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宾颤抖着，把心中的闸门向世界打开了：“今天，我们要用响亮的、清楚的声音对大家说，血和泪已经流够了，够了，我们无意报仇，我们不怀怨恨，我们，和你们一样，都是正常人，是想建造房屋、种植树木、谈情说爱以及与你们一起生活的人。今天，我们正给和平一个机会，当我们可以说‘永别了，武器’的那一天，和平的日子就来到了。”当然，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分歧仍然很大，许多问题的最终解决，也还得双方静坐桌边来谈。但和平的曙光在望了。
4 鹰爪鸽派
无疑，拉宾是一位为中东和平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物。他上台后无论是口头上还是行动上，都为缓和中东局势作出了努力。然而，他对阿拉法特的“恐怖分子”的偏见却依然没有消除。因此，他在给人一种爱好和平的鸽子形象的同时，也露出了长在鸽子腿上的一副鹰的利爪。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之所以这么做，有着国内外的因素。
第二次出任总理，解决了许多棘手的问题。首先，他与美国改善了关系，搞来了100亿美元的贷款；同时，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6. 5%，人均收入提高到13000美元；其次，外交上始终占着主动；另外，他轻而易举地挫败了反对派掀他下船的动机。这样，他以鹰爪鸽派的形象去处理一切问题显得游刃有余。他对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和反对者，也在实施他的铁拳。如1992年12月17日，415名巴勒斯坦人遭到驱逐，成为“难民中的难民”。因为黎巴嫩不准入境，返回又被以军驱逐，想进入被占“安全区”又被以军截断了后路。由于18日以军开枪打死6人打伤30多人，因而遭到世界反对，安理会还通过了谴责以色列的799号决议，就连拉宾内阁的外交部正副部长，也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在冷静分析各种对手后，即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尤其表现在对待巴勒斯坦三派之间。
巴勒斯坦三派即巴解、哈马斯组织和侯赛尼所代表的一派。这三派都有相当的势力，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三派在政策和方法上具有不同特点。侯赛尼派以温和面目出现；哈马斯派是不折不扣的激进派；阿拉法特的巴解运动则居中。三派的态度和政策不同，拉宾对此也采取了不同的措施。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简称“法塔赫”），是力量最硬的一支。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是阿拉法特，其目标是，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思想上，消除犹太复国主义，实现在整个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由于它与约旦、科威特，尤其是埃及等有着良好的关系，同时与联合国等许多国际社会组织有着广泛联系，因而促成了巴以和平谈判的局面。
哈马斯的全称是“伊斯兰抵抗运动”，它的领袖是阿赫马德·亚辛。它的抵抗态度是最激进的，甚至是不惜一切的圣战主张者。在被占领土上，哈马斯是一个软硬不吃的组织，许多抵抗运动和石头革命的组织者就是它。以色列对此采取的是铁拳行动。
温和的侯赛尼派与“法塔赫”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方面它们是遥相呼应。但侯赛尼与犹太人有着杀父之仇。该组织注重现实，虽不会对以色列形成威胁，但却是最难对付的，其两位副手均是难以匹敌的雄辩之才。侯赛尼主张：“我的梦想是让犹太人巴勒斯坦人在这片领土的一个世俗民主国家里共同生活。如果这不是犹太人的梦想的话，那就让我们生活在两个毗邻的国家里吧！”因此，他获得一片喝彩声。以色列历届当局都是很认真地对待他，拉宾也不例外。
拉宾的鹰爪鸽派还表现在，尽管他呼叫着和平，但在两个问题上却拒不让步：一是坚持要整个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二是反对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5 东方之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也起着一定的推进作用。就在巴以和平协议正式签订之后，拉宾作为以色列建国后第一位访华的总理，于1994年10月10日至10月15日对中国进行了成功的访问。
拉宾是这样评价以中关系的：“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两个亚洲古老民族造就的文化可以上溯数千年，以中两国人民应该相互学习，加强合作。”他还期待中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以关系很早就开始了，旧中国政府在1947年支持联大的分治决议，并于1949年3月承认了以色列，但尚未与之建交。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3个月后的1950年1月9日，以色列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周恩来总理曾回电表示感谢，此后双方开始朝正式的方向前进。但在美国政府50年代初采取了敌视和孤立新中国的政策之后，以色列掌权人物改变了初衷。为了取悦美国，以色列政府有意地拖延了这个问题的解决，采取了消极的态度。
以色列人民要求与新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很强烈，统治阶层也不乏有识之士。如老资格的外交家哈科亨，就主张不顾美国压力而与新中国建交。1954年6月29日，周总理在参加日内瓦会议途经仰光时与哈科亨进行了友好的会谈。1954年9月23日第一届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总理专门指出：“我们同阿富汗、以色列建立正常关系的事宜，正在接触中。”
1955年1月，哈科亨带领一个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但摩西·夏特政府限制代表团讨论问题，只签了一个贸易协定。以色列政府这种趋炎附势的做法，对中以关系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在万隆会议上，周总理同纳赛尔及其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广泛接触，出现了中国与阿拉伯各国间的良好关系。此时，以色列才发觉自己犯了一个不可补救的错误。于是，在1955年4月29日，以色列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奉命匆忙向中国驻苏联一名外交官正式表示，“以色列政府希望在尽可能早和方便的时候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但机会已经消失了。
1956年，中国和许多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止了与以色列的直接贸易，中国人民始终站在阿拉伯人民一边。此后30年中，以色列从不放弃任何与中国发展关系的时机，但中国政府和人民一直反对以色列的扩张主义和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抗斗争；在以色列政府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和撤出被占领土以前，不同以色列政府建立官方联系。
以色列基本上坚持了“一个中国”的政策，未与台湾“建交”，但与台湾共同研制核武器。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上，以色列时而投赞成票，时而投反对票。1971年10月25日，接纳中国驱逐台湾的26届联大提案表决时，以色列投了赞成票。
尽管中国反对以色列的扩张政策，但中国政府从未改变过承认以色列存在的立场。并一再表白：“以色列和中东各国同样亨有独立和生存的权利。”两国间的民间交往也一直未断过。
1992年中以建立了全面的外交关系。同时，由于以色列移民及大部分领导人均来自东欧，自以色列建国开始，就与共产主义有着一种特殊的缘分，其工党的思想体系，有很大一部分是与社会主义的内涵相一致的。因此，拉宾十分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主动争取中国的理解和支持。中国是巴以和平协议签署以来以色列首次访问中东地区以外的第一个国家。拉宾访华的目的是向中国领导人通报中东和平的最新进展，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关系同中国政府交换意见；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两国在各个领域合作等问题。随同拉宾访问的有他的夫人利扬·拉宾，七位政府官员以及大批的以色列经济界人士及30多名记者。
在5天的访问时间里，拉宾始终有一种热情洋溢的感觉，活动也相当圆满。10月11日，李鹏总理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然后开始100分钟的交谈，并签定了两国民用航空运输协定，李鹏还以中国传统烹调文化的中西餐结合形式宴请了拉宾及其一行。12日下午，江泽民主席又会见了拉宾。随后，乔石委员长以及国防部长迟浩田等也会见了拉宾总理。拉宾向乔石委员长表示：犹太民族一向十分钦佩中华民族，我们两个古老民族全都成功地保持了各自的特点，适应不同时期的发展需要。13日，拉宾开始了对上海的访问。黄菊市长因赴京开会，于是委托沙麟副市长代他接待拉宾总理。到上海后，拉宾去了复旦大学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谈到了犹太人与中国人友好交往的历史。他说，早在唐朝，波斯商人和阿拉伯人开始大批航海到中国去，其中就有犹太人。一些人便定居下来。他还特别强调了二战期间上海人民给予犹太人的同情与帮助。当时，为了躲避德国法西斯的迫害和反犹太人浪潮，许多犹太人被迫逃离家园，其中有很多人来到上海，仅虹口地区就有两万犹太难民定居。他这次访华，特意去上海，也是为了表达对上海人民的感谢，犹太人非常珍视这种患难之情。14日上午，拉宾还专程前往摩西会堂参观，这是俄罗斯犹太人于1927年建的，也是上海保留较为理想的犹太人旧址之一，较鲜明地体现了犹太民族风情。下午，拉宾还参观了上海浦东开发区，并到农民家里作客。
15日清晨，拉宾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离开上海回国。临上飞机前，他紧紧握住中国陪同团团长的手，对中国人民给予他的热情欢迎表示感谢，并希望以中两国继续发展友好关系。
拉宾总理的飞机很快消失在蓝天白云中，但他对中国的短暂访问，却在中以友好关系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尤其是随同拉宾来访的以色列企业家，开始了或继续发展了许多友好合作项目。可以说，他的首次访华，是中国人民和犹太人民悠久的交往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