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给他来了个大合唱。”孩子们嘀嘀咕咕地商量着，彼此挤眉弄眼，你推我搡的。廖瓦是其中的一员，不是一般跟着闹，很可能是一个带头的。这种大合唱以前也弄过，尤其是对图画老师，因为他又凶狠又愚蠢，大家都不喜欢他。所谓大合唱，就是当教师离开教室时，大家一起齐声发出一种像狼嗥一样的叫声，但要紧闭着嘴巴，让人无法确定是谁在捣乱。大家已经给比尔南德搞过两次，不过声音都比较低，是悄悄地干的，因为大家都很怕他。这次大家下定了决心。这一天，下课铃响了，这个法国人把记分簿夹在腋下，朝教室门口走去。忽然，从最后一排发出了嗥叫声，它立即像一股旋风，迅速席卷到了最前排。廖瓦也尽力发出了呼啸。比尔南德立即收回已经跨出门的一只脚，转过身来，跑到教室当中。此时他脸色发青，两眼冒着火星，同他的敌人面对面站着，一言不发。孩子们，特别是前排的孩子，都竭力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后排的同学则若无其事地在整理着书包。比尔南德站了约摸半分钟，然后一个忽转身，愤怒地向门口走去，也许是因为走得太快，他的燕尾服的后襟像扬起的船帆似地扯了起来。同声一致的狼嗥声一直伴随着这个法国人走到走廊的尽头。
下一节课才开始，比尔南德、校长施瓦涅巴赫和班监迈尔相继走进了教室。这个迈尔两眼暴突、额头很宽，但脑子很笨，人们都叫他公羊。施瓦涅巴赫说了几句类似开场白的话，他说话时小心地绕过了俄语中变格变位的暗礁。比尔南德气势汹汹地呼哧着，向自己的敌人发动了猛烈的反攻。
结果有10～15个学生被处罚拘留2小时，中午不得回家吃饭，其余的放学回家，这当中也包括廖瓦，虽然在叫到廖瓦的名字时，他发现比尔南德以一种怀疑的眼光狠狠地盯了他一眼。廖瓦离开学校时心情十分沮丧，心里觉得如果跟他们一起受罚反而要舒坦些。
第二天他走进学校时，差不多已经忘了昨天的事，一位昨天受到惩罚的同学在校门口叫住了廖瓦。
“喂，”他对廖瓦说道，“你要倒霉了，昨天丹尼洛夫向迈尔告发了你。”
廖瓦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正在这时，学监彼得·巴甫洛维奇走了过来：
“去见校长去！”
决定将廖瓦开除，但是有三种不同的开除法在教师会上展开了讨论：一是无权再进任何中学；二是无权再进本校；三是可以重新考入本校。结果同意采用第三种，即最温和的一种惩罚方式。廖瓦忐忑不安地想到父母得知这件事后的情景。廖瓦的监护人为了使廖瓦的父亲接受这个事实和尽量减轻对他们的打击，做了许多准备。芬妮·索洛莫诺芙娜给廖瓦的姐姐写了封内容详尽的信，并教她如何向父母透露这个消息。廖瓦在敖德萨一直等到学年结束，像往常一样放暑假回到家。有几个漫长的夜晚，在父母已经睡去之后，廖瓦仔仔细细地跟哥哥、姐姐讲了全部情况，还把那些教师和学生描绘了一番。哥姐对学校生活还记忆犹新，何况，他们对廖瓦就像他的长辈一般。他们听着廖瓦的讲述，时而摇头，时而哈哈大笑。姐姐笑着笑着就淌出了眼泪，还伏在桌上哭了一场。决定让他先到别处去玩上一两个星期，在这期间让姐姐把发生的事先给父亲透个风。姐姐被这个使命吓坏了。廖瓦的哥哥学习成绩不好，他们的父亲把全部希望都集中在廖瓦身上。开头几年成绩优异，表现突出，可是忽然，一切都完了……
一个星期以后，当廖瓦同好朋友、演奏能手格里沙一起回到家里，立刻明白，一切都已公开了。母亲热情地欢迎自己的儿子，可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但父亲却相反，装作什么事都没有似的。过了些时候，有一天，天气很热，父亲从地里回到家里，坐在阴凉穿风的客堂里休息，突然，他当着妻子的面问廖瓦：
“跟我说说，你是怎么跟校长打唿哨的？是不是这样：两个指头塞到嘴里？”他自己还比划了一下，然后就哈哈大笑起来。母亲惊讶地望着丈夫，又瞅瞅廖瓦，脸上露出一种笑不是笑、气不是气的尴尬的表情：怎么能把这种可怕的事当儿戏？可是父亲还在问廖瓦：
“做做看，你怎么打唿哨？”
他笑得更欢了。尽管老人心里很难受，可显然，他的得第一名的儿子敢于在学校最高当局面前打唿哨，这总是很了不起的。廖瓦再三告诉他，不是打唿哨，而是平心静气、并无恶意地用鼻子哼叫，可老人无论如何不相信，还说是打唿哨。直到老太婆哭了起来，方才罢休。
4 重新考入实验中学
整个夏天廖瓦都无心准备考试。他度过一个不平静的暑假，常常莫名其妙地吵闹，直到考试前两星期才回到敖德萨，但回来后也懒得复习功课。也许廖瓦花费工夫最多的是法语，可是考试时，比尔南德只草草问了他几个问题，其他教师问得更少。廖瓦进入了3年级。这个班的学生大部分是老生，他们有的出卖过廖瓦，有的护卫过廖瓦，有的旁观中立，这决定了廖瓦今后很长时间里对他们的态度。其中许多人，廖瓦不同他们说话，也不打招呼，而对那些曾经在困难时刻护卫过自己的人则更加亲密了。
这可以说是最初的、特殊形式的政治考验。围绕这件事形成了三组人：告密者和善妒者们在一边，心地坦诚和勇敢的孩子们在另一边，而在他们当中，是一些动摇不定的中立者。这三种人，在以后的岁月里仍然继续存在，廖瓦在各种不同的环境里多次遇见过他们。
5年级的学生已经开始谈论上大学和选择日后道路的事，谈得最多的是竞争激烈的升学考试，彼得堡教授们怎样出些鄙俗而又低级趣味的题目为难学生，以及彼得堡有专家给考生进行补习等等。高班生有的年复一年地到彼得堡去应考，名落孙山后，复习一年再去考。一想到两年后的这些考验，许多学生都不寒而栗。
就在这一年沙皇驾崩。这看来是件大事，甚至于是件不可思议的事，然而，它像在别的国家发生的地震一样离他们太遥远了。对于廖瓦，以及对于他周围的人，既然没有对沙皇的染病产生过惋惜和同情，所以对他的死也就不感到悲痛。第二天学生们上学时，感到那儿似乎笼罩着一种巨大的莫名其妙的惶恐。
“沙皇死了。”同学们互相低语着，并且再不知道说什么，用什么话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实则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感觉到的是什么。他们只知道，要停课了，大家都暗自高兴，特别是没准备好功课或当心吊黑板的同学。校工招呼所有的人去大礼堂，准备在那里举行追悼仪式。戴着金边眼镜的牧师说了些应景的话，什么“父亲去世了，儿女们悲恸欲绝；全民之父驾崩，我们的哀痛难以言表”。可是，大家并不悲伤。追悼仪式进行了很长时间，非常沉闷。叫大家一律在左臂上戴上黑纱，帽徽上也蒙上块黑布。其他一切事情照常。
6年级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大家都想尽快地离开辛苦而令人讨厌的学校。毕业考试弄得很隆重，特地安排在大礼堂里进行，学区还请来了几位大学教授主考。校长每打开一个从督学那儿领来的装有试卷的包裹时，总显得异常地郑重其事。宣读完试题以后，都会有一阵惊恐的叹息，仿佛一下子把大伙儿给推进了冰窟窿似的。由于神经过于紧张，总觉得题目很难，但写着写着慢慢地发现似乎并不那么可怕。在规定的两小时快结束时，教师们帮助同学们骗过学区的警戒，开始了“打派司”。廖瓦考完后并不交卷，仍然留在考场里，在学监克雷让诺夫斯基的默许下频繁地给那些考试不顺利的人递送小条子。
7年级是增设的年级。圣保罗中学没有7年级，故而要转到别校去读。在这个间隙，同学们成了无约束的自由民。每一个人都为这一时刻准备了一套便服。领了毕业证书的那天晚上，同学们来到了夏日花园。这里有一些歌女在露天舞台上演唱，按规定中学生是严禁光顾的。大家全都系着领带，嘴里叨着纸烟，桌子上还放着两瓶啤酒。同学们对自己的大胆行为也有些胆怯，还没等启开第一瓶啤酒的塞子，就看见那个因为说话声音像羊叫，外号叫“山羊”的班监威廉来到桌前。同学们本能的全都站起身来，心里不由得一阵紧张，可是事情却很顺当。
“你们到这儿来啦？”威廉说道，话音里有一点忧伤的成分。他宽厚地同大家一一握了手。
同学们中年龄最大、小指上戴着一枚戒指的K放肆地要班监同同学们干一杯，这要求有点儿过分，被威廉矜持地拒绝了，接着他便匆匆地告别去搜寻那些偷偷地踏进公园禁区的小同学去了。同学们更加明白了自己的身份，便放肆地喝起酒来。
从预备班算起，廖瓦在实验中学度过的7年不能说没有令人愉快的事，但苦恼远胜于它。总而言之，实验学校留在他的记忆中的色彩即便不是黑色的，至少也是灰色的。学校里发生的一切事情，痛苦的也罢，欢乐的也罢，都是处于一种冷酷的和官僚的形式主义制度的统治之下。不过，这所学校也不是什么也没给廖瓦，它仍然教会了他许多东西：它给了他基本知识、有条不紊的工作习惯和外部社会的纪律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日后生活所必需的；它也有悖于它自己的直接使命，在廖瓦心中播下了仇恨现存制度的种子——而且，无论如何，这些种子没有播撒在不毛之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