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年的阅读与书写，使我强烈地感到：书籍与人的关系，正如人与人的关系一样，也是一种宿命关系。
保加利亚的作家埃林·彼林有很好的乡土文字，我爱得不能释手；但他不是一流的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流布很是寂寥，许多文坛名宿竟不知道他是谁，每一提及，我都要费很多的口舌。
其实我得到他的著作，也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那约略是一九八四年夏天的一个午后，因烧酒喝得多了一些，总想在街头走路，便任性走下去。走到一棵街树下，发现那里有一个书摊，便停了下来。那是一棵矮矮的龙爪槐，树冠很小，洒下的荫凉就那么小小的一块；一个垢面者正坐在那块荫凉之下，微阖着双眼。书摊上大多都是花花绿绿的杂志，像样的书，就那么三两本。那本《埃林·彼林选集》就躺在其中，土黄的封面，书角已有些积卷，蒙着薄薄的一层风尘。
我拿起书来，漫不经心地翻着。那个垢面入睁开眼皮斜了我一眼，就又阖上了。
看得出，他已习惯了书摊上的寂寥，已不报有丝毫的期待了。
但躺在书页中那土地上的情仇，虽不露声色，却也藏着机锋；像个笨拙的刺客，动作虽然有些迟缓，但刺中的位置却十分准确。我眼睛一亮，觉得埃林·彼林等待的中国伙伴就是我，因为他的叙事和语言，跟我这个山地人的性情与习俗、悲喜与好恶是相通的。
“多少钱一本？”我问。
“你撂下一块钱走人吧。”垢面人懒懒地说。他的口气不像是卖书的，倒像是设卡打劫的，有注定了的味道。
掏出一元钱给他，他却不接，抬手指了指脚下，那里有个空纸盒子，意思是让你自己把钱放在那里。
走出了很远，我回头看了一眼，原来放埃林·彼林的地方空着，酒眼朦胧中，我觉得那不是小小的一个空白，而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埃林·彼林的灵魂被摄取走了，不会再有对等的精神来补充了。
突然就刮起了一阵风。垢面人纸盒子里那张纸币被风吹了起来，朝着街头飘零。那个人却无动于衷，任纸币兀自飘零。
真是个诡异的人啊！
不过这正是埃林·彼林的气味，因为他即便是写着杀人的凶险故事，笔调却也是那么漫不经心，像田垄上的小麦，一定要被收割一样。
被一种好奇心支配着，第二天，我又去了那个书摊，发现在昨天的空白处，又出现了同一本埃林·彼林。我很扫兴，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回到书房之后，居然就没有了阅读埃林·彼林的兴趣，因为心情被街头的那一个埃林·彼林搅乱了——难道在这个弹丸小城，还有埃林·披林的另一个同伴？
之后，我又去了几次那个书摊，那个埃林·彼林还静静地呆在那里，呈现出一种无奈的样子。我预感到，他的另一个伙伴是不会再来了。
最后的一次，在我即将迈过书摊的时候，那个垢面人叫住了我：“你等等。”
他指了指那本埃林·彼林，对我说：“这个，你拿走。”
我摇摇头。
“你真的不拿走？”他追问道。
我依然摇摇头。
他诡异地笑笑，猛地站起身来，一把将埃林·彼林薄在手里，点着了。
在炽热的阳光下，几乎看不到火焰的样子，只见到纸页渐渐地卷了起来，且越缩越小了。
“这回，你该满意了吧。”他居然懂我的心思，让我大吃一惊。同时，我竟无端地兴奋起来，从器官到内心。
当我的“惟一性”被垢面人证明之后，我与埃林·披林的感情关系才真正上路了，且在短期内发展得如火如荼，终身难解了。
他的文字真好，好到像刀子轻轻地刮着我的骨头，在真切的痛痒中，让我思念肉的包裹。
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他的小说是土地上的生命叙事，能让我找到自己的来路——虽荒山野土，蛮人陋事，却是人性生成和繁盛的地方。或者说，在阅读他的同时，我竟能感到他也在阅读我，并且在互相进入的状态下，建立了一种在“无罪之罪”中承担“共同犯罪”之责的文学伦理。
王国维认为，人生总的来说是一场悲剧，悲剧的形成有三种样相——
第一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固有故也……
埃林·彼林的小说呈现的就是这第三种悲剧。一切的悲情与怨事，都非由“蛇蝎之人”所造成的，也非盲目的命运使然而是由乡土中的每一个人共同制造的——他们都不是坏人，也根本没有制造悲剧的本意，他们只是本分地扮演着生活“分配”给他们的角色，每个人都有为何如此行事、如此处世的理由，每个人的理由也都符合社会确立的人情与伦理——一切都是顾乎自然的发展，无可无不可，无是也无非，既无善恶之对立，也无因果之轮回；然而，正是这种自然状况下的“无罪之罪”，这些“通常之人情”，毫无预谋地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悲剧。
以中国的叙事传统，即：惩恶扬善、因果报应的陈旧模式作比，埃林·彼林提供了一个超越是非、善恶的道德评价，而进入到经验的内部、人性的深度的垒新文本。他的文字，有很深的情理，然而却是家常的。正因为是家常的，便有质朴而准确的价值趣味，即：人性之真。
比如他的《剖草人》。拉佐由于娶了村里的美人潘卡，便总是担心她红杏出墙。在外出割草的路上，伙伴们围着篝火，也多是拿潘卡来插科打诨——既然是乡村美人，自然就会成为议论的话题。然而，伙伴们不经意的议论，就更增加了拉佐的疑心，他眼前总是出现这样一个情景：在一片茂密的矮树中，露出了潘卡雪白的漂亮脸蛋儿，一只男人的手——这是一个野汉子的手，抚摸着她的脸……于是，拉佐再也沉不住气了，悄悄地踏上了返乡的路。从此，即便是家里穷得叮当乱晌，即便是潘卡的漂亮脸蛋因积聚了厚重的菜色而一天天变丑，拉佐再也没有勇气走向谋生之路。
一个本该兴旺的家庭却陷入困境，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这种悲剧的形成，不是因为“意外的变故”，而是因为“通常之人情”。是潘卡的美，拉佐的疑心，伙伴们的议论，这些“无罪之罪”共同制造的。悲剧中的人物，都可以被指摘，但又都没有理由被指摘，他们都陷在“无物之阵”中，身不由己。
还比如他的《列渡》。退伍兵列波老实能干又美，和他能般配的姑娘便只有“村花”伏依卡。不幸的是，他身份低微，只是富农家的一个雇工；更不幸的是，伏依卡竞在城里当了三年的保姆，对生活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于是，她不再接受他了。伏依卡“是一头游走在乡间的美丽的小兽”，既单纯又善良，身上的美，是镶嵌在列波的身心之上的——假如列渡是骨头，伏依卡就是附着于上的肉。所以，在猝发的变故面前，一种致命的忧郁便在他心中凝结了起来。在一次打猎的途中，他看见伏依卡在赤杨树隐蔽着的一个清水湾里戏水，“她赤裸的身子，白得就像刚落下的雪。”更要命的是，“阳光穿过欢跃的树叶，仿佛金色的鳞片落在伏依卡身上。”美得令人心痛，美得令人绝望，在一种“混沌”的状态下，他扣动了扳机。
幽密的清水湾，欢跃的赤杨树，金色的阳光，雪白的胴体，忧郁的人心，都是“无罪”之大美，却在冥冥之中成了同期到达的“凶手”。
这就是生活的真相，使世俗的道德标准和社会纲常无法指认、无法评判。
埃林·被林不是圣人，但他却让人们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文学。所谓文学，就是用最柔软的方式，建立一种道德之上的道德、伦理之上的伦理。
“每束阳光都有照耀的理由啊！”我忧伤地感叹道。
从街头垢面人的手里，居然拿到了这样一本埃林·彼林选集，真是一种天意啊！就像昆仑山上的魔法大师，透过剑雨刀林，一眼就看准了在角落里的一个传人，而把江湖秘笈独授于斯一样，不堪究竟、无法言说。
于是，躲在窄仄而昏暗的书斋里，我心豁达起来，且窃笑不止。
因为此时的我，正面临着一个困扰，就是如何解决一个写作者的身份问题。
埃林·彼林的“秘笈”告诉我，一个写作者，不是规则的制定者，也不是生活的评判者，而是人间信息的记述者和传递者，要按照生活的“逻辑”写作，而不是把自己的理由强加给生活。生活的逻辑是什么？已发生的、正在发生的、将要发生的，都是自适自足的——是不此不彼，而不是非此即彼。因此，我没有必要采取高高在上的姿态，能够准确地呈现人间的真相便是写作的意义了。
这是一种“文学的境界”，它能够使写作者从道德的困境、经验的困境中解放出来，走向自如、宽广而人性的世界。
我轻装而行，一路欢悦，且一路收获——以我的出生地为素材，写了几百万字的“山地笔记”。这些笔记，既有散文，又有小说，既有写生，又有工笔，体例不拘，任性而为。在我的笔下，山地人事，既原始又开放，即固守又旷达，既质朴又复杂，既高贵又卑贱，既宽容又褊狭，既正经又淫亵，既善良又恶毒……总之，都体现着对生活的照拂与尊重。
我何尝不想做高于生活的“塑造”？但山地之上，只能生长那样的植株。人工的培植，只会制造假象、制造怪胎，甚至是死亡。身后，埃林·彼林那双忧郁的眼睛在始终注视着我，我哪敢自以为是呢？于是，我极力克制住自己站出来讲话的欲望，以“无差别的善意”写人的悲哀和生之喜悦，让“天道人心”自然而然地说话。
许多读者告诉我，读你的文字，有身临其境之感，能读出“我”来。因为书中的人物并不比“我”高明，所以，阅读的过程，就是建立自信与自尊的过程，我们很受用。同时，我们也增强了对生活的承受能力，因为善恶是在相互涵养中的，罪与非罪是相伴而生的；有的时候，不公之中却蕴含着公平，绝望之处，未必就是绝境，相反，或许就是新生之地。因此，我们感谢你，对你有新的期待。
他们还说，读了你的文字，我们对世事的愤懑竟渐渐地平息了，竟渐渐生出一种温厚的情绪，就是做人要厚道，要宽容，要有悲悯心——人生于世，都是在扮演被命运“催眠”的角色，可怜见地，许多，许多，是身不由己的。
这或许就是对写作者最好的回报了——因为，大地道德最核心的支撑便是良知、爱与悲悯啊！
于是，我欢喜于自己的写作生活——我既制造着文字，文字又加固和温暖着我；我不再担心破碎，也不再畏惧寂寞——生命因此而强壮起来。
有一天，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去造访一下那个垢面者吧，他是你的一个恩人呢。
那个人已不在那片树阴之下了——城市扩建与龙爪槐之类是矛盾的，城市需要一种无荫之树，比如广告牌、街灯之类。然而他还在卖书，在一个小而明亮的街面店房。
见到我，他竟毫不吃惊，甚至有些麻木。
“你还认识我吗？”我问。
“烧成灰儿我都认识。”竟说。
目光溜到他的脸上时，发现他还是满面污垢，但因为光线明媚，辨得出，这污垢，不是凡尘，而是伤痕。
我的表情被他察觉到了，他笑了一下，兀自说道：“煤气泄漏，烧的。”
“也好，有特点。”我随口说道。
我把一捆书（自己的山地笔记）放在他的眼前，“这个书你卖不卖？”
“你的？”
“你怎么知道是我的？”
“能买埃林·彼林那样冷僻的书的人，肯定也是个写手。”
“写手”这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我感到很适宜，因为整天在书堆里泡的人，再卓越的写作者在他的感觉里也是很家常的，不过尔耳。
他示意我把书放在那里，换了个话题：“我的小店还没有牌匾，你能不能给我题一个？”
“你还是找个有头脸儿的人题吧，就我的影响，对你的用处不大。”我说。
“嘁，亏你还是读埃林·彼林的人，真是没意思。”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题吧。”我问：“题什么？”
“文友书屋。”
“太俗。”
“不俗，你看，你与埃林·彼林是文友，我与你是文友，都是一丘之貉。”
“这么说你也写作？”
他诡异地一笑，从书柜的底部拿出来一摞手稿。
于是，“文友书屋”四个字便歪歪斜斜地上了他的牌匾。最初看时，还有些愧疚；但看得久了，竞也心安理得了。
为什么？
“文友书屋”也不是一个什么了不得的存在，不过是一株按本性生长的植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