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开始转向布尔什维克，敌视托洛茨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印刷厂老板的支持下，立即剥夺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报纸。需要出版一份新的报纸。托洛茨基找来马尔金商量。他钻进了那个地方，做了几次拜访，讲了需要印刷工人的事，于是，只几天工夫，一份新的报纸《工人与士兵报》就诞生了。马尔金夜以继日地坐在编辑部里处理事务。在十月的日子里，马尔金那结实的身影，带着一副黝黑、阴沉的面孔，总是在最危险的地方和最需要的时刻出现。他到托洛茨基这里来，只是为了报告一切顺利和询问还需要做些什么。马尔金逐渐积累了经验——因为这回是在整个彼得格勒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了。
街道上一些社会渣滓开始袭击首都和宫廷里储藏的酒库。有人在幕后策划和领导这个危险的运动，企图让革命在酒精的烈焰中化为灰烬。马尔金觉察到它的严重性，立即投入了战斗。他保护酒库，保不住就毁掉它。他穿着高统皮靴，在没膝深的满是酒瓶的碎片的芳醇酒海中走来走去。酒顺着街沟流向涅瓦河，浸满了地上的积雪。酒鬼们匍匐在地下，贪婪地舔吸着沟里的酒。马尔金手里握着左轮手枪，为创建一个禁酒的十月而战斗。他常常湿淋淋的，浑身散发着佳酿美酒的芳香，回到家来，两个孩子总是在那里屏息等待着他。马尔金击退了反革命的酒精攻势。
当托洛茨基受命担任外交人民委员的时候，几乎无从着手进行工作。从部长助理到女抄写员，所有的人都在罢工。文件橱全锁着，钥匙却没有。托洛茨基找来马尔金，他知道该怎么行动。他把两三个外交官关在一个上了锁的房间里，第二天就拿到了钥匙，请托洛茨基到部里去。可是托洛茨基在斯莫尔尼忙于全面的革命工作，脱不开身，于是马尔金成了那时期非正式的外交部长。他弄清人民委员会的结构以后，立即坚决地清除了那些出身高贵而犯有偷窃行为的外交人员，按新需要设置了办事处；没收了利用外交信使公文包从国外走私带进的物品，帮助流离失所的人；清理出最可资借鉴的秘密文件，自行负责地配上一些说明性文字，印成小册子出版。马尔金没有获得过学位，书写中免不了还有语法错误；他的译注常常出人意料，甚至使人吃惊。但总的来说，马尔金把外交钉子牢牢地钉在了要钉的地方。
后来，内战开始了。马尔金堵住了战线上许多缺口。现在他又去遥远的东方去建立政权了。马尔金在伏尔加河上指挥着一支舰队，驱赶着敌人。每当托洛茨基听说在某个危险地方有马尔金在，心里就感到宽慰和振奋。但是，灾难终于降临。在卡马河上，敌人的一颗子弹击中了尼古拉·格奥尔吉耶维奇·马尔金，他的强壮的有力的水兵身躯倒下了。他牺牲的电报送来时，托洛茨基仿佛觉得一根巨大的花岗岩石柱在眼前轰地坍塌了。孩子们的小桌上，安放着他戴着缎带水兵帽的照片。
“孩子们，孩子们，马尔金死了！”
直到现在托洛茨基还记得孩子们的两张苍白的小脸蛋由于突如其来的悲痛而扭曲的情景。性格阴沉的马尔金总是与孩子们平等相处，他给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和计划。他还眼里噙着泪花，跟9岁的谢廖沙诉说一个他曾经那么长久热恋过的女人怎样最终抛弃他的事，他就是因为这心灵上的创伤才总是蒙上一层阴抑的色彩的。谢廖沙惊惶不安地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这位温和的大朋友向孩子们敞开了自己的心灵之窗，仿佛他们是他的同辈朋友。可是在这同时，他又是一只老海狼，一个革命者，一个最神奇的童话中的真正英雄。难道，就是那个曾经在外交部地下室里教他们用大口径短筒手枪和卡宾枪射击的马尔金死了吗？噩耗传来的那个沉寂的晚上，托洛茨基看见两个孩子的身躯在被子里颤抖，孩子的妈妈还听见他们在伤心的抽泣。
2 摩登杂技场的演说
生活在群众大会的漩涡中旋转。托洛茨基发现彼得格勒的所有革命演说家几乎都变得声音嘶哑或完全失声了。1905年教会了他要更小心地爱护声带，因此他才得以基本上没有落伍。群众大会在工厂、学校、剧院、杂技场、街道和广场一个接一个地举行。他总是半夜以后才精疲力竭地回到家，常常在半睡半醒中找到批驳政敌的强有力的论据，而早上7点，有时还要早点，讨厌的敲门声又把他从睡梦中拖起来：请托洛茨基去参加彼得戈夫的群众大会，或者，喀琅施塔得派来了快艇，士兵们要听他演说。每次总觉得，这次大会是肯定支持不住了。然而，某种精神的潜在力量慢慢涌出，托洛茨基又能够一小时、甚至两小时地讲下去。在他讲话时，从别的工厂和地区来的代表团已坚守在他身旁，将他团团围住。原来，有三个或五个地方，几千名群众已经等了他一二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了。在那些日子里，觉醒的群众多么耐心地等待着新的信息！
在摩登杂技场举行的群众大会是非常突出的。不仅托洛茨基，连他的对手们也特别关注这里举行的群众大会。他们认为杂技场是托洛茨基的堡垒，所以从来没有打算在那儿发表演说。可是，每当托洛茨基在苏维埃里抨击妥协主义分子时，常常有人恶毒地喊道：
“这儿不是你的摩登杂技场！”
这句话成了他们的老生常谈了。
托洛茨基通常在晚上，有时甚至是半夜里在杂技场发表演说。听众都是工人、士兵、劳动妇女、母亲、街头少年以及其他首都被压迫的下层人。会场里每一平方俄寸的地方都被占据，每个人你挤着我，我压着你，孩子们坐在父亲的肩头，婴儿躺在母亲的怀里。没有人抽烟。楼座因为经受着人体的重压，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托洛茨基是从人缝中挤上讲台的，有时是直接被人们的双手举上去的。在人们屏息静气的紧张气氛中常常突然爆发出呼喊声和热烈的尖叫声。他的身边、头上尽是挤得紧紧的手臂、胸脯和脑袋。托洛茨基仿佛是在一个由人体构成的温暖的洞里讲话。如果讲话时要挥动手臂，必然要碰到身旁的什么人，而每一个友好的反应又都告诉他，不必为此担心，不必中断讲话，请继续讲下去。任何疲劳，在这种热情的人群的强烈电源感应下，能够存在下去吗？他们渴望知道、了解和寻找自己的道路。有时托洛茨基仿佛凭嘴唇就能摸到这些已汇成一体的人们要求寻根问底的愿望。这时，在同情感的压力下，事先准备好的论据和词语被挤到了一边，而另外一些他自己也料想不到的但为群众所需要的词语和论据在下意识中井井有条地出现了。这就是摩登杂技场，它的情景是热烈、稚嫩而又狂势。婴儿们平静地吮吸着母亲的乳头，而母亲则在赞许或威胁的喊叫着。整个人群也像是一个婴儿，正用干渴的嘴唇依贴在革命的乳头上。不过，这个婴儿成长得出奇的快……托洛茨基从摩登杂技场出来比进去更困难。人群不想破坏自己的联合体——他们不愿意散去。托洛茨基在累得稀里糊涂中，被无数双手托起，从人群头上漂浮，一直漂浮到大门口。有时托洛茨基在人群中认出两个少女的面孔。她们和她们的母亲住在邻近，大的15岁，小的14岁。托洛茨基总是只来得及朝她们的兴奋的眼色点点头，或者一边走一边匆匆握一握她们递上来的温暖稚嫩的小手。但是人群很快就将他们分开了。当托洛茨基已经来到大门外时，他发觉整个杂技场的听众还跟随着他们。深夜的街道充斥着一片呼喊声和脚步的踢踏声。一扇大门打开了，人们将他迅速地推了进去，随即又关上。这是朋友们把托洛茨基送进了巴蕾舞女演员克舍欣斯卡娅的家，这幢豪华的公馆是尼古拉二世为她建造的，此刻成了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参谋部。穿灰军大衣的男人坐在缎面家具上，或者在久未打蜡的地板上踏步。托洛茨基在这里可以等到人群散去后再继续前进。
开完大会，托洛茨基独自一人在阒无人迹的大街上行走着，突然听到身后有脚步声。昨天也是这样，似乎前天也是如此。他随即掏出了勃郎宁手枪，一个急转身，并且向后退了几步。
“你想干什么？”托洛茨基厉声问道。
托洛茨基面前出现一张年轻、诚实的面孔。
“请允许我保护您，因为杂技场里混进了敌人。”
这就是大学生波兹南斯基。从那时起，他就与托洛茨基形影不离。在整个革命年代，波兹南斯基担负了托洛茨基交给他的各种各样责任重大的使命。他负责保卫托洛茨基的个人安全，创建了一个流动军事秘书处，搜寻被遗忘的军事仓库，弄来需要的书籍，从无到有组建一支支后备骑兵连，亲自在前线厮杀，最后，也同托洛茨基一样站到了反对派行列里。如今，他正在流放中。托洛茨基期待着未来有一天他们再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