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的前任女秘书有一个妹妹，名叫希尔维娅，在纽约工作，是北美托洛茨基派支部的积极成员。1938年，她在被派往巴黎参加第四国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期间，认识了一位富裕的比利时男子扎克·莫尔纳，这位风度翩翩、潇洒活泼的青年立即对希尔维娅表现出异常的热情，而希尔维娅也为这位男朋友的有教养的举止和出乎的大方所吸引，两人一见钟情。
代表大会以后，希尔维娅回纽约。有一天，突然接到扎克从纽约市内给她打来的电话，原来他也来到纽约，不过此时扎克的护照上写的却是加拿大公民福连克·杰克逊的名字，扎克解释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在比利时逃避兵役，热恋中的希尔维娅信以为真，对此毫不怀疑。
一个月以后，扎克突然对她说，他已经受聘担任一家公司代办处的常驻代表，马上要去墨西哥。他离开美国时给希尔维娅留下3 000美元作为生活费（这在当时相当一个普通职员半年的工资）。第二年1月她也去了墨西哥，并且跟她姐姐原先一样，也当了托洛茨基的秘书。在墨西哥，她与杰克逊同居了。杰克逊每天开车送她去托洛茨基住宅上班，有时傍晚也在托洛茨基家大门口接她，但从未打算走进院子里一步。托洛茨基住宅院内警卫和院外警察们逐渐与他相识，有时也很乐意与他抽一支烟聊上一会儿。有一次杰克逊还热情地用自己的车送罗兹梅尔夫妇去他们要去的地方，使得罗兹梅尔夫妇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好感，称他叫“讨人喜欢的年轻人”。这以后，杰克逊常邀请罗兹梅尔夫妇去豪华餐馆用餐和去郊外踏青等。
1940年3月，希尔维娅要离开墨西哥去纽约。临行前，托洛茨基让希尔维娅把自己的男朋友带到家来做客。他觉得她每次把自己的男朋友堵在大门外不大礼貌。但是，杰克逊没有来，他托希尔维娅带来话，说她不在他暂时不来。
正在这时，发生了武装袭击托洛茨基住宅的事件。希尔维娅立即打电话给扎克，对方回答说：“我最近很忙，没到他们那儿去，详细情况不清楚。”还说，他越是了解这位俄国革命家，就越是从内心里怀有对他的真诚的同情。他极为鄙视干这种事的人。
武装袭击后的第三天，罗兹梅尔夫妇要去韦拉克鲁斯港，然后从那儿乘船返回法国。当杰克逊开着自己的豪华“别克”来托洛茨基住宅准备送客人上路时，人们请他进去坐坐，并同托洛茨基、他的妻子、罗兹梅尔夫妇及警卫队长等一起共进早餐。纳塔丽娅也去韦拉克鲁斯选罗兹梅尔夫妇，在回程的5个小时里，他同杰克逊进行交谈：应当同意罗兹梅尔夫妇的看法，这确是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
从韦拉克鲁斯回来后，杰克逊有两个星期没有到维也纳街的那幢房子里去。6月12日他又来了。在同托洛茨基在院子里兔笼旁的大约10分钟的谈话里，他告诉托洛茨基，由于老板决定关闭公司，他要到纽约了，又说在自己离开时他希望把自己的“别克”留给警卫队的伙伴们使用。
一个月以后，杰克逊带着希尔维娅一起又返回墨西哥。但他不仅没有表现过要与托洛茨基见面的意愿，而且还似乎主动回避这样的会见。杰克逊显得有些焦躁不安，消瘦了许多，并且常常失眠，大白天一连几小时躺在床上，甚至不想与希尔维娅谈话。这时纳塔丽娅邀请希尔维娅和她的未婚夫来家里喝茶。这次会见在7月29日，时间仅一个多小时。
后一次会见在8月8日。杰克逊以希尔维娅的名义带来一束鲜花和一大盒糖果。在同托洛茨基的秘书们的交谈中，他第一次谈到了发展世界托洛茨基运动问题，提到了各国的运动领导人的名字，暗示他想对这个运动给予物质上的帮助。在同托洛茨基的谈话中他重复了自己的建议，表示打算创办一个托洛茨基公司，还准备同托洛茨基一起去山里旅行。
8月17日，杰克逊又来了。他告诉托洛茨基他写了篇文章批判美国支部的某些打算离开托洛茨基的成员，他想听听列夫·托洛茨基对这篇文章的意见。那天阳光和煦，但杰克逊却带着礼帽，手肘上搭着件雨衣。
托洛茨基请杰克逊走进自己的办公室。10分钟后，托洛茨基与杰克逊一同走出办公室来到院子里。这时人们发现托洛茨基显然有些焦躁不安。客人走后，托洛茨基对妻子道：“他给我带来一篇文章，实际上是一篇草稿……，尽是套话，没有实际内容。我告诉他应当怎么写。再看吧。他今天的举止有些古怪——看不出一点法国教养的痕迹。往桌沿上一坐，帽子也不脱……纳塔，我看我们以后别再跟这个人来往了。”第二天早晨托洛茨基请秘书甘森去调查有关杰克逊这个人的情况。
8月20日，这天早晨托洛茨基起得特别早，很快梳洗完以后，就到院子里去喂兔子和浇灌他培植的仙人掌。这一切对纳塔丽娅来说，意味着丈夫今天的情绪特别好，意味着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工作日。
“今天最好不要有任何人来打扰，我要一直工作到傍黑。趁现在人家给了我个‘缓期’，纳塔，我就得抓紧时间。我感到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结实，应当认真地坐下来写那本斯大林的书了，大家都等着读它哩。”早餐以后托洛茨基对妻子说道。
托洛茨基紧张地工作了一上午（其中还接待了律师利加尔特就5. 24武装袭击案的来访），午餐后稍事休息一会儿又开始口授给《平民报》的回复。晚5点是全家喝茶的时间，喝完茶以后他又立即走到兔笼边。这时他发现杰克逊还在那儿等着他。纳塔丽娅看见希尔维娅的未婚夫跟自己的丈夫在一起，心想：“又是他，怎么又来了？”也走了过去。
“我口渴得很，能不能请您给我倒杯水？”他跟纳塔丽娅打了招呼后，请求道。
纳塔丽娅又注意到他手中的雨衣和头上的礼帽。“您看上去脸色不大好，杰克逊。今儿整天阳光灿烂，您干嘛带着雨衣和礼帽？”纳塔丽娅问道。“希尔维娅怎么样？”
他没有立即回答，好像什么地方走神了。“希尔维娅？好，很好，谢谢。”
“您是要把您的文章让我看看？那好，来吧！”托洛茨基道。
他们走进办公室。托洛茨基坐进桌边的安乐椅。杰克逊站在他的左边，靠近窗子。就在托洛茨基看完第一页，并准备翻看第二页时，杰克逊向后退一步，从雨衣下抽出一把登山冰镐，以全身的力气，用平尖头向托洛茨基头部猛凿下去。
托洛茨基突然向一根胀开的弹簧，猛然站起，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接着向杰克逊猛扑过去，竭力想抓住他的手，不让他再次袭击。托洛茨基用手推开他，冲出办公室，但这时他感到两脚瘫软，再也抬不起来，只得依靠在餐厅和凉台之间的门框上。纳塔丽娅看见他满脸血污，立即奔了过来。
“杰克逊……纳塔莎，我爱你……”说着，一头栽倒在妻子的怀里。
警卫们都冲了进来。托洛茨基道：“快把谢瓦看好……我感到……我认为……他要害他……他还要砸我，但我挡住了……”
办公室里传来了喊声。秘书和警卫们在狠揍杰克逊，用枪柄对着他的脸、头、脖子和脊背一阵猛击。
“啊，不，让他们不要打死他，要他讲话！”托洛茨基在呻吟中说道。
医生来了，检查了托洛茨基的伤势，尽量压抑着不安，对大伙儿说伤势不危险。但是托洛茨基用手压住自己的心口。
“我感到这里……我不行了……这回他们胜利了……”
警方在检查现场时发现，杰克逊事先把冰镐的木柄锯短了，用一根带子把它跟自己雨衣的衬里连在一起。在雨衣的右侧衣袋里发现一把长35公分、宽3公分的匕首，另一只衣袋里有一支45口径手枪，枪膛里有一粒子弹，另有8粒子弹在子弹匣里。
“带上这么多武器！”秘密警察首脑萨拉萨尔对自己的助手道。“毫无疑问，他是打定主意，今天到这儿来务必要把托洛茨基置于死地。他只所以没有开枪，是想在完事以后能溜走，你看他的‘别克’车开着门，车头朝着科约坎大街……”
墨西哥的最好的医生们给托洛茨基做了头颅手术，但无济于事，他的脑组织受到了损害。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于1940年8月21日19时20分逝世。
凶手坚不吐露任何真情，这给侦察工作带来困难。警方的工作是在调查杰克逊所持有的那份加拿大护照开始取得突破的。来自加拿大的消息称：那份护照是1937年3月22日由渥太华发给一个名叫托尼亚·巴比奇的南斯拉夫出生的加拿大公民的。这个人持这份护照去了西班牙，后来在战斗中阵亡。三年以后这份护照出现在墨西哥。警方认为这是证明杰克逊是“格普乌”的人的第一种证据。侦查中，警方还请求了比利时驻墨西哥大使馆的协助。几天以后，比利时的外交人员告诉墨西哥警方：犯人自称出生于德黑兰，父亲是比利时驻德黑兰的外交官，但比利时在德黑兰的外交使团从来没有一个姓莫尔纳的人工作过；犯人又称他曾是比利时季赫斯摩军校的学生，而且同时在布鲁塞尔大学修读，这两所学校的学生名册中均无此人；犯人还说他母亲住在布鲁塞尔的加福尔街1号，实际上布鲁塞尔根本没有这样一条街，只有一条瓦福尔街，而且这条街的1号是城里的一家大商店，根本不是民宅……
墨西哥的一位精神病医生基罗斯·库亚隆对杰克逊产生了兴趣，他为了弄清犯人是否患有精神病史亲自前往西班牙调查。谁知这次调查却大大帮助了墨西哥警方。医生在马德里警察局的档案里找到了一个名叫拉蒙·麦尔卡德的人的材料，看到了这个人的正面和侧面照片，自然这就是今日的杰克逊。这位西班牙共产党员在西班牙战争期间被捕入狱，一直到人民阵线获胜后才出狱，出狱以后不知去向。医生带回来的照片和指纹消除了墨西哥警方的最后疑虑。
经过漫长的调查和审讯，扎克——杰克逊——拉蒙·麦尔卡德被墨西哥法庭判以20年徒刑。但犯人的监禁生活一直受到某国大使馆的关注，在狱中享有独一无二的特殊待遇：犯人在列库别里监狱中有一套装饰豪华的牢房，里面有一张双人沙发床，有个人书库、收音机，后来还有了新玩意儿——电视机，有专用厨房……他还在狱中结了婚，那个女人每月两次来到丈夫身边……
这个执行别人意志而自己最终受到惩罚的人在经过长期监禁以后，于1960年5月被释放，先后在莫斯科、捷克斯洛伐克和古巴度过了他的残余岁月。1978年他死于古巴，时年65岁。生前，他曾多次对朋友和记者说过：“你们怎么就不理解，那完全是另一个时代！如果换到现在，我可能会是另一个人，做的也是另一种事！”
1972年墨西哥出版了前总统拉萨洛·卡德纳斯所写的一本日记，在1940年8月21日这一天，作者写道：
托洛茨基今天死了。他是昨天被一个名叫扎克·莫尔纳的比利时人杀死的，这个人是作为朋友来访问他的。这个人是一个为托洛茨基敌人服务的狂徒，6个月前来到墨西哥，今年28岁。墨西哥公民里韦拉曾经申请允许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居留，因为别的国家拒绝给托洛茨基提供避难……人民的思想和事业不会因其领袖的逝世而消失，相反，他们会因为为神圣事业而牺牲的人的鲜血而更加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