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作家的作家”博尔赫斯是件困难的事，他的散文名篇《骑手的故事》叙述了骑手在广阔的城市中无所适从的情状，颇耐人寻味，引起我对文化形态的思考——
应该说，中国人敞开自己的国门和敞开自己的心扉一样，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历史与文化的经验积累，使中国人记住了一个朴素而真切的道理：“外邪”进不了一个封闭的世界。不设防的城池是最容易被攻破的，而不设防的心灵也是最容易被伤害的。在这一点上，秦始皇是最得其要义的：他焚书坑儒与修建长城，正是为了给他的统治人为地制造一种空前绝后的安全存在的理由。焚书是从时间上着眼，割断人们对历史的记忆，使其成为“始皇”；修建长城，则是在空间上立足，阻挡一切陌生的不可理解的异质化的信息与文化的侵扰，使其惟我独尊。他掌握了时空的支配权，即拥有了比帝王更本质的权力，所以，从政治形态上认识他，他是一个专制的暴君；而从文化形态上理解他，他则是一个伟大的智者——他是中国文化的标识性人物。
康有为周游欧陆十一国，悟出外国之所以常有“弑君”的变故，是因为官墙太矮（见康有为《塞耳雏亚京悲罗吉辣记》）。为此，鲁迅在《谚语》一文中，着实羞刺了他一番。尽管鲁迅有他特别的用意，却更反证出了中国文化是一种时空感很强的文化，这是民族封闭性的历史渊源。
如果抽象地理解中国文化的时空感，一定会产生歧义。因为时空是历史的延续；空则是个广阔的疆域——从本源上，它有很强的开放意义。而这里所界定的时空，正是它的反面。所以，理解中国文化的时空含义，必须和它的历史结合起来。由秦始皇的统治历史可以看出，封建专制的文化形态，是从疆域的有限性中，追求时空把握的无限性，其政治含义，就是不仅囊括权力之内的拥有，更要取得权力之外的支配权。这就是封建官吏既专制又贪婪的历史原因。这种文化的特征，是重支配而轻实践的，在行动人格层面上，便封闭而保守。它的传承者的精神面目必定是迟疑不前的：他们不会义无反顾，他们要进退有据，即要有依托与据守，一定要靠点什么，扶点什么。一旦无“墙”可靠，无“墙”可扶，便茫然无措——远处的花草再艳丽，也不可贸然采撷，那花草丛中，很可能有一口陷阱。
然而，开放的民族就一定有健全的文化品格么？
成吉思汗发动的战争进入到了最后阶段，他的一位将领说，新归顺的臣民不会打仗，对我们毫无用处，倒不如将他们斩尽杀绝为好：城池也应该烧毁，把它变成巨大的牧场，不然，城市便无法利用。很显然，这些游牧民族根本不知道如何管理城市，他们不懂得利用城市来巩固扩大他们的势力范围的道理。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例证：让来自草原的群落不经过某种过渡便立即接管具有现代文明的城市，也正如让在城墙里呆得太久的人出城而治，同样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所以他们的烧杀，并非出于本性的残忍，而是由于他们不知该怎么办，他们别无选择——从文化形态上说，系他们没有现成的文化经验可惜鉴可凭依使然。
游牧民族的开放性，只表现在疆域的无限性，其时空的把握是有限的，权力的支配能力也是有限的。另外，游牧民族生活空间的不稳定性，使其文化资源的积累变得尤其困难。相反，秦始皇的“围墙”虽然有封闭功能，但也有仓储功能，可以避免经验与文化的漫漶与流失。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封闭的过程，也正是建立秩序与理性的过程。而游牧文化（开放性的文化）就不具有这样的稳定特征，它重感受而不重经验，宰性而缺乏理性；经验与理性的缺席，使它不具备包容性，使它无能力完成对外来文化的消化与承接，便以破坏为指归。因此，在它攻击与征服的同时，“外邪”也就乘虚而入。
有人说，游牧民族只有出行的路，而没有回家的路，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围墙正是“家”的象征。由此可以看出，勇敢的人未必就是智者，开明的人亦未必就是有力量的人，这与他们的来路有关。所以，文化优劣，只是个相对的概念——优即劣，劣即优，要以辩证的眼光看。但无论如何，秦始皇与成吉思汗，一个农夫，一个骑手，生存状态的不同，导致了他们不同的文化走向；但他们都是卓异的人，因为他们都给各自的文化找到了存在的理由。
所以，我们应该动态地审视历史文化，那种偏执于本体文化的人，往往是危险的，他们要把文化推向死路；那种崇媚于外来文化的人，也同样是危险的，他们要掘空脚下的土壤，断了本体文化的生路——一味的封闭，正如罐水养鱼，鱼游得再怡然自得，终究是长不大的，也是游不到大海中去的。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须有大的生存空间，还要有活水的滋润。而盲目的开放也是不可取的：开放只是手、段，目的是更好地“固本”，使肌体更强健；为了开放而开放，拥有的同时就是丧失，因为丧失了“本源性”的东西，便会使人忘了来路，使文化失了根性——而无根的“植株”是很难长得茁壮而高大的。
眼下，颇有些把手段当目的氛围了，一些歪曲和贬损民族文化的声音也愈来愈响亮了，直让人生出一丝担忧。文化理性的建构就显得愈来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