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海禁，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抗倭及防御逃亡海上的反明残余势力，在他的想象中，只要禁止沿海居民出海，海上势力便失去了联系与接济，将难以生存，不攻自破。朱元璋的一厢情愿，的确达到了禁止国内民众出海之效，却导致了海防空虚、海疆尽失的严重后果。此后的清政府也继承了明朝衣钵，依旧执行实际意义上的海禁。我国古代的水师，也算不得独立的、严格意义的海军，只不过是陆军的附庸罢了。因此，一旦遭遇真正的海军——鸦片战争中的英军舰队时，中国古代水师那不堪一击的结局早已“命中注定”。
除了防御，还是防御，在这种一味防御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哪怕戚继光这样卓越优异的军事将领，也难有大的作为。他在崇武古城部署的延伸城池防御功能的措施，在当时就已多少显得有些“另类”，特别是那支海上巡逻队，更是有违朝廷战略思想之嫌。东南沿海倭患基本肃清后，戚继光奉调北疆抗虏，也曾提出过训练一支车步骑混合编成的10万精锐之师，主动出塞打击蒙古骑兵的主张，却遭到了一批因循守旧的老朽官员的强烈反对。于是，戚继光除了将长城修得更加坚固外，他的军事才能再也无从发挥。当然，重文轻武、防范武将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戚家军从当初的4000人，发展为6000人，戚继光在抗倭战争中统率的军队最多为3万。调防北疆后，戚继光可控制的军队数量按规定的编制计算，士兵8万，战马2万2千匹。作为一个重兵在握，足以震憾京师并能动摇国基的军事大将，戚继光除了忠心报国外，从未有过二心。他写过既是表达对皇上的忠心，又是自己戎马生涯写照的诗歌《马上作》：“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刀马上行。”然而，帝王的防范之心并不是几句表达忠诚的话语就能打消得了的，因此，朝廷对他的时时制约、处处掣肘也就不足为怪。尽管忠诚谨慎、勤于治兵、严于律己，戚继光仍不能见容于最高当权者，最终革职罢官，晚年落落寡欢，一贫如洗，临终前连治病的药费也没有。这种凄凉结局与当年的叱咤风云形成鲜明而强烈的反差，后人不由得生出一种英雄末路的苍凉与悲怆。同时慨叹的还有大明帝国的命运，如果能以戚继光为契机，为转折，重整武备，那么正在兴起的东北满族势力及东邻岛国日本的扩张之梦就能得到有效遏制，中国的历史，将重新改写。然而，事实给予我们的，只有扼腕与丧气。
其实，就明朝的综合国力而言，应该是明军进攻日本才是，却反而遭受前所未有的严重倭患。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求朱元璋及其后继者们去侵略他人占领别国的领土，我们没有这样的传统。但我们应该时时提防并能有效地抵御他人的侵略才是。就防御的实质而言，固守一隅只能是消极、被动地挨打，起不到真正的抗敌之效。长达几个世纪的匈奴之患，并非依靠越修越长、越修越宽、越修越高的长城得以解决，如果没有汉武帝那气吞万里的主动出击、大漠征战，怎么也达不到“一劳永逸”的良好防御之效。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农业传统的国度，农耕文化是我们的辉煌与骄傲，同时也是我们的沉重包袱与衰落之源。如果一味固守根深蒂固的传统，不能与时俱进，就会成为前进的羁绊与障碍。人人固守着一块狭小的地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得其乐地生活着，这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所提倡、推崇、向往的美好田园生活。这种恬静、和谐固然是一种难得的境界，然而，也形成了国民与世无争的柔弱性，一盘散沙的结构性，逆来顺受的国民性。这种特性一旦遭遇强悍凶残的日本岛国及物竞天择的西方文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惨痛局面也就在所难免。
戚继光组织训练的戚家军，就其实质而言，也是一支地地道道的农民军，不仅成员由农民组成，其作战武器也是藤牌、毛竹、铁叉之类的农具。戚继光所能做的，就是将一粒粒“散沙”用“水泥”搅和，形成一股强大的协同作战凝聚力，成为一支一以当十、攻无不克、所向披靡的强大军队。这不仅对中国古代军人单纯强调个人技能武艺是一种反拨与创举，即使今天，也有借鉴与现实意义。今日的现代化战争，再也不是过去的单兵种作战，而是海陆空及信息、导弹等部队的多兵种、多渠道、立体化协同作战。
“三八”期间单位组织旅游，游过莆田广化寺、妈祖圣地湄洲岛，又在返回厦门途中来到了崇武古城。
保存完整的崇武古城依旧那么威武磅礴地耸立在崇武半岛南端的大海边，城墙东南角最高处还设有一座可照临15海里的国际航标灯。我抚摸着城墙那一块块青色的花岗岩石头，它的坚硬与刚性不仅以无声的呐喊，顽强地抗击来犯的侵略者，保护过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也是中华民族脊梁的象征，默默地挺立着、承担着、修炼着，积聚内在的能量，于关键时刻作殊死一搏。所有的邪恶顿时消隐，而它依然保持着过去的姿态，以一种见惯不惊的刚毅默默地经受风雨的侵蚀，默默地包容一切，百年如斯，亘古如斯……
沿海蜿蜒的海岸线、绵延的山岭与江河湖泊交错而构成的独特地理环境，使得东南海防不同于历代的北方抗虏，不同于那种布阵于大漠荒野的两军对垒，不同于金戈铁马的迅疾横扫。东南海防，既有大规模的两军进退，也有个体间的生死拼搏，还有武器技术的较量。不屈的生命与灵魂，可以凭借每一块礁石、每一个岛屿、每一座城堡、每一口堰塘、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掩体、每一座山头等有利的地形地貌，将它们变成消灭入侵者的战场，埋葬入侵者的坟墓。
崇武古城因抗倭而兴，气吞山河的崇武精神让那些侵略成性的敌人见识了它的刚强与伟岸。这里最初只有1224名驻军，至今已发展为2万多人口的具有现代化功能的繁华集镇，并由过去的海防城池定位为“历史文化古城滨海工贸旅游城市”。古城风貌，是崇武的内在底蕴；惠安女那奇特的服饰与习俗，是崇武的亮丽风景；精美的石雕艺术，为崇武的旅游、贸易、文化开启了一道独特的兴盛之门，南面滨海景观区，便建有一片占地9万多平方米的石雕博览园。只是博览园设立的25个景区，置放的500多件石雕作品，全是一些与抗倭及古城历史无甚联系的题材内容，什么“十八罗汉”、“八仙过海”，四大古典名著《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各色人物，还有封建味十足的“二十四孝”……这些雕刻灵则灵动，也有某种神韵，但给我的印象，却是阴柔有余，阳刚不足。难道说崇武后人的血液在儒道文化的影响下，那内里的崇武精神与素质也在一步步退化？那种阳刚与抗争、奋发与激情也在时间的长河中衰落难觅？
这并非杞人忧天，明代的崇武古城是一座坚固的军事堡垒、海防重镇，清朝时这里的武备就开始松弛了。而抗日战争时期，崇武古城基本处于不设防状态，没有正规军驻守，只有十几名保安队员。1940年7月15日，200多名日寇在四架飞机的配合下从獭窟登陆，未经战斗便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崇武古城，打死打伤群众130多人，焚毁民房500多间、民船500多艘……崇武百姓，又一次饱受战争的摧残与蹂躏。
当然，此乃国民党政府所为，与当地民众并无多大关联。其实，崇武百姓作为军人的后代，内里仍保存着先祖的遗风，性格粗犷勇猛甚至带着一点野蛮的味道；崇武半岛基石裸露，土质贫瘠，特殊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崇武人的顽强进取与外向开拓；崇武人的习俗与游戏中，也含有武备、战争的内容，如“掷石战”即是，这是一种以石块为武器的分阵拼搏，一种货真价实的打斗厮杀，极富攻击性与刺激欲；崇武城内的妇女，至今仍被城外人称为“军婆”；崇武人不论男女老少，说话总要带一些骂人的口头语，于是就有了“崇武人骂人就是说话，打招呼也是骂人”之说……
然而，这种精神如果不激荡，不发挥，就会转为柔弱萎靡。人类具有开拓进取的天性，也有贪图享乐的本性与惰性。
由此，不由得想到了在莆田湄洲岛见到的一幅相当别致的对联，艳红的条幅上端现出一条窄而刺眼的白色。询问当地导游，原来这种“白额春联”纠结着一团倭寇入侵的惨痛历史与浓郁悲情。倭寇进犯莆田，居民进山逃亡。在戚继光的围剿下，倭寇被消灭。百姓于正月初二这一天返回家园，人们忘了春节喜庆，首先得安葬死于倭寇之手的亲人。于是，家家户户贴上了悼念的白色对联。初三办完丧事，大家才想到过年。因此，莆田的春节也就拖到了正月初四。人们心有余哀，哪怕庆祝春节，也将春联覆在原先贴着的白联上，上端留出一截白色。这种习俗留传下来，也就衍化成了今日的“白额春联”。
莆田市原名兴化府，不仅十分富庶，晚唐以来更是福建著名的文教之乡，名儒辈出。明朝科举，每科及第4人左右，而正德、嘉靖年间则猛增至9人，呈现出“莆文献领袖全闽”的局面。然而，莆田的富庶引来了倭寇的垂涎与入侵，繁盛的人文优势使得莆田百姓不识兵革，多次遭到倭寇洗劫。最严重的一次便是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的府城陷落，城中百姓十之七八死于倭寇之手，以致哭声连门，死尸塞路，孤城之外，千里为墟。据《林子本行实录》所载，仅林兆恩一人就葬尸5次，收埋全尸者3千多，火化而葬2万余，另有遗骨百余担。这些都是无人收尸者，算上那些亲友埋葬的死者，倭寇所害人数之多，实难一一统计。前几年，当地百姓还挖掘出几千只装有骨灰的陶罐。
斯文与柔弱，竟成为侵略者首当其冲的蹂躏对象。
走出石雕博览园，我的眼前不觉一亮，一座巨型戚继光雕像高高耸立。郁闷的心情涣然冰释，顿时涌起了一股少有的激动与冲动，几乎跑步来到十米高的雕像旁。戚继光左手握刀的英武、右手捋须的自信及全身洋溢的豪迈之情，不由得深深地感染了我。同样的汉人，同样的冷兵器，经过戚继光的“点化”，生命潜力便得到充分发挥，创造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奇迹。戚继光——民族之英杰，才是我们真正的骄傲！他与戚家军的百战百胜，几乎创造了我们民族新的神话，是近几百年来抗御外侮中少有的光环与亮点，一道划过长空的绚丽彩虹。
一行人几乎全部受到一股阳刚之气的感染与鼓荡，大家不约而同地站在戚继光雕像下，留下了一张永久而难忘的合影。
然后，我缓步走向大海。
当我背向海滩石壁那“天风海涛”四个红色大字的崖刻，面对辽阔而蔚蓝的海疆，看那渐远的船帆与渐近的潮水时，更加深切地感到“崇武精神”对中华民族的振衰与必要。
日本为害中国，自倭寇始。倭寇的侵袭，至少使中国社会发展延缓了20年之久。倭寇入侵，还只是日本国民的“民间行为”，或者说是一种个体与少数人的所作所为，因为当时的两国政府——朱家朝廷与日本幕府是友好的，还有着一定的外交往来。倭寇相互间缺少联系，没有政治目的，没有领土要求，没有统一的作战指挥，各自成股，分散流窜，旨在剽劫。然而，当日本的扩张与入侵由“民间行为”变成一种以征服、占领为主旨的政府行为时，其猖獗可恶更是令人发指。中国近现代所面临的所有外敌侵略中，唯有日本带来的灾难最为深重。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强迫清政府赔偿白银50万两；1894年甲午海战又强迫清廷赔偿白银2亿3千万两，相当于日本4年的国库总收入；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日本再次强迫中国赔偿5000万日元，折合白银3479万两……正是中国的大量赔款养肥了日本，使得军国扩张主义达到了疯狂的程度。1931日寇入侵东北，进而发动侵略中国的全面战争，差点使中国陷入灭顶之灾。仅8年抗战，中国就有3千多万军民惨死敌手，数千亿美元的物质财产化为灰烬。尽管日本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逼迫中国赔偿，而我们却以德报怨地放弃了对战败国日本的战争索赔。
日本有限的国土面积、匮乏的自然资源及独特的精神文化传统，决定了它长期以来成为东亚世界的一个“异数”，对周边国家的统治与侵略欲望一直非常强烈，还不自量力地做过征服朝鲜、满蒙、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可悲复可笑的梦想。不仅日本政府不愿看到东亚其他国家超过它，即使普通国民也是如此。1886年，当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号四艘军舰经日本政府同意进入长崎港检修时，日本国民见到近代强大的清朝北洋海军，心生不平，大批警察无故挑衅上岸的中国水兵，大打出手，拔刀杀人。日本居民也投入其中，男人拿出菜刀、棍棒追杀，女人则烧滚开水从临街楼上的窗口泼向中国水军头顶，5名中国水兵当场死亡，6人重伤，30多人轻伤，另有5人下落不明。当代日本仍继承了过去的历史传统与衣钵，不服罪不忏悔，在靖国神社与东海油气等方面故意寻找中国的岔子。特别是2005年春节期间，日本政府公然宣布接管钓鱼岛灯塔，与美国共同发表新的安保宣言，企图插手“台海冲突”，干涉中国内政……日本不断制造麻烦，其目的就是不愿见到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不希望一个强大的中国崛起在世界的东方。
在此，我无意强调历史恩怨，也不想煽动民族情绪，只是过去与现实，都在不断地提醒我们，一定要警惕东邻岛国日本，一定要崇尚武备。中华民族再也不能软弱无能了，再也经不起外敌入侵了，再也不愿落后挨打了。当然，我们所崇尚的武备，也不是单一的军事与战争。今日之“武备”，包蕴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是整个综合国力的激发与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