，仿佛由睡梦中突然惊醒，瞪着一副迷朦的双眼望着陌生的一切，有如雾里看花，根本无法看清；即使看清，也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一番权衡比较，最后才选定《睁眼向洋看世界》作为此文标题。
到达广州前，林则徐就已掌握了一些有关英国及西方的情报，但显得相当零碎不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作为一位相当成熟的政治家，林则徐认为“欲制外夷必先悉夷情”，抵达广州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深入调查，掌握有关英人的第一手材料。他放下钦差大臣的架子，突破官规约束，拜访对“夷情”与沿海形势颇为了解的梁廷枬，获得不少“夷务”方面的知识；他找来外国人询问对外贸易及英国动态，派人打探“西事”，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处打听，按日呈递”；亲自前往澳门视察，了解外情；他请来四名英文译员大量翻译外文资料，从英国自由贸易派商人主办的《广州周报》、《广州纪事报》、《新加坡自由报》及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主办的《中国丛报》中获取富有价值的信息，将译成中文的《澳门新闻纸》加工为《澳门月报》，分为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等五辑；他翻译英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一书，定名为《四洲志》，最近还新发现了一份林则徐在广州探求西方知识的珍贵记录《洋事杂录》；出于对敌斗争及对外交涉的需要，林则徐还着人迅速编译《国际法》，他也因此而被誉为中国引进国际法的第一人，中国近代外交事业的先行者，中国国际法学的开山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时年55岁的林则徐还主动积极地带头学习外语，掌握一些英语及葡萄牙语词汇……
林则徐对西方的了解，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法制、时事及外国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方面的知识。他了解得越多，心中原先所具有的“天朝优越感”就一点点地消失殆尽。林则徐对西方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相当艰难而痛苦的转变过程，由“通时务”变为“通夷务”，从严禁鸦片过渡为奖励通商，最后发展为“师夷长技以制夷”。
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已敏锐地认识到，中国要想改变政治腐朽、军队腐败、积贫积弱的现状，要想成为军事强国不受欺凌，唯一的方法，就是学习、效法西方。为此，林则徐尽其所能地开展了一系列引进、改良军队装备的活动，集资向葡萄牙购买了百门西式大炮装备沿海各炮台，按西方兵船式样仿造新式兵船，还指令公行商人集资买下一艘西方货船进行改装，配备34门大炮编入水师……尽管收效甚微，但这些向西方学习的实践活动实为此后洋务运动之滥觞。
一个民族，总是需要一些高尚而完美的人物作为社会楷模，激励人们奋发向上。历史选择了林则徐，于是，一个天神般的高大形象通过各种记载与传说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
林则徐呱呱坠地时，正逢声名广播的清官、福建巡抚徐嗣曾在他家那两间破旧的小屋避雨，父亲当即取名则徐，刚一出生，就与清官结下了不解不缘；九岁念私塾时于元宵夜观灯，私塾老师信口吟出一句应景诗：“点几盏灯为乾坤作福”，一旁的林则徐当即对道：“打一声鼓替天地行威”；林则徐不论官居几品，总是两袖清风，夫人不论富贵贫贱，始终“布衣荆钗”，每年“年规”，除夕之夜，合家聚在一盏油灯前，同桌共食一盘素炒豆腐；他的外形气质，在《新世说！德行》中被描写为“英光四射，声若洪钟，生而机敏，豪气逼人”，“与上与下，无不流溢出堂堂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