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是一部恢弘的大著。其重要标志，是他把现实主义的真、人道主义的善和浪漫主义的美都熔为一炉，呈一种博大繁复的气象。其中人道主义是它突兀的亮色，其表现就在于以贵族的情怀立身，却以平民的视角审视，便把人类在典型生存环境中的人性状况揭示得深刻而真实了，因为，饥饿、病痛和贫穷等“人间性”的环境，才是人性孕育和生成的真实土壤，厅堂楼阁、灯红酒绿和鬓影衣香只是风尘之上的一点梦幻般的点缀，离民生太远。《巴黎圣母院》正是把笔墨的重心放在了生民的“人间性”环境之中，因而它的人性的揭示便有了深厚的现实基础。
首先，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继承和发展了司各特在《昆廷·杜沃德》中的现实主义。司各特在他的历史小说中，常把真正的历史人物放在次要地位，而把虚构的人物写成主角，如《昆廷·杜沃德》的主角昆廷是虚构的，次要人物法兰西国王特里斯坦·莱尔米特和理发师魔鬼奥利维埃等确实有其人。雨果也一样，《巴黎圣母院》中的吉普赛女郎和钟楼怪人都是想象的产儿，而国王路易十一和他的宠臣警察总监、亲信理发师等都是真实人物。
其二，雨果的笔触不放在人物的“角色”特征之上，而是着眼于角色外衣包裹下的“人”的特征。国王应该是大度而仁慈的，而他恰恰是褊狭和残酷的——因为吉普赛女郎身上有异教气质，便不能见容，在她取得了神圣的教堂“避难”权之后，还要钻法律的空子，把她从教堂中骗出来绞死。弗比斯作为皇家卫队队长，应该是英勇忠义的，但面对吉普赛女郎赤诚的情爱，他却是怯懦和虚伪的，最终扮演了背叛者的角色。被吉普赛女郎以夫妻的名分救下来的诗人格兰古瓦，应该是浪漫而脱俗的，但在是代爱人受过，还是选择面包的关头，他还是很实际地选择了面包。弗罗洛副主教是神权的代表，他应该是神圣和高贵的，但他的灵魂却是那么的卑贱和肮脏，当肉欲不能被满足的时候，他选择了对美的构陷与毁灭。只有丑陋而卑琐的钟楼怪人卡西莫多才表现出出人意料的忠诚与仁爱，在巨大的“反差”面前，形成强烈的情感冲击。这一切，凸现了雨果的高超的批判智慧，正如法国作家欧仁·苏给雨果的信中所说：
我还要指出一点，先生，除了你书中丰富的诗意，丰富的思想和戏剧性之外，还有一点十分令人注意，那就是：可以说概括了一切灵魂和忠诚之美的卡西莫多——概括了博学、知识、智慧之美的弗罗洛——概括了形体之美的弗比斯——你把人性的三个典型摆在了一个天真的少女、几乎可以说是文明世界的蛮女面前，要她选择，你这样的思想令人十分钦佩。
把欧仁·苏的话换个角度理解，与其是让爱斯梅拉达进行选择，不如说她为不同质地的人性树立了一个检验的坐标。有了这个坐标，人性的真实，便显露无遗了。
我还有一个强烈的想法：如果只有爱斯梅拉达这一条坐标，人性的揭示虽真实，却滑稽；只有卡西莫多这条坐标介入之后，人性的真实才有了庄严而深刻的成色。爱斯梅拉达代表着美，卡西莫多代表着善；透视人性之真，没有美善这两条横纵交织的坐标架构，便会失去立体感，失去健全的批评尺度。所以，《巴黎圣母院》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不仅有一个爱斯梅拉达，而且还有一个卡西莫多。
联想到我们当下的创作，之所以不能产生震撼人心的大书，就在于有了爱斯梅拉达，便没有卡西莫多；有了卡西莫多，又没有爱斯梅拉达。人性的单向与单薄是其致命伤。
具体说到《巴黎圣母院》中弗罗洛这个中心人物，按传统阅读的视角，雨果对他的刻画，表达了反宗教的民权思想，也表达了作者对人间情感的尊重与热爱。如果从展示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的角度来理解，弗罗洛副主教则较好地代表了知识分子的心态。弗罗洛在书中不仅是一个神职人员，更本质地是一个追求知识、追求绝对价值的知识分子。他之所以痴迷于炼金术，便是追求绝对价值的象征。他对化妆访求炼金秘方的路易十一说：“如果我掌握了炼金秘诀，国王和对这个世界的支配权，就不是他路易十一的了。”而这个全身致力于精神追求的科学家，由于突然发现了女人，发现了肉体，就变得精神恍惚，坐立不安，以至走向彻底的毁灭。所以与社会人生相脱节的知识追求是虚妄的、不堪一击的。正如他在《死囚末日记》中表达的那样：国王禁锢在王宫里，死囚监禁在牢房中，自我幽闭在躯体和生活经历中，都是死亡之境——在现实之中，没有丝毫的力量。
所以，弗罗洛与其说是被爱斯梅拉达的美艳所击中，不如说是被他自己幽闭的人生状况所毁灭。对于弗罗洛来说，他徜徉在教堂与书籍之间，他的人生主要问题是知识和获取知识的问题，他认为“激情是多余的”，他生存于理性之中。所以，在肉体和精神之间所产生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相互影响作用下，弗罗洛饱经了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各种欲望的骚动，使他成了十五世纪的一位浪漫主义的唐璜式人物。这个特殊人物，是为“文明”这一“状态”提供陪衬和牺牲的；于是知识和欲望的结合，使其绝对价值的追求，因知识的虚无性和追求者从未接近过女色而更深染了悲剧色彩。他的悲剧意义还在于，给今天的知识者一点有益的启发：生活的激情不是多余的，未经欲望洗礼的所谓理性，是站不住的；对欲望的洪流视而不见的所谓理性提炼，更是于人类的生活格格不入的。先“经受”，再历练，再建树，再恪守，才是精神生活的健康之途。
我固执地认为，大著作中的次要人物，虽着墨不多，但绝不是边缘人物，而是锦衣上的一条不可抽取的丝缕，维系着整个构制。依着这样的认识，我不能不谈到两个人物：一个是诗人格兰古瓦，一个是爱斯梅拉达的生母隐居婆。用人性的视角看雨果笔下的这两个人物，我对前者耿耿于怀颇不以为然，对后者则会心微笑很以为是——对将要被乞丐部落处以绞刑的格兰古瓦，是爱斯梅拉达天性的善良，使她屈从于“古老的法则”以夫妻的名分把他救下来。由于不是爱的产物，便婚姻与爱情两离析。而格兰古瓦竟甘于这样的状况，对世俗势力加于爱斯梅拉达的围剿，竟视而不见，不怜惜于美丽，而匍匐于面包。这让人难以理解，作为诗人，激情与良知是其天然的血肉：那么，爱斯梅拉达内体的美艳与心灵的高贵，便不能不让他心动，他应该或征服，或献身。而格兰古瓦的文本形象却有悖于人物身份的内在逻辑，便削弱了美和诗的力量，是个没有人气的木偶，是作者概念化的产物，有悖于真实的人性。
而隐居婆这个人物却是颇让人心动的——当隐居婆不知道爱斯梅拉达的真实身份时，作为妓女的她，对魅力四射的吉普赛姑娘充满了嫉恨，咒骂、污损、排挤，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在国王的行刑手追捕之时，她还要把无辜的少女出卖出去。但一旦她确认爱斯梅拉达就是她失散多年的女儿时，她的态度发生了彻底的逆转，她对追上来的巡警说：
这是我的女儿！是我的！不是国王的！不是您的！我想离开这里，我们想离开这里！两个士人——一个是母隶，一个是士儿——经过这里，人们会让她们通行的！让我们通行吧！我们是兰斯人。啊！你们是好人，巡警先生们，我爱你们大家。你们是不会把我爱的女儿带走的，这是不可能的！
当女儿终于落入魔爪之后，雨果写道：
这时，蹲在地上的母亲忽然睁开眼睛。她没有喊叫，倏地站起来，神情极其可怕，然后，就像猛善扑向猎物似地扑向刽子手，在他的手上狠狠地咬了一口。真是迅雷不及掩耳。刽子手疼得嗷嗷直叫。人们都跑过去，费了很大动，才把他鲜血淋漓的手从母亲的牙齿里弄出来。她被猛地一推，脑袋沉沉地落雀石板地上。她被扶起采，但又倒了下去。原来她已经死了。
这是多么令人震撼的场面，它让人们感到了人性的不可忤逆与压制。亲情不计前嫌，母爱的表达更不需预热，一旦表达，便像死一般酣畅而彻底。
隐居婆的死，最后地成就了《巴黎圣母院》的深刻与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