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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七缪第十(4)

庄公虽然知道他话里有话,但还是比较大度,任由他说。恰好到了吃饭的时候,庄公就请颖考叔和自己一起进餐。吃饭时,颖考叔把菜里的肉挑出放在一边,吃完后包好收藏起来。庄公很奇怪,就问他这是什么缘故。颖考叔说,他的母亲什么东西都吃过了,就是没有吃过国君赐予的食物,他要带回去给母亲吃。庄公听了非常感叹地说:“人家都有母亲好孝顺,为什么只有我没有呢?我虽做了诸候,却不能像你们平民百姓那样去孝顺父母。”颖考叔故意装作很纳闷地样子说,太夫人好好地活着,为什么不能好好地孝顺呢?庄公就把将母亲放逐到城颖及发誓的事说了一遍。颖考叔说。你既然惦记着母亲,就说明你大孝。虽说是“黄泉相见”,不一定就是死了才相见,如果在地下挖一条大隧道,一直挖到泉水,也就是到了黄泉了,在隧道中相见,谁又能说你不孝呢?谁又能说你违背了誓言呢?庄公觉得这办法可以,就派颖考叔去办了。

颖考叔派五百士兵迅速挖好了隧道,并在地道里盖好了房子。一面把姜氏接进去,一面请庄公从地道的另一边进来。母子相见,抱头痛哭,相互原谅了。在隧道内,庄公赋诗道:“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出了隧道以后,姜氏赋诗道:“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从此,他们母子之间又像当初一样和睦亲爱。

至此,庄公又赢得了孝子的美名。

郑庄公到底是不是真的道德楷模,如果看看他后来做的两件事,就更加清楚了。

郑庄公责问周平王

郑庄公是春秋时期著名的“伪君子”,不仅陷害了自己的弟弟,还欺骗了自己的母亲,为了脱掉不孝之名,居然做出了在隧道中与母亲相见的荒诞之举。然而,郑庄公就是靠这种深藏不露的虚伪而成功,并使郑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噫吁嘻!政治的成功竞与虚伪如此接近。也许,伪君子搞政治更容易成功!

郑庄公因忙于自己的事务,很长时间没有去洛邑了。忽然听谛周平王有不用他做朝廷卿士的意思,就赶忙跑到洛邑,去向周平王辞职,说自己本来没有什么能力,只是靠祖上对王室的忠诚,才榜收留在朝廷里当差,这回希望能准许辞职。周平王本打算用虢公忌父当卿士,但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给郑庄公来了这么一手,弄得周平王十分难堪,矢口否认有过更换卿士的打算。越是否认,郑庄公就越是说自己的能力赶不上虢公忌父,弄得周平王差点给郑庄公下跪。后来,周平王实在没有办法,就说如果怕他不相信郑庄公,就让自己的儿子太子狐到郑国去做抵押。平王的臣下们觉得让太子做抵押也太不公平了,但又害怕郑庄公,就提出让平王和庄公的儿子相互交换做人质,郑庄公就答应了。

太子做人质,这是中国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次,这使周朝的脸面扫地无存。臣下质押君主的儿子,更是大逆不道的事,由此可见庄公的真实面目。周平王死后,太子狐从郑国回到洛邑,他本体弱,又兼悲伤过度,不久就死了,就立太子狐的儿子、周平王的孙子做天子,即周桓王。不料周桓王十分强硬,他看不惯庄公的骄横,一上台就想撤掉他的卿士。庄公知道了这件事。就派人割掉了王室的麦子,肆意挑衅,虽使关系变得紧张,但由于周天子的忍让,到底没有爆发战争。过了几年,庄公干脆免掉了郑庄公的左卿士,任命了虢公,庄公无奈。不过周桓王也是得寸进尺,又用不属于自己的十二个邑换取了郑庄公的四个邑,使郑国白白地丢了四个邑。由于庄公不再去朝见周桓王,桓王就率领陈、蔡、卫等国家的军队前来讨伐。按照从商代以来形成的阵法,周军按左中右三军列阵,中军由周桓王率领,是主力军,左右两军起配合掩护的作用。而郑国的子之提出了不同于传统阵法的新阵法,他把主力放在左右方阵即左右军上,把中军摆在两方阵靠后,战车靠前,步兵靠后,意图先打垮敌人的左右两翼,再包围中军。子之还主张先出击周军的右翼陈军,因为陈国正处动乱之中,士气不高,必定一触即溃。战事完全按照子之的预料发展,陈军败退后,右翼的虢军也相继败逃,中军被紧紧围住,郑国的祝聃一箭射中了桓王的肩膀,周军大败。祝聃还要追击,郑庄公因为是被迫应战,就没有同意。

当晚,郑庄公派人去慰问周桓王的伤势和周军将士,愿意同周桓王及诸侯和好。至此,周天子“受天有大命”、“辅有四方”的牌子就被彻底打掉了。周天子不仅名存实亡,现在连名也不存了。

太子做人质和射王中肩这两件事都是庄公干的,在当时看来都是违背人臣之礼乃至大逆不道的。他这样做是否出于历史的必然或者是否合理姑旦不论,但依当时的观念看来确实是不符合传统道德观念的,郑庄公不是一个仁义之人,则确定无疑。

庄公在对待他弟弟反叛的态度上是极其令人深思的。庄公知道他的母亲和弟弟怀有二心,但完全可以及早地采取措施加以制止,用不着陷人于死地。不过,庄公也十分清楚,一天不彻底除掉弟弟,他的心里就一天不得安宁,因为他的弟弟迟早要反,况且经常采取严厉的措施,还会给自己招致不仁的恶名,不如设法一次斩草除根。因此,庄公一步步地把他的弟弟诱向反叛,而且又全在他的把握之中。在这全过程中,他显得十分“仁厚”,乃至大臣们都为他着急。

为了权力,不顾手足之情,不顾母子之情,既除掉了弟弟,又放逐了母亲,这就是所谓的“仁者”;在具体的过程中,庄公深藏不露,欲扬先抑,欲擒故纵,采取“欲噬者爪缩,将飞者翼伏”的阴险策略,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这就是忍术。

智慧金言

在中国历史上,杀人必冠以名目,杀之有名,使被杀者无怨言,使旁观者无谤言,已成为一条通行的历史经验。如果认真地分析这些杀人者和被杀者,我们也许会被深深地震撼,权力欲望与人性的搏斗是多么残酷,怎样才能限制人的权力欲望,怎样才能发展人的正常的人性,恐怕是值得思考的。

识人一诀:“大义”灭亲者不可信

注重人之常情与大义灭亲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说,大义灭亲是注重人之常情的高度升华。然而,矫情的“大义”灭亲却是违反基本人性的,在其背后一定隐藏着某种阴谋,最起码是某种功利。

人之常情是一个人在社会上所必须遵循的生活规则,如果违背了人之常情,就是矫情作伪。因此,考察一个人的品德,有时候看看他对待人之常情的态度就可以知道个差不多。在中国历史上。有关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起,为了取得鲁君的信任,做鲁国的将军,竟然杀了自己的妻子,仅仅因为他的妻子是齐国人。但他不仅没有得到鲁国人的信任,反而受到鲁人的谴责。

乐羊子任魏国将军,在讨伐中山国时,他为了表示自己对魏文侯的忠诚,当着中山使者的面,吃掉了自己在中山国任职的儿子的肉。魏文侯虽对其功劳给予了奖赏,但从此以后就不再信任他,罢免了他的兵权。

明朝天顺年间,都指挥马良受到皇帝的宠爱。马良的妻子死了,皇帝去安慰他,正碰到他已经好几天不出家门。皇帝问其原因,左右的人说:“马良正在办喜事,娶了新妻子呢!”皇帝听了,十分不高兴,他说:“这个家伙对妻子如此薄情,怎么会忠诚于我呢?”于是就把马良招来用木杖打了一顿,从此以后疏远了他。

明朝的宣德年间,金吾卫指使傅广阉割了自己,然后傅广请求到宫中当太监。皇上听了以后,非常奇怪地问:“傅广已经是三品大官了,他还想做什么?残害自己的身体,是为了想再升官吗?”于是命司法部门问他的罪。

上面的这些君王有识人之明,没有遭受他们的祸患。有人就不是这样了,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管仲对待齐桓公的几个宠臣的态度和评论,而齐桓公没有听他的话,最后就死在他们的手里。

春秋战国时期,齐桓公由于有贤相管仲的辅佐而称霸中原,所以齐桓公对他十分尊重。后来管仲病危时,齐桓公看望他,并请教说:“仲父病了,请问您有什么事要嘱咐我吗?”

管仲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就对齐桓公说:“我希望你离易牙、竖刁、常之巫、卫公子这伙人远一些,千万不要接近他们。”

齐桓公听了他这“临终遗言”,十分不理解地说:“易牙煮了自己的儿子的肉来孝敬我,说明他爱我胜过爱他的儿子,难道这还不值得信任吗?”管仲说:“人没有不爱自己儿子的,如果他对儿子很残忍,对自己的主人怎么能好?”

齐桓公接着说:“竖刁阉割自己来侍奉我,说明他爱我胜过爱自己的身体,难道还能怀疑他吗?”管仲说:“人没有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的,狠心毁坏自己身体的人,对君主怎么能好?”

齐桓公又说:“常之巫能断定人的死期,能治疗我的顽固病症,难道不能相信他吗?”管仲说:“死生由命,顽症是身体上的毛病,不去掌握自己的命数,守住自己的根本,却依靠常之巫来维系自己的健康,人就因此而为所欲为了!”

齐桓公说:“卫公子启方,侍奉我已十五年了,为了我,父亲死了他都没去奔丧,说明他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这样的人还不应该信任吗?”管仲说:“人最亲的莫过于父母,他对父母尚且如此无情,又何况对其他人呢!”

齐桓公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说:“好,一切照您的话办。”

管仲死后,齐桓公驱逐了这四个人。但四人走后,齐桓公食不甘味,夜不酣寝,没有心思治理朝廷,同时旧病也犯了,宫廷上十分骚乱。过了三年,桓公说:“仲父的话太过分了吧!此四人有益而无詈于国。”于是又把他们召回朝廷。

次年,桓公病了,常之巫利用自己的巫术造谣说:“桓公将在某日死去。”易牙、竖刁、常之巫勾结起来作乱,他们把桓公的宫门堵塞住,不准任何人进去,在宫外筑起三丈高的墙,断绝他的饮食,准备把他活活饿死。

齐桓公临死时流着泪说:“唉!我今天得到了这样的下场,怨我糊涂,没有听仲父的话。仲父实在是圣人,圣人的眼光是很远的啊!”

通过人之常情来考察一个人的品德,是十分有效的。这里面的道理就不用多说了。问题是有些时候人们的矫情作伪得到了鼓励,什么儿子揭发老子,妻子反对丈夫,似乎只有这样才是“忠”,结臬是培养了一些只有斗争性而少有人性的人。这个时代似乎离我们还不远,不太健忘的人们并不是记不得。然而,即使人们不健忘又能怎样呢?现实中又有多少人注重人之常情、人之常理、人之常德呢?

智慧金言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注重人之常情与大义灭亲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说,大义灭亲是注重人之常情的高度升华,是把人的常情升华到了为国、为民、为道的境界,是一种大情。

真将材与假将材

俗谓大奸似忠,其实,有时往往大忠似奸。一个具有真才实学的将帅可以兴国,一个善于弄虚作假的将帅可以亡国。一国一家的兴亡成败,就存乎于这真假之辨。

《孙子兵法》是兵家的至高无上的经典,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不仅对当时有着巨大的影响,即使是现在,人们也不敢轻视它的智慧;不仅对军事领域有着经典性的指导作用,就是对政治、商业、处世等其他领域也起着重大的影响。尤其是现在,几乎整个人类都已经注意到了它的价值,世界各国都纷纷研究《孙子兵法》。

战国时期的孙膑,是《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的后代,也是一位大军事家,他著的《孙膑兵法》,虽然今天已经失传,但我们可以想象,它应该也是一部很了不起的兵家著作。然而,孙武的这位后人没有孙武那样幸运,他遭受了一番常人所不能忍受的磨难。孙膑与庞涓的故事,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孙膑也因此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春秋战国是两个历史时期,虽然并称,但一般说来是在三家分晋以后才进入战国时期的。当时,晋国被韩、赵、魏三家分掉,晋国灭亡,而三家兴起,其中数魏国的势力最强大,魏惠王野心勃勃,也想学秦国收拢人才,找个商鞅一类的人物来替他治理国家,于是做出一副求贤若渴的样子,花了许多钱来招致贤士,后来来了一位名叫庞涓的人,声称是当世高人鬼谷子的学生。鬼谷子是当时十分著名的人物,是纵横家的鼻祖,著有《鬼谷子》一书,专门论述纵横家如何说服君主的技巧,比较完整地保存到了现在。从《鬼谷子》看来。其作者的确是一位十分了不起的人物,但他是个隐士,并不出来做官。庞涓说他自己是鬼谷子的学生,又与大纵横家苏秦、张仪是同学,并在魏王面前大吹大擂,魏王就信任了他。

庞涓当了大将,他的儿子庞英、侄子庞葱、庞茅全都当了将军,“庞家军”倒也确实卖力,训练好兵马就向卫、宋、鲁等国进攻,连打胜仗,弄得三国齐来拜服。东方的大国齐国派兵来攻,也被庞涓打了回去。从此魏王就更信任他了。

庞涓的同学孙膑是孙武子的后代,他德才兼备,是个少见的人才,尤其是从老师鬼谷子那里得知了先人孙子的十三篇兵法,更是智谋非凡。一次,墨子的门生禽滑厘来拜访鬼谷子,见识了孙膑,就想让他下山,帮助各国国君守卫城池,减少战争。孙膑说:“我的同学庞涓已下山去了,他当初说一旦有了出路,就来告诉我的。”禽滑厘说:“听说庞涓已在魏国做了大官,不知为什么没写信给你,等我到了魏国,替你打听一下。”

墨子不仅坚决反对战争,还有很多弟子,都是技能人,他们纪律十分严明,为了反对战争都可以死不旋踵,因此,墨子在当时的影响很大,他曾凭着自己的一张嘴吓得强大的楚国不敢去进攻宋国,所以,每到一个国家,国君都会把他待为上宾。等禽滑厘到了魏国,他就对魏王说了孙膑和庞涓的事。魏王一听,立即找来庞涓,问他何以不邀孙膑同来,庞涓说:“孙膑是齐国人,我们如今正与齐国为敌,他若来了,也要先为齐国打算,所以没有写信让他来。”魏王说:“如此说来,外国人就不能用了吗?”庞涓无奈,只得写信让孙膑前来。

孙膑来到魏国,一谈之下,魏王就知道比庞涓更棒,就想拜他做副军师,协助军师庞涓行事。庞涓听了忙说:“孙膑是我的兄长,才能又比我强,岂可在我的手下?不如先让他做个客卿,等他立了功,我再让位于他。”实际上,这是个计谋,是为了不让孙膑与他争权,然后再伺机陷害他。但在当时,客卿没有实权,却比臣下的地位高,孙膑还以为庞涓一片真心,对他十分感激。

庞涓原以为孙膑一家人都在齐国,孙膑不会在魏国久留,就试探着问他:“你怎么不把家里人接来同住呢?”孙膑说:“家里的人都被齐君害死了,剩下的几个也已被冲散,不知何处寻找,哪里还能接来呢?”庞涓一听傻了眼,如果孙膑真在魏国呆下去,自己的位子可真要让给他了。

半年以后,一个齐国人捎来了孙膑的家书,大意是哥哥让他回去。孙膑对来人说:“我已在魏国做了客卿,不能随便就走。”并写了一封信,让他带回去交给哥哥。