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揣薄陋，卡夫卡的代表作《变形记》被同行们早已咀嚼得烂熟于胸的情形下，很晚我才读到它。也曾刻意地搜求过他的这部著作，终是未得。但在休闲的散步中，却意外地在一个个体的小书摊上发现了它（漓江出版社1994年版）。很光鲜的一个封面，书中还同时收了《变形记》的“逆向习作”《致科学院的报告》，配以德国著名画家赫尔曼·诺曼的插图，是一个令人爱不释手的版本。
激动地读了一个通宵，感到在沉闷的生活中，出了一大口浊气。这种感觉是读书生涯中罕见的，盖因眼前的生存环境酷似着小说的背景。便不遗憾于很晚才读到它，且窃喜读它正是时候。读一本书，也如渴慕于一个人，须随缘。缘至，白水如酒，空气如诗，人如花。
《变形记》作于一九一二年，发表于一九一五年，是卡夫卡生前发表的少数作品之一。写主人公——一个产品推销员格里高尔一天早晨醒来，竟变成一只巨大的甲虫，由此便生活在亲人的歧视与厌倦之中。卡夫卡说过：“为每天的面包所感到的忧虑摧毁了一个人的性格，生活就是如此。”《变形记》便是这一主题的艺术表现。紧张的生存竞争和强烈的物质压迫，使许多人的精神不健全乃至崩溃，使其部分或全部地失去人性，这岂不是每日每时都在我们身边发生么？人的变形，无非是在外力下自我异化的极端化的表现方式，以变形作异化的惊警的哲学概括，这个概括，出现在马克思一八六三年《资本论》第六章的初稿里：所谓异化，便是“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
一八六三年至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九五年（笔者读到《变形记》的年份），这不是简单的年号，说明人对自己的生存状况是有历史性的预见的，人的生存历史是个大的循环。鲁迅、周作人都信奉历史循环论。周作人的循环是平面的循环，只附着于历史的表面，为我们不取；鲁迅的循环观是螺旋上升式的循环，历史在式微地进步着，这是看待我们生存历史的落脚点。这一点，使我清醒地读懂了《变形记》。
正因为清醒，才更感到了在历史的式微进步中，人的变异的可怕。
人对幸福的本性追求，使人感到了物的重要。但幸福从来并不取决于物质和财富的多寡：宫殿里有叹息，茅屋中有歌声。人感到物对自己的挤压之时，社会的导向正引导着人们整体地倾注予物质的追求物的有限性和欲的无限性，导致了占有的差别，这个差别给沉浸在物中的人们以痛苦。（可恨的市井之上那煽动物欲的鼓噪！）
然而，梭罗幽居在康科德郊外林中的瓦尔登湖，过自耕自食的极为简朴的生活，却写出了被称作“超验主义圣经”的《瓦尔登湖》便足以验证：人除了必需的物品，其他一无所有也能在大自然的环境中愉快美好地生活下去。他使我们懂得，人只有从物欲的泥淖中自我解放出来，才能保持尊严，保持健全的人性，获得自由。我的朋友苇岸很推崇这样的话：“多余的钱财只能够买多余的东西，人的灵魂必须的东西是不需要花钱买的。”它说得质朴而沉实，系人性的豁然的悟语。
生活中，有一个奇异的现象：穷人从来不怕贫穷，只有富人才真正惧怕贫穷。大概穷人已有了对贫穷的承受与调节能力。穷人有一颗坚韧的心。
贫穷着而昕着风声是美丽的。
反复吟诵着这样的诗句，紧张的心，渐渐地轻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