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维也纳八月会议
1907年10月托洛茨基到了维也纳，不久他的妻子也带着孩子来到这里。他们在城郊希特尔道夫住下，静待新的革新高潮的到来。托洛茨基的工作集中在总结1905年革命经验和为第二次革命在理论上铺平道路。
来到国外不久，托洛茨基就在俄国侨民和大学生中做了两次巡回演说，题目分别是：《俄国革命的命运》（谈当前的政治形势）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论述社会革命的前景）。
1908年10月，托洛茨基开始在维也纳出版一份面对广大工人群众的报纸《真理报》，通过加里西亚国境线或是通过黑海偷运到国内。报纸每月两期，一共出了3年半，出版这份报纸花去他大量精力，同俄国秘密联络也用去他不少时间。此外，他还同黑海水兵的地下工会保持着密切联系，给他们的报纸以帮助。
当时与托洛茨基同办《真理报》的合作者是后来成为苏维埃著名外交家的越飞。越飞才华横溢，性格温和，对事业无限忠诚。他为《真理报》贡献了自己全部精力和钱财。托洛茨基的另一位合作者是大学生斯科别列夫，他后来成为克伦斯基政权的劳工部长，1917年他们相见时彼此成了敌人。曾做过《真理报》秘书的维克多·科普，现在任苏维埃驻瑞典大使。
1912年，当新的政治高潮已经确定无疑地呈现时，托洛茨基试图召开一次俄国社会民主党两派代表的联席会议。在布尔什维克党中此时和解的要求也很强烈，因此托洛茨基曾希望这种情况能促使列宁参加代表会议。但是列宁坚决反对这种统一。后来的全部事态发展表明列宁是正确的。代表会议于1912年8月在维也纳召开，布尔什维克没有代表参加，托洛茨基发觉自己在形式上成了孟什维克和几个脱离布尔什维克的互不联系的小组的“联盟”的成员了。这个联盟并没有政治基础。托洛茨基在所有的根本问题上都跟孟什维克有分歧。大会的第二天斗争就展开了。社会革命和民主改良，这两种深刻对立的倾向，每日每时都在引起激烈的冲突。
《基辅思想报》建议托洛茨基以军事记者身份去巴尔干。此时8月会议已经证明失败，对他来说，这个建议显得十分及时。他感到自己必须脱离俄国流亡者的影响，哪怕短时间的脱离一下也好。托洛茨基在巴尔干度过的几个月正是战争进行的那几个月，这段时间的经历使他学习到了许多东西。
他已经提到，他们一家来到维也纳后便立即在城郊找了一间小房子住下。他的妻子写道：
我很喜欢希特尔道夫。这房子比我们想像的好得多。这里的别墅通常在春天出租，而我们是在秋天和冬天租用它，所以房租要便宜一半。从窗口可以看见山峦和蒙上一层暗红色的秋天的景物。出了扉门，绕过街道，就可以走到开阔的田野。4月，在我们因为房租要加倍而准备离开的时候，花园内外紫罗兰盛开，香气从敞开的窗口飘进，弥漫整个房间。谢廖沙就是在这里出生的。我们不得不搬到更平民化的西维森去居住。
孩子们既会说俄语，又会说德语。他们在幼儿园和学校里说德语，在家里玩儿的时候也在说德语，可是一旦跟我或他们的爸爸谈话的时候便立刻改口说俄语。要是我们跟他们说德语，他们反而会感到不好意思。后几年他们又学会了维也纳方言，而且说得相当地道。
廖维克上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宗教课的问题。当时奥地利法律规定，孩子年满14岁必须根据父亲的信仰接受宗教教育。我们的证件里没填任何宗教，我最后只好给他选了个路德教，我觉得它加在孩子们身心上的负担可能相对轻些。宗教课是放学以后留在学校里上的，讲课的是一位女教师。廖维克很喜欢这门课，这从他的小脸上可以看出来，只不过他觉得没有必要说出来罢了。有一天晚上我听见他躺在床上，嘴里似乎在叨咕着什么。我问他，他回答说：“您知道，我在作祷告，这祷文很美，像诗一样。”
从托洛茨基第一次流亡国外起，他的父亲就经常出国来看他。起先他们来巴黎，后来是带着跟他们一起住在乡下的他的大女儿来维也纳。1910年他们又来到柏林。在此之前，他们总算最终把托洛茨基的命运付之天意了。托洛茨基的母亲生了一种严重的疾病——放线菌病。在她生命的最后10年里，她一直遭受着疾病的折磨，但仍然操持着家务。她在柏林动了手术，切除了一个肾脏，当时她已年届花甲。手术以后最初几个月恢复得出奇的快，一度在医务界传为佳谈。但是不久她的病又复发，不几个月就夺去了她的生命。她死在她度过勤劳一生并把孩子一个个抚养成人的扬诺夫卡。
托洛茨基第二次流亡国外期间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俄国各民主报刊撰稿，其中在《基辅思想报》上的撰文数量最多。托洛茨基从《基辅思想报》所得到的稿酬能完全应付他们的简朴生活。但是在托洛茨基为《真理报》工作的那段时间，总没有时间去写更多的有报酬的文章，这对家庭生活就产生了危机。他妻子时不时跑当铺，而他也不得不把一些生活宽裕时买来的书卖给旧书商，有时还甚至把他们的有限财物拿去抵押房租。他们有两个孩子，没有保姆，这就双倍地加重了他妻子的负担，但她还常常抽出时间和精力来帮助托洛茨基从事革命工作。
1914年9月托洛茨基在一封寄往国内的信中写道：
动员和宣战看来已经彻底扫除了国内的民族和社会矛盾。但其实这只是一种历史的延期，一种特殊的政治延期。支票上的延期是延长了，但迟早是要支付的。
这些话是在准备接受书刊检查情况下写的，实际上托洛茨基当然不仅仅是指的奥匈帝国，还有俄国，而且首先是俄国。
8月2日德国对俄国宣战。在这之前，大批俄国人已经开始陆续离开维也纳。8月3日上午，托洛茨基前往维恩柴勒去同那儿的几位社会党议员商量俄国侨民怎么办问题。老阿德勒建议托洛茨基立即同他一起直接去主管当局，也就是去见政治警察首脑盖耶。在他们乘汽车前往警察局途中，托洛茨基提请阿德勒注意战争引起的那种节日般的欢乐情绪。老头子立即回答道：
“兴高采烈的都是可以不上前线的人。除此而外，此时上街的全是神经失常的人，都是一些疯子，这是他们的好时光……战争为各种本能和一切形式的疯狂开辟了广阔的场所。”
阿德勒原先是一位精神病医生，所以他常常以精神病学的观点来看待政治事件——“尤其是奥地利的政治事件。”他总是以讽刺的口吻加上一句。但是这时他绝不会想到，正是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正在准备进行一次政治谋杀。
盖耶谨慎地暗示明天清晨可能对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进行大逮捕。
“因此，您主张我走？”
“而且越快越好！”
“那好，明天我就全家去瑞士。”
“嗯……我倒希望您今天就动身。”
这次谈话是下午三点多钟，晚上6点10分托洛茨基已经带着家眷坐在开往苏黎世的火车上了。七年来的关系、书籍、资料和尚未完成的手稿都弃之不顾了。
托洛茨基的战时避难所瑞士使他想起了他在芬兰住过的“劳哈”旅馆，1905年秋他就在那里迎得了革命高潮的到来。当然，此刻瑞士军队也已动员起来，甚至在巴塞尔也听见了炮声。可是托洛茨基所居住的希尔凡丁旅馆却像一个世外桃源。他心里盘算，也许离开这瑞士的“劳哈”旅馆重新回到那理工学院大礼堂去会见彼得堡工人的日子已不远了。可是这个时刻足足过了33个月才到来。
2 战争开始·出版《战争与“国际”》
在这期间，托洛茨基除了积极参加瑞士社会党的活动，与表现出巨大的国际主义热情的基层工人接触外，还写了一本关于战争和第二国际的书。这本名为《战争与“国际”》的小册子像托洛茨基的其他著作一样，先在瑞士，接着在德国、法国，后来在美国，最后在苏维埃共和国遭到了不同的命运。
负责这本书的德文译文编辑工作的是苏黎世教授拉加茨，这使托洛茨基有机会认识并熟悉这位有独特见解的人。拉加茨笃信基督教，而且就所受的教育和职业来说，就是一位神学专家。然而，拉加茨又是一个瑞士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分子，赞成用最极端的方法进行反战斗争，拥护无产阶级革命。他和他夫人对于一系列政治问题的态度与奥地利、德国和瑞士的缺乏头脑的社会党官僚大相径庭，这种认真而严肃的精神使托洛茨基十分敬佩。据托洛茨基所知，后来拉加茨因自己的观点而牺牲了大学教研室的位置，这在他所处的环境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